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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家祺:預測『佔中運動』後果

嚴家祺:預測『佔中運動』後果


(2014-9-28在Facebook和《博訊》上發表,《前哨》10月號 )


   

(寫於2014-9-6 )


    有成千上萬人參與的社會運動和社會現象,面對變動不定的環境和因素,一般是難於預測其後果的。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學生運動,運動的參與者,包括趙紫陽在內,會預測到『抓人』和『鎮壓』,但沒有人預測到會發生慘烈的『大屠殺』。柏林牆的倒塌、蘇聯的解體、九一一事件以及二00八年全球金融風暴,都是在一天中發生的,也都沒有人能夠預測。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的根本區別,就是因為有人的行為有『不可預測性』。

   
   

關於『提名委員會』


   
    八月三十一日,北京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的决定。九月一日中大學生會發表發動罷課宣言書,為抗議北京『人大常委』的決定而啟動罷課抗爭。在未來一、二個月內,香港『佔中運動』將風起雲湧,將成為一九八九年來香港民主運動的一次新的高潮。
    《基本法》是趙紫陽時期按中英聯合聲明起草的,反映中國和英國對未來香港的主張,在『六四』後通過的香港《基本法》是有缺陷的,如塞進了第二十三條,但關於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是可行的,是有利於香港一步一步走向民主的條文。
    『愛國愛港』是『非法律用語』,可以作不同解釋。但《基本法》對行政長官的資格明文規定了比『愛國愛港』更窄的三項限制:
    第一,年齡、在香港連續居住年份和『在外國無居留權』以及香港、中國身份的限制。
    第二,要求當選後『對中央政府』負責,由中央政府任命。在聯邦制下,當選的州長無需經總統或中央政府任命。因為中國不是聯邦制國家,《基本法》這一規定包含着這樣可能性:如果中央政府不滿意『當選人』,中央政府可以不任命。這一『對中央政府負責』的規定,比所謂『愛國』的限制窄得多。
    第三,要求『當選人』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這可以解釋為所謂『愛港』。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致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這一條款,是在趙紫陽時代中國政治改革的氣氛下起草的,在『六四』後,雖然塞進了第二十三條『顛覆條款』,但當時,鄧小平和江澤民不敢違背中英聯合聲明取消這一條款。可以說,『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並不違反『普選』原則。在《基本法》附件一中,明文規定了『二00七年以後各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
    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不同於沒有『法治』的內地,在香港一切行動要有利於『法治』。而『法治』正是『民主』的基礎。我在『六四』後說過,『六四不翻案,中國無國慶』,我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等條款持反對意見,但我認為,對有長期法治傳統的香港來說,在《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有效的情況下,任何『公民抗命行動』,包括『佔中』在內,都無法改變《基本法》有關『提名委員會』的規定。『提名委員會』的作用是最後決定幾個『候選人』,在美國進行大選時,有一套漫長的、產生二、三個正式『候選人』的提名過程,這是產生『正式候選人』很高的『門檻』。香港沒有強有力的政黨政治,無法象美國一樣由兩黨產生『行政長官候選人』。在普選前,香港每一個公民都有『提名權』。在普選進行投票時,投票人可以不投『提名委員會』提出的『候選人』的票,而投其他人的票。這在普選中是天經地義的事。八月三十一日有關『提名委員會』和『候選人』資格這一決定,並沒有違反《基本法》。今天,二0一七年普選的『提名委員會』將有一千二百人組成,而不是只有三百人,正是北京在事實上『屈服』、是前一階段香港『公民抗命』運動的重要成果。我希望,『佔中運動』的發起人——法律專家戴耀廷、陳健民及牧師朱耀明有責任把這些情況告訴『佔中』支持者和無數為香港民主而努力的熱血青年。
   
   

『兩種可能』結局


   
    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共產黨內有兩股政治勢力,一股以鄧小平、李鵬、陳希同、江澤民為代表,另一股以趙紫陽、胡啟立為代表。現在的北京,同樣有兩股政治勢力,一股勢力,面對香港如火如荼的民主運動,希望在和平、理性、法治、對話的基礎上解決意見分歧;另一股勢力,仍然是江澤民的現存勢力,有的人今天仍然掌握巨大權力,可以使共產黨作出『類似六四鎮壓』的決定。這個『決定』的核心是,以《香港基本法》第十八條為藉口,『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中央人民政府可發布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
    香港是一個有長期法治傳統的社會,言論、集會自由是香港的傳統,香港人民的權利得到法律保障。如果『佔中』有明確時間限制,經過合法程序批准,符合香港法律,有助於加強香港法治和充分表達民意,當然是好事;『法治』社會也會出現種種『違法』行為,如果『佔中』有損香港法治,我認為,要讓它慢慢消退。今年七一遊行後香港開始『預演佔中』的和平靜坐集會,香港警方視為『擾亂公眾秩序』的非法集會。『預演佔中』,打算於翌日早上八時結束集會後和平離開。警方在凌晨多次警告集會『非法』,至凌晨近三時開始清場,逐一將集會人士抬走或帶走,排隊搜身後,再帶上旅遊巴載至黃竹坑警察學校臨時拘留,持續逾五個小時,共拘捕五百十一人。『法治』社會對付群眾性抗議活動的唯一做法就是『厲行法治』,香港特區政府,如果動用『過度警力』,如『六四』那樣的做法來『清場』,就是對香港和全中國人民的犯罪。
    『佔中運動』有『兩種可能』結局。如果『佔中運動』的和平落幕和逐步消退,二0一七年的香港將有一個『選舉方案』有所改善的、『候選人』仍有種種限制的、不理想的『普選』;如果『佔中運動』同時發生燒車、燒房和暴力事件,這種事件完全可能是有『反佔中』的人密謀策劃的。這時,北京就會按照《基本法》第十八條的規定,有意誇大『暴力事件』的嚴重性,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發布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實施』,也就是取消『一國兩制』。二0一七年的香港,不僅沒有『普選』,而且,由於實施『有關全國性法律』,香港原有的言論、集會自由,也會象大陸內地一樣受到種種限制。
    在『佔中』發生時,香港特區政府肯定會出動數以千計的警察,也可能大規模抓捕抗議的民眾。在抓捕過程中,就會引發不同程度的暴力衝突。這種衝突,會不會演變成『大規模的暴力衝突』呢?如果特區政府,有意使用『過度警力』,藉口個別警察受傷,用武器和殘暴的手法對待抗議的民眾,在激烈的衝突中,暴力行為不斷升級,最後釀成嚴重的流血事件。事到如此,北京會不實施《基本法》十八條嗎?
    『佔中運動』的後果難於預測,最根本的是無法知道,北京和香港的『決策者』,在面對『佔中運動』中的『小規模暴力』事件時,是希望引發『更大的暴力事件』,還是『息事寧人』、『以大化小』?所以,完全可以說,未來『佔中運動』能不能『和平落幕』或『慢慢消退』,主導方面不是主張和平、非暴力的香港民眾,而是北京和香港特區政府,也許是有意挑起『暴力事件』的、江澤民勢力生死相依的一些人。
    這使我回憶起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如果北京不實施『戒嚴』、六月三日晚上不出動數萬軍隊和警察,不使用機槍和坦克對付和平抗議的學生和市民,天安門學生運動會持續一個、二個月就慢慢消退了。當時的鄧小平,擔心的不是『面子』,而是已有多個將領公開反對『戒嚴』、而且,李鵬正面臨『全國人大常委會』愈來愈多的『常委』的反對和『罷免』的危險。
   
   

影響北京未來政局走向


   
    香港這次『佔中運動』,如果發生『大規模的流血事件』,將影響到北京未來政局的走向。
    『六四』的後果之一是,中國出現了一個以江澤民、李鵬、周永康為『三個代表』的『權貴腐敗集團』。現在,周永康這一個『代表』已經被關進『籠子』,江澤民勢力仍在負隅頑抗。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學生運動』直接危及鄧小平、李鵬的權力,而香港這次『佔中運動』,並不直接危及習近平、李克強的權力,也不危及其他五名政治局常委的權力。可以預測的是,如果『佔中』以『大鎮壓』或實施《基本法》十八條收場,必將引起全世界輿論的譴責,將有助於加強在一旁『看熱鬧』的江澤民及其『餘黨』的權力和影響力,也將大大削弱現在標榜『依法治國』和『打擊腐敗』的習近平的勢力。 中國現在的『雙規』做法,是違背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的 ,這是現在『反腐敗』會被江澤民、李鵬和周永康『三個代表』反攻倒
   算的重要『理由』。習近平在香港實施《基本法》第十八條的後果是,三年後的十九大,王岐山將被無情地『踢出』政治局常委會,習近平能否連任也成了問題。
    中國現在還是停留在『王朝政治』中,沒有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就像北宋王安石推行『富國強兵』的新法侵害了北宋王朝大批『權貴』利益一樣,在『反攻倒算』的大變動中,由於薄熙來在政治上沒有受到 象『王張江姚』那樣的批判,薄熙來妻子的問題,不會影響薄熙來東山再起,到那時,王岐山不是趙紫陽那樣『被軟禁』的問題,而是被『對他咬牙切齒的貪官污吏』推上『斷頭台』。
    香港『佔中』,關係香港和中國未來的命運和前途,我希望的是,香港未來的『佔中運動』能夠在一天、二天中,在激烈的抗議聲和勝利的歡呼聲中『和平落幕』,或者慢慢地和平消退。但命運捉弄普通老百姓,『天命』主宰着大權在握的統治者。『儒家』的『天命』,正是中國長期徘徊在『王朝循環』中的原因之一。
    『佔中運動』的最大可能是,『佔中運動』將和平落幕。到二0一七年香港第一次普選時,香港人民都會記得『佔中運動』和平落幕對普選的貢獻。香港普選,不論怎麼不完善,也是中國走向民主的第一步。(寫於201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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