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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記》中國如何走出『兩大循環』?

2014-7-11

中國如何走出兩大循環?


——兼談習近平的『中國夢』


   《新史記》2014-9

嚴家祺


政治的簡單和複雜


    中國問題,與伊斯蘭世界問題、國際金融問題相比,看起來很複雜,實際上很簡單。一個運動,有許多『行為主體』參與,不知道它的規律性,無法預測它的變化,這就是複雜現象。地球绕太阳运行,古代人感到複雜,現代人知道,它不過是一個简单力学系统中的简单周期运动。如果让地球绕两个太阳运行,地球的運動就非常复杂,就像一只被无数只脚乱踢的足球。實際上,這樣的『三體運動』,每一個『行為主體』都不是『人』,不會『自主運動』,仍然严格遵循力学规律。這時,複雜運動的原因還是十分簡單的。
   
   《新史記》中國如何走出『兩大循環』?

    (圖1) 三體運動
   
    中國政治,『行為主體』不是地球、太陽那樣的不能作『自主行為』的個體。政治是人的行動,由於『人』具有『自主行為能力』,政治現象就比物理世界的現象複雜得多。
    這裡要特別說明的是,影響力不等於權力,影響力可以轉化為權力。只有權力,才能推動大大小小的『政治行為主體』的運動,造成千變萬化的政治現象。
    中國國內外的舞台明星、著名作家、評論家、海外民運組織、對這種『多體運動』有不同程度的影響,但對中國政治來說,都不是『行為主體』。網路上的『大V』,有影響力,也不是『行為主體』。就是像今天中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他不表現出任何『自主性』,不是『行為主體』。在胡錦濤當政時,周永康、薄熙來、徐才厚都是近於『獨立』的『政治行為主體』,胡錦濤時代的政治表現了『多頭政治』的複雜性。在歷史上,辛亥革命前的孫中山和同盟會,對當時中國政治來說,並不是『行為主體』。今天我們是從『後面』看孫中山的,都知道孫中山的大名,他在成立『興中會』、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後一年,從夏威夷到美國大陸發展他的『民運組織』,從舊金山跑到紐約,一無所獲。1907年海外民運的『大分裂』,主要是孫中山在日本以『革命』的名義籌款籌到一萬兩千日元,離開日本時,只給《民報》留了兩千日元。章炳麟譴責孫中山(當時叫孫文)『挪用公款、背棄革命』。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前,他提倡『三民主義』,有很大的影響力。但影響力不是權力,辛亥革命爆發時,孫中山在美國丹佛市,他是在報紙上看到武昌起義消息的。武昌起義爆發後二個半月,孫中山才回到中國。當時的清政府,把國內的每一次起義和『群體事件』,都歸咎於孫文、黃興這樣的『境外敵對勢力』。這樣,孫中山的影響力就轉化為權力,孫中山回中國一個星期,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中國歷史上有『大一統』時期和『分裂割據』時期,『分裂割據』時期是許多『自主作為主體』作『多體運動』的時期。
    今天中國的政治,與1916年袁世凱稱帝後死後十年的中國、與中日戰爭期間國民黨、共產黨、汪精衛關係和國共內部複雜派系相比,是十分簡單的。今天中國政治的『行為主體』除了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外,地方長官、野心勃勃的軍事將領、權貴集團,持續幾天到幾個月的『群體事件』,是大大小小的『行為主體』,大多數『行為主體』沒有完全的『獨立性』,李克強、王岐山總的來說,是隸屬於習近平這一『行為主體』的,沒有形成複雜的『多體運動』。
    我說這些,主要是為了說明,研究分析政治現象,要分析政治體系和政治體系中的主要『行為主體』。思想可以產生影響力,但不是權力,沒有『行為能力』。美國的價值觀、民主法治的理念,可以產生影響力。對中國來說,把『美帝國主義』、『境外敵對勢力』拿來分析中國政治,實際上是一種『自我欺騙』和『自我蒙蔽』,大清王朝在滅亡前,沒有能力解決自己的問題,把所有『動亂』歸咎於『境外敵對勢力』孫文、黃興,不能挽救王朝的滅亡。今天的中國也一樣,把西藏出現的問題歸咎於達賴喇嘛,把中國其他地區出現的問題歸咎於『境外敵對勢力』,無助與解決中國本身的問題,因為即使沒有美國因素和海外民運的因素,中國只要維持它的古老的『王朝體制』,中國的根本問題還是解決不了。用『行為主體』來分析中國政治和國際政治,錯綜複雜的政治現象就可以看到它的簡單的、規律性的方面。
   

三種政治秩序


    經濟體系有市場經濟、計劃經濟、自作自給的自然經濟。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主要是經濟體系問題,當然,社會民主主義、共產主義還是意識形態。君主制、共和制、專制、民主是政治體系問題。專制政體可以與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相結合,十九世紀法蘭西第二帝國、二十世紀的希特勒德國和鄧小平後的中國,就是這樣。
    專制、民主的政治體系都有許多具體形式,現在英國、加拿大、日本是君主制國家,君主是沒有多少權力的『國家元首』,君主立憲,是一種走向民主的途徑。中國、朝鮮、伊朗名義上實行共和制,實際上,政治還是古老的專制制度。
    我在這裡,談一談『政治秩序』概念,談一談『政治秩序』與『專制』、『民主』的關係。
    人類社會的政治秩序,主要有三大類:一是『人治秩序』,二是『多中心秩序』,三是『法治秩序』。『人治秩序』和『法治秩序』的『個體』是在一般情況下是一個個『人』,有時會出現一些有『自主行為能力』的『群體』。『多中心秩序』的『個體』主要是一個個『團體』或『群體』。如『武裝集團』、『軍閥』、『割據性政權』。1648年至1648年歐洲三十年戰爭後的德國,全德分裂為幾百個小邦,還有許多『帝國騎士領地』,這時的德國,各個小邦的秩序是『人治秩序』,而德國處於『多中心秩序』狀態。這三類以外,還有許多不同形式的組合狀態。
    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始終在第一類秩序和第二類秩序中循環。秦漢隋唐宋元明清和今天的『人民共和國』是第一類秩序,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南宋金夏、元末、明末以及大清王朝滅亡後『民國』在中國大陸的大部分時間內,是第二類秩序。
    在農業佔主導地位、市場經濟不發達的國家或地區,不可能形成第三類秩序——『法治秩序』,當『人治秩序』無法維持下去時,就必然形成『多中心秩序』,而『多中心秩序』下混戰的結果,最終會回复到『人治秩序』。這就是幾千年中國『王朝循環』和『分裂割據——大一統循環』的重要原因。袁世凱任『民國大總統』,後來又『稱帝』,死後十年期間,中國政治的『行為主體』,主要是大大小小的軍閥加一個孫中山和國民黨,軍閥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系統,一是北洋軍閥,二是地方軍閥,三是流動軍閥。這一時期中國政治是不受一個『最高權力』控制的『多體運動』的政治,北洋軍閥與地方軍閥之間、北洋軍閥直系與與皖系之間、孫中山和流動軍閥之間,國民黨的不同派系之間,一片混戰。共產黨這時還沒有武裝力量,影響有限,蔣介石作為黃埔軍校校長,不斷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1927年後,中國的政治秩序也是『多中心』的,蔣介石、汪精衛、共產黨和溥儀的傀儡政權,形成多個中心。
   《新史記》中國如何走出『兩大循環』?

    (圖2)中國軍閥割據的『地盤』
    這種『多中心秩序』並不是中國僅有的,前面談到三十年戰爭後的德國,德意志土地上有幾百個『中心』。國際關係從來是一種『多中心秩序』。『多中心秩序』會形成『霸權』。我在2006年出版的《霸權論》一書,專門研究這種『多中心秩序』。『霸權』不是『權利』,而是一種『權力』。
   不是誰要不要『稱霸』的問題,『霸權』是一種客觀存在,狼在羊群中有霸權,航空母艦在小軍艦面前有霸權。國際社會中的『行為主體』有國家、聯合國、軍事條約組織、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等。國際關係不是人際關係,『國際法』沒有能力對付不願意遵從『國際法』的國家和軍事條約組織的,不可能在國與國之間長期建立『和諧社會』、『法治世界』。國際關係在和平時期,可以建立像人與人之間的友好合作關係,但國家外交政策可以突然發生改變,出爾反爾,國家沒有人的『良知』。國際社會不是『法治世界』。總的來說,國際關係是多種形式的動物關係,民主國家之間沒有戰爭,但為了『國家利益』仍然不斷發生爭奪。
   

人治秩序的起源


    人有意志、情緒和理性,意志使人作出行為,情緒是行為的調節器和制動器,理性使行為有目標並能預測後果。『非理性行為』往往不顧及後果。人的群體,團體、企業、政黨到軍隊,也有意志,也能作出行為。有些動物也形成社會,但組織形式只有一種,就是專制獨裁。動物在複雜情況下往往沒有能力預測自己行為的後果,動物社會和早期人類社會沒有什麼法治,只有文明的人類社會才能有法治。
    何頻的明鏡出版社在2009年出版了一本《普遍進化論》的書,在這本書中,我探討了從『動物政治』到人類社會政治的進化,探討了宗教和意識形態的起源。人类社会最古老的政治制度——古埃及的法老制度,是最早的专制制度,产生于公元前三十一世纪,距今五千多年。在中国,从夏商周以来,大大小小的王朝,包括分封的或割据的王朝,首领或首脑的权力不受限制,臣民的权利不受保障,也是专制制度。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把『权力不受限制的首领制』在广阔的地域中实行了,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專制制度的起源可以在動物社會中找到根據。
    对某些动物物种来说,当他们集群时,或被安放在同一『领域』中,会形成一定的『攻击—顺从』关系。社群内部不同个体因而在获得食物、异性等方面有不同的先後顺序,这就是『优势顺序』。社會生物學家爱德华•威尔逊说,『优势顺序』也可以称为『优势等级系统』或『社会等级系统』,『专制是其最简单的形式:一个个体统治类群中的全部其他成员,而从属者中全无等级可言。』这种『社会等级系统』在鸡群、狒狒、猩猩、黑猩猩群体中都存在。权力不受限制的『首领制』——专制体制,就是最简单、最有效的统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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