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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南巡”对中共国权贵资本主义化的作用不容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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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南巡”对中共国权贵资本主义化的作用不容低估
   
     最近读了胡平的《再议邓小平“南巡”》文章系列(上、中、下),发觉胡平对邓小平“南巡”作用严重低估且完全误读,而且胡平“六四”对中国的影响也有误读之处。
   
     胡平在文中做结论说:“所谓六四后中国的经济改革陷入停顿乃至倒退,其实并不符合实情。邓小平九二南巡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固然有大力提速之效,但要说它力挽狂澜、拨正航向就言过其实了。”(见《再议邓小平“南巡”》(下))。


     胡平把邓小平“南巡”对中国的巨大影响,仅看作1978年“邓改开”的大力提速,是肤浅的。实际上“邓南巡”所推动的全面经济改革,已经本质不同于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虽则废除“人民公社”,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城市经济体制未大变,只是容许了小商小贩类个体户;产权体制未变,整个八十年代直到1995年前工业企业仍是百分之百公有制;价格体制未变,整个八十年代直到1994年之前,百分之九十七的商品由政府定价(这个体质尤为重要,因为它决定了社会的性质),因此,1978年至“南巡”之前的中国社会,基本上仍是社会主义社会——它是一种容许少量私有经济作所谓“公有制有益的补充”的社会主义社会,即毛左派讨伐的“修正主义社会”。
   
     但在邓小平“南巡”旋风的推动下,中国全面而剧烈地向权贵资本主义演进:“邓南巡”后仅两年,百分之九十七的商品改由市场定价(这一比例至今未变);“邓南巡”后仅四年,中国工业企业由公有制占百分之百下降到百分之三十(这一比例至今未变);这就导致中共统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基本瓦解。。。可见由于“邓南巡”的推动,中国的社会性质已经发生了质变——由“南巡”前的修正主义社会剧变为权贵资本主义社会。
   
     胡平否定“邓南巡”对经济改革“力挽狂澜、拨正航向(以邓小平主张为“正确”的航向),实际上就是否定“六四”屠杀后两年多(自1989年下半年到1992年初)的左倾回潮停滞时期,这个判断,恐怕连邓小平也不会同意。
     邓小平在1989年下半年就呼喊:“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这就说明有人在抵制、搁置十三大报告;谁有能量抵制、搁置十三大报告,当然是中南海内的寡头及其代理——陈云、江泽民等人;抵制十三大报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抵制“邓改开”!
     而因为有陈云、李先念等大佬撑腰,江泽民随即于1990年针锋相对地在政治局咋呼:“必须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革开放。。。”矛头指向邓小平,意指十三大报告的“改开”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改开”。
     邓小平则在“南巡”途中放出狠话:“谁不改革谁下台!”威胁要废黜江泽民。这就说明江泽民等人拒不执行“邓改开”路线已有一段时间,令邓小平忍无可忍。
   
     由上可见,邓记“改革开放”,于“六四”屠杀后两年间停滞,是邓小平本人的判断;由于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对于这样重大的变局,邓小平不可能没有在野、且身在美国胡平看得清楚,可见胡平否认“六四”后经改停滞,是完全看走了眼。
   
     互联网时代后陆续传出的中共高层内斗消息,也印证了有这个“两年停滞期”的存在。“六四”屠杀后,邓小平名溃,处于内外交困左右不是人的处境中;而以陈云为首的左派元老,则乘机欲废除邓小平路线,将中国扭上“正统社会主义”道路,即陈云所主张的“鸟笼经济”模式。陈云派的元老李先念早在“六四”屠杀前就对邓小平发难说:你选错了两个接班人——即胡耀邦、赵紫阳,这回要听听我们的了。陈云则强调:正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衍生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而带来了“八九”动乱;眼见邓小平党内外舆论落得被动,由李先念大力推荐上来的无原则机会主义汉奸子弟江泽民,“六四”后自然趋从陈云一派,这一切,导致邓小平一度十分被动,他自己都承认:他在北京讲话没人听了。
   
     对于陈云一伙取而代之的用心,和邓路线遭废止的前景,邓小平高度警惕且绝不容忍,为之不惜联合赵紫阳旧部杨尚昆,甚至一度不惜让赵紫阳复出,也要挫败陈云一伙的意图。这就是邓小平“南巡”的政治背景。
     胡平对“六四”后两年经改停滞的否认,也反映出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隔膜——毕竟身在美国隔洋观火,没有切身体验:
     那时我的家人和亲戚都在国企工作,下班回家都热衷谈论时事(普遍政治冷漠是九二年“邓南巡”之后的事),当时他们都说企业体制改革统统停了,不准提政企分开,工厂内大搞社会主义教育、大唱红歌,深有重回毛泽东时代之感;那时我正上高中,学校里大搞“反和平演变”洗脑、广播站大放红歌。。。整个社会,与“六四”前蝙蝠衫、牛仔裤、港台歌、霹雳舞、改革片的氛围已经截然不同了,一时恍若隔世。。。而经济改革的氛围重新回潮,确实是“邓南巡”“不问姓资姓社”后的事。
   
     胡平把“六四”屠杀看作“邓改开”的清道行为,失之偏颇。胡平说:“六四枪响,由偷变抢”。实际上由邓小平主导的“六四”屠杀,本意根本不是推进“改开”(当然也不是“反改开”),而是挽救中南海政权。而且,“六四”屠杀的直接立威效果,更多的是对“改开”的寒刹效果——所以有江泽民中央两年的“左倾”停滞,因为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惯性很大,一般的官僚既想不到、也不敢转向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六四枪响”后并没有权贵资本主义化,“由偷变抢”是两年多后“邓南巡”启动的。“六四”屠杀其实与“邓改开”没有直接的关系,“六四”屠杀的立威作用,一度被陈云利用,后来被邓小平用来为全面走资开道,不能因此就说“六四”屠杀就是为两者之一而作。
   
     “邓南巡”对中国其实不是好事情。表面上看:中国藉“邓南巡”,获得了暂时的经济腾飞,但中共统治集团由此获得了新的生命,再把此种人类最严酷的专制延长了数十年的生命。若无“邓南巡”,中共必然已经垮台,垮台后虽则暂时的动乱不可免,但总比再受中共数十年专制统治好,这就是“长痛不如短痛”的道理。
     如果中共九十年代垮台了的话,现在的中国必然已经实现宪政民主和两岸统一了。
   
   曾节明 写于2014年九月二十四日凌晨
       
(2014/09/2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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