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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计生”问题是鉴别反对派人士民主素养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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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计生”问题是鉴别反对派人士民主素养的试金石
   
     许多异议人士迄今不太把中共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当回事,总觉得它是民主化大事外的枝节问题,这是大错,因为“计生”问题是牵涉到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根本问题,一个人对“计生”的态度,反映出其人对“普世价值”的根本态度。
   
     很少有人洞见到:计划生育的本质其实是计划经济,因为马克思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效益低下,且遏制了社会活力,以致于不能创造出充足的就业机会,这才需要“计划”(控制)人的出生率;而市场经济社会则完全无需此种控制。


     邓小平一上台就指责中国人“生得太多”、“人口太多”,邓共一再强调:中国“人太多”,是毛泽东时代贫穷落后的重要原因。这完全是欺世的弥天大谎,事实是: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才是中国贫穷落后的主因!才是城市青年没有工作,需要“上山下乡”的原因!君不见“邓改开”半吊子经济松绑后,毛共“婴儿潮”时代“过剩”的人口,立即成为中共国经济腾飞的最大优势——丰裕的年轻劳力。(托“邓计生”之福,此优势今天已丧失殆尽,形成“未富先老”危局)
   
     很少有人注意到:“计划生育”,和“计划思想”其实是息息相通、本质相同的,它们的实施,都天然地要求一个专制强权,否则便无从实施。因为人有自由的天性,若无专制的强横暴力,任何正常的人都不会拱手交出自己的权益。
     因此“计划生育”必然侵犯人权,“计生”政策在宪政民主国家不可能行得通,它非依靠专制独裁政权不足以顺利实施。
     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宪政民主国家实行“计划生育”。女总理英迪拉。甘地的“计生”政策在民主国家印度推行不下去,激起众怒的甘地也遇刺身亡;而“计划生育”在新加坡(曾经)和中共国(迄今)却大行其道,这绝不是偶然的。
   
     因此,支持计划生育,实质上就是支持侵犯人权、就是支持专制强权;支持“计生”的思维,与中共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思维,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是为了“正当”的目的,可以肆意剥夺人权的思维:毛共为了“共产天堂”剥夺人权、邓共为了“发展经济”剥夺人权、“计生”为了“发展经济”(邓共语)——抑或为了“保护地球生态环境”(朱学渊语)剥夺人权!
     综上可见,计划生育,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与“以人为本”的理念格格不入、完全相悖的,而当今整个西方世界的宪政民主制度和“普世价值”——包括至高无上的人道主义,就建立在“以人为本”理念的基石上。
     即便抛开道德以纯社会学角度看,“计划生育”也被证伪:市场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低生育率,证明“计生”鼻祖马尔萨斯的“战争和瘟疫”平衡人口论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也证明:市场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自然演进的生育率递减,其对弊端和对社会的震荡,远远小于专制强权人为的“计生”。
   
     综上所述:真民主人士,一定是反对计划生育的人士(虽则反对“计生”者,不一定是民主人士,如毛泽东);而支持“计生”的反对派,要么是头脑糊涂,对”普世价值”缺乏真理解,要么是根本就不信“普世价值”,“骨子里还是中共党文化那一套,这类为“正当目的”信奉不择手段人,其反共的真正目的,是取代中共由他们来专制,“与其你专制不如我专制”;反对派中力挺“计生”的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其人根本是冒充反对派(或独立评论人士)的中共特务(如公安、计生委网评员),这就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了。
   
     需忠贤加有独创的中国民运版人本主义,不仅是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利器,也是批判“邓计生”的利器,这是徐水良对中国民运将功抵罪的地方,也是我对徐特别欣赏的地方之一。
   
     对于三十年来如此荒谬邪恶、且中共还在坚持的“计生”暴政,惜乎哉民运衮衮诸公中,只有胡平先生鲜明且锐利地痛加批判,始终如一,这是我对胡平最为欣赏之处。
   
     邓小平开创的“计划生育”,正如胡平所言:是一项对生命毫无敬畏的暴政。被中共党文化深深浸淫的中国社会本来就漠视生命,“邓计生”则加深了此种漠视,而且以“发展经济”或“保护生态”的幌子,在邓小平死后近二十年后,仍在迷人地深层次地扭曲着中国社会,这是邓小平对中国的深远祸害,更甚于毛泽东的地方之一。
   
   曾节明 写于2014年九月十七日秋寒凌晨于纽约上州
(2014/09/2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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