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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生、严打、六四、流氓资本主义:邓小平多重元凶罪责不容开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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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生、严打、六四、流氓资本主义:邓小平多重元凶罪责不容开脱!
   
     前“民主墙”运动先驱分子、“李一哲”大字报三人小组之一王希哲,最近抛出“邓左派”的新名词,把中共国权贵资本主义法西斯化归咎于邓小平的继承者,王希哲在独立评论说:
     “毛泽东时代是有黑暗面(历史认识原因)的人民时代。纠正毛的错误面,肯定毛的正确面,正是中国今日最大多数民众的要求。邓,担负了这个使命,但他的后人在右派的唆使下在原公有财富攫取的引诱下,向右走得太远了。
    ( http://duping.net/XHC/show.php?bbs=10&post=1315568)


   
     这实在令人大跌眼镜:希哲兄在对资本主义的弊端和西方“普世”的双重标准认识鞭辟入里的同时,对中国国内的认识却是一退千里,深有越活越回去的趋势;此大概应了人在不同年龄段的规律:有早年天真者晚年悟道成哲人,而早年大有哲人态的人,则暮年反而滑归懵懂天真境界。
   
     在此,王希哲诳称导致中共统治集团全面官僚资产阶级化的责任人不是邓小平,而是邓小平的继承者——即江泽民、胡锦涛。
   
     这显然完全有悖于事实:中共统治集团全面且急剧官僚资产阶级化,正肇始于邓小平在1992的“南巡”,“邓南巡”“不问姓资姓社”的最高指示和旋风般的全面市场化,短时期将中国社会急骤地推向权贵资本主义社会,我想请王希哲先生注意:中共国迈向资本主义的诸大步,主要发生于“邓南巡”后的两三年内,而不是邓死后江泽民大权独揽时期,更不是胡锦涛在位期间!
   
    其一:农村改革止步于1985年,由1979年人民公社占百分之九十九到包产到户占百分之九十九,人民公社在1985年全部解散;此项改革导致毛共“一大二公”经济基础瓦解,中共国变身“修正主义”国家;
   
     其二:价格改革止步于1994年,百分之九十七商品由市场定价市场定价,这一比例至今未变;这是一项最为重要的经济改革,它使中国社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一个以计划经济为主的社会,剧变为市场经济社会——中共国完全异变为由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权贵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因为这项改革!
   
     其三:产权改革止步于九十年代中期,工业企业由公有制占百分之百下降到百分之三十,这一比例至今未变;这就导致中共统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基本瓦解;
   
     其四:经济管理制度改革,它在1994年实施“分税制”后即停止;
     而在江泽民手上完成的、中共最后一项“改革开放”的措施,是2001年12月“加入世贸组织”,但此项改革只意味着中共国经济正式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对国家“姓资姓社”的性质已无影响。
     (吴国光:《中国改革已经终结》)
   
     而胡锦涛在位的十年期间,中共没有一丝一毫体质性的改革。
   
     综上可见:对中共国资本主义化起决定作用的,是“邓南巡”激发的第二、第三项改革!所谓向“右”走得太远的,不是“邓的后人”,正是邓小平本人!若无“邓南巡”始做蛹全面洞开权贵市场化闸门,江泽民根本无胆走出“不问姓资姓社”一步,而谨小慎微僵硬颟顸的毛共辅导员胡锦涛,更是既无胆、也无能造这样的次。
     事实上,当时上海瘪三、无原则机会主义汉奸子弟江泽民,一度误判形势,投合陈云、李先念的喜好,于“六四”后机会主义“左倾”了两年,若无邓小平挟“杨家将”枪杆子“南巡”,江泽民几乎就要废止“邓改开”。
     因此,王希哲把中共国权贵资本主义化归咎于“邓的后人”,这完全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当然,邓小平瓦解导致共同贫穷的共产经济,客观上没有什么不对,问题是邓小平反马克思社会主义,醉翁之意根本不是自由、民主、人权甚至也不是富民,而是要成全他效颦法西斯新加坡的新式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2.0样板,变毛泽东昏热的穷专政为阴毒的富专政,为之不惜坦克入京,屠民盈城;为之不惜毁弃传统、常识,如满清“薙发易服”暴政般地祭出“一胎化”民族自宫巨蠢极权暴政,以致今天覆水难收,劳工荒,征兵难,维族起、边疆乱。。。民族国家危如累卵。。。。。。邓小平没有底线的流氓恶棍本性,外加上其无知无识、目光特别短浅的愚蠢,已把中国传统生育文化、家庭伦理、社会道德全面彻底摧毁,对中国民族的危害实际上远远超过毛泽东的政治运动,(习近平还在坚持的)邓小平路线已经把中国推向亡国灭种的边缘!
   
     王希哲把一手阻断“六四”民主化和平演变道路、亲手把中国扭上流氓资本主义快车道的邓小平,说成是担负使命顺应大多数民众要求的中道秉持者,实在荒谬绝伦,简直是昏了头!试问:
     邓小平害人害己祸国亡族、派脑瓜硬上血淋淋侵犯人权的“一胎化”“邓计生”,是否“顺应大多数民众要求”?若是,为何广大农民长期殊死抗争,形成“超生游击队”现象?抵抗“计生”工作、甚至打死“计生”干部、掀起反“计生”暴动绵延不绝?难道占中国人七成以上的农民不是民众?
     邓小平一手发起的滥杀无辜、草菅人命的“严打”是否“顺应大多数民众要求”?“从重从快”、不准上诉、“严打”百分之七八十冤假错案——家里开个舞会、为女友拍个裸照、有意无意看见了女人洗澡。。。一律统统立即正法,这是为人民谋利?这是顺应民意?难道数十万被错杀滥杀枉杀的严打死难者、几百万受害者家属的意见可以忽略不计!?
     再则,邓小平一生中最为“彪炳史册”的作为:冒全世界甚至党内主流舆论之大不韪,蛮横无耻地调集国防军进京,把数千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市民屠杀于血泊之中,也是“顺应大多数民众要求”?!
     。。。。。。
     呜呼,希哲老矣,尚能饭否?
   
   曾节明 于2014年九月十六日于秋寒纽约上州
     
(2014/09/1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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