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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 ;最新毒性的精神产品:《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牟传珩

   
    来源:观察
   
    8月8日,正值中共北戴河会议召开期间,中共央视开始播放电视剧集《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为了纪念这个新中国腐败的鼻祖,《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从生活细节到政治领导可谓不惜轮番造假,肉麻吹捧。然而,该剧刚一播出,网上就到处恶评如潮,全国人大代表、博士生导师王全杰,就提出“应立即停播”的要求。
   


    本文旨在把《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颠倒了的事实,矫正过来,以澄清邓小平的历史真面目。其实,在文革中被毛泽东二次打倒的邓小平,曾声称“永不翻案”,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但毛逝世后,邓小平率先挑战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的动机,就是要借助于翻案,取代华国锋的地位,最终达到否定毛泽东的旧权威,树立自己新权威的目的。因此,邓小平才会利用“天安门事件”、“人民民主思想解放运动”和“真理标准讨论”,解除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紧箍咒,套上了他的“四项坚持”笼头;才会在党内为自己的权威计算,先后扳倒三个党魁绊脚石——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可以说,邓小平复出后从否定“两个凡是”,到提出“四项坚持”,以及先后罢免三个最高领导人的过程,充分展示了他的“权为己所用,利为己所谋”的韬略轨迹。
   
    “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被毛泽东二次打倒的邓小平就急不可待且又不无媚态地给华国锋写信,试图在党内权力重新洗牌过程中被重新起用。邓小平信中说:“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当时主持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工作的华国锋深知邓小平肉麻性媚颂他的意图,不仅不予买账,依然遵照毛泽东“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2月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华国锋批准的《关于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这一《通知》以李冬民等“抬邓”的“反革命案件”为由头,指出: 在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有少数坏人制造谣言,甚至伪造华主席、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妄图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干扰运动的方向。可见,华国锋对“永不翻案”的邓小平早有戒心。
   
    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平反‘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文化大革命’ 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如不这样看,就会有损我们的旗帜。” 面对这一情况,老谋深算的邓小平,因急于复出,又于4月10日,再次借助于写信,向中央施加压力,意在讨论他复出的问题。但他接受上次只给华国锋写信表忠心、喊万岁,结果热脸贴了冷屁股的教训,此次给华国锋中央信的抬头上,又刻意加了叶剑英的名字。其用意很明确,就是让叶剑英制衡华国锋。该信写到:“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 我在七五年的工作虽然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
   
    邓的这一阴招果然很灵,华国锋这一次接到此信无法绕开叶剑英,只得向中央公开,最终导致华国锋迫于老人政治压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表态说:1976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达自己对周总理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华国锋的这两句话,已违背了他的“两个凡是”原则。在决定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讲话。 明眼人一看就知,邓是在玩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伎俩。后来的事实证明,邓小平逐一推翻了毛对他的所有“批评和教导”。
   
    邓小平上台后,利用完了天安门事件,已达到颠覆华国锋政治地位与“两个凡是”原则的目的,接着又翻脸变调,开始向传承天安门事件的“西单民主墙”下手,给当时民心思变的“思想解放运动”再念紧箍咒。即至今都在禁锢社会变革的“四项基本原则”。 众所周知,当时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之后, 思想解放很快便被已取得了党魁地位的邓小平套上了“四项基本原则”的笼头。1979年3月,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指出:在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他强调,一方面要继续肃清“四人帮”散布的极左思潮的流毒,另一方面也要同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斗争。这篇讲话表明,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要由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抵制的“邓小平理论”来锁定。
   
    分析上述事实,我们不难发现邓小平上台前就利用了“天安门事件”的民意,大搞针对毛的“翻案”。他一上台,就以党的名义,行使所谓党指挥抢的权力。他第一步首先重整班底,排除异己,打击对手,并造舆论,控制党政军制高点,以树立自己的权威为目标,利用真理标准的讨论,全面否定文革。当他在党内成功排斥了异己,稳操胜券之后,立即就开始控制与镇压人民民主变革运动,并且亲自召开人大,动手修改宪法,取消四大和罢工,没收中国人民仅有的点滴民主武器。当“民主墙”上揭露出他就是反右运动急先锋时,邓小平便毫不客气地使用了比反右运动更无情的铁腕,坚决封杀了“民主墙”,在全国逮捕、判刑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直至发生震惊中外的“6.4”血案。这一次,他比毛泽东更狠的定性由悼念胡耀邦引发的“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动乱”。由此可见,邓小平挑战“两个凡是”的目的仅仅就是为了他和拥护他的官僚们平反,而不是真正要实现自由,为知识分子与被压迫的人民平反。记得邓小平在1980年3月19日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由于反右他是急先锋,他致死都拒绝右派平反,而以“改正”敷衍,并以此为中共纠正反右政策定调。
   
    毛泽东曾说,邓犯错误“死不改悔”。的确,毛说邓错了的,他一一都要清算、翻案。在邓小平的一贯逻辑里,毛是可以有错误的,但我邓小平是决可以有错误的。无论是反右运动、封杀民主墙运动、镇压“6.4”血案,件件都是由邓主导的。邓小平的传代继承人们宁可翻毛泽东定的案,也绝不敢翻邓小平定的案。而邓制定的“四项原则”,至今仍是中共第五代领导人“解放思想”禁区。由此而论,自从邓小平第三次上台,他邓小平就是党,就是宪法,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就是“改革开放”的旗帜。于是,今日中国唯有一个声音:那就是邓小平声音。邓小平加毛泽东的继承者习近平在党内大批党史“历史虚无主义”,说其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说到根子上习近平就是惧怕否认他不用票决就可以继承红色江山的“合法性”。因此,他要用最新毒性精神产品《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历史篡改主义来反了“历史虚无主义”。最近央视在大力推出《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同时,中共官方舆论把“纪念”邓小平和习近平联系起来。
   
    而亲共媒体《大公报》6月份的一篇评论,将习近平称作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师”,与邓小平的“总设计师”相提并论,其政治潜台词已不言而喻。
(2014/09/0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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