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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狮子的呻吟(78)

尼玛次仁的泪
   
     1999年盛夏的一天,大昭寺仍如往常一样挤满了朝圣者和游客。尼玛次仁也如往常一样,在门口售票,或者随时准备用英语和汉语为远地来的游客讲解,这是他的工作,和别的喇嘛不一样,就像报纸或电视里对他的称呼:喇嘛导游。实际上他不光是导游,他的头衔很多,最特别的一个是拉萨市人大常委,所以在西藏或拉萨的电视新闻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堆俗装裹身、不苟言笑的官员中,夹着一个穿绛红色袈裟的年轻僧人,神情总是那样:平静,明白,自重。
   
     突然有人通知他交两张照片给有关部门,用来办护照的。尼玛次仁被告知几天后他将先飞往北京,在那里和政府某些部门的官员会合,然后一起去挪威参加一个关于人权问题的世界性会议。挪威?达赖喇嘛不正是在那个国家被授予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吗?尼玛次仁隐隐地激动,又不安。在交照片的时候,有人对他再三叮嘱,谆谆教导,但看到他有些异样的神情,就说,放心吧,和你一起去的人都是有层次的,不会像我们拉萨的官员,什么也不懂。

   
     很快地,尼玛次仁独自坐上了去首都北京的飞机。当然两边都是有人接送的。他已不太记得跟哪些人见过面,说过什么话了。两天后,他和十几个人一道飞往挪威,途中的记忆仍然模糊。这是尼玛次仁第一次出国,所见所闻本应该历历在目,可比较起“人权”这个字眼,很多记忆并不重要。还有什么比那样一个会议更让他心事重重?要知道,他是这十几个人的代表团中,唯一一个来自西藏的藏人,唯一一个穿着袈裟的喇嘛。
   
     不过那十几个人确实不一样。那些都比他年长的官员们,果然和拉萨的官员不一样,个个都显得有知识、有修养,既不多嘴多舌,也不指手划脚。尼玛次仁至今还记得,那个在民族宗教管理局担任要职的官员,在他最为难堪差些抑制不住落泪的时候,只是轻声地问道“是不是不舒服”,便再也不多说一句。而当他终于泪流不止,没有一个人要求他做解释。无论如何,这算得上是一种善解人意,尼玛次仁为此充满感激。
   
     如今提起那次会议,尼玛次仁总是省略许多不说。比如会议的进程、人员、内容,比如会议的背景、环境、氛围,以及会议之外的聚会、讨论、游览……等等。实际上,尼玛次仁是突然说起那两次遭遇的。很突然。就像是在心底憋了很久,终究压抑不住,他一下子中断了正在东拉西扯的话头,让已经事隔很久的遭遇脱口而出。
   
     是头天上午会议结束去使馆赴午宴的时候。当然是中国大使馆。尼玛次仁一直存有的担忧,因为并未遇到有人为难他,提些让他不好回答的问题而舒缓下来。一路上,典雅的北欧街景赏心悦目,缓缓从窗外掠过,尼玛次仁开始和身边的几个老外闲聊,多少有些恢复他在拉萨时带着老外在大昭寺里转游的自在神态。所以当车戛然停住,车门哗然敞开,那人声,哦,那样的人声,那样多的人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地扑面而来,尼玛次仁就像被重重一击,脑袋里“轰”的一响,整个人几乎如失去知觉一般动弹不得。
   
     “加米(汉人)……”
   
     “加米喇嘛……”
   
     “共产党喇嘛……”
   
     使馆门口,几十张愤怒的面孔有着尼玛次仁再熟悉不过的轮廓,几十张翕动的嘴巴喊着尼玛次仁再熟悉不过的语言。那是几十个和尼玛次仁年龄相仿的男女,更是几十个与尼玛次仁血脉相同的族人。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是境外的流亡藏人,而他,就他一个,是境内的“被解放”的藏人。此时此刻,在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城市,在中国大使馆的门口,他们和他,犹如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
   
     他们的手中还高举着几幅标语,用藏文、英文和汉文写着:“中国人,把我们的家乡还给我们”……
   
     车里的人鱼贯而下。不理不睬。径自而去。但他不行。尼玛次仁他怎么可以做得到?后来,他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他是怎样走过那一段路的,但那显然是他32年人生中最长的路,最艰难的路。他的西藏僧侣的袈裟如烈火燃烧,火焰烧灼着他藏人的身体,藏人的心。更何况火上浇油火更猛。那每一个鄙夷的眼神啊就是一滴飞溅的油,是飞溅的熔化的滚烫的酥油。尼玛次仁他低垂的头颅,弯曲的脊背,蹒跚的双腿,被一滴滴飞溅而来的酥油深深地烫伤了。
   
     说到这里,尼玛次仁的声音有些尖利。“我怎么办嘛,我怎么办嘛,我穿着这样的一身……”他扯了扯阳光下显得醒目的红袈裟,连连重复着,近乎自语。
   
     从那以后,尼玛次仁回忆道:“我再也没有开心过。整整四天,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做热锅上的蚂蚁。”
   
     如果真的是蚂蚁就好了。对于小小的蚂蚁,再热的锅又算得了什么,只要心一横,从热锅上勇敢地纵身一跳,就可以逃得远远的。但怕的就是到处都是热锅,找不到一块清凉的藏身之地。
   
     尼玛次仁终于走过了那一小段备受煎熬的路,可他已经被烫得浑身是伤。浑身都是深深的烙印啊。这烙印使他疼得直想哭泣,却又欲哭无泪。使馆里的人都装作若无其事,或者说早已熟视无睹,谁也不提刚才的一幕。人们都在谈别的,一边有礼有节地聊一边有礼有节地吃,只有一个人什么都咽不下去,如鲠在喉。尼玛次仁,他可是第一次在异国他乡见到那么多的骨肉同胞,或者说那么多的“流亡藏人”,虽然近在咫尺,却分明隔若关山。
   
     肯定有不少人和尼玛次仁说过什么。那也肯定是些无关紧要的话,不关痛痒的话,所以他似听非听,听过就忘了,因为他正是心如刀绞,魂不守舍。但他记得,除了车上的那几个老外不时满怀同情地看看他,只有那个一起来的北京官员轻轻地问了一句:“是不是不舒服?”尼玛次仁差一点点头承认。那人看上去温和而礼貌,因为他是整个国家的民族与宗教的官方代言人,在以“人权”为名的会议上总是众矢之的。
   
     多日来的担忧才下眉头,又再次浮上心头。那是尼玛次仁在离开拉萨前就不断滋生的,难以排遣。此时更添了一份揪心,如果出门,会不会还碰见他们,被他们鄙视、讥讽或痛惜?在他们的心目中,完了,我肯定是一个“加米喇嘛”,“共产党喇嘛”,尼玛次仁苦笑道。
   
     因此,当他忐忑不安、小心翼翼、硬着头皮走出大使馆时,他一下子长长地舒了口气,但旋即又有点怅然若失。那边,先前围聚着几十个群情激奋的同胞,这会儿已是空空荡荡。他们去哪儿了?
   
     第二天平安无事。
   
     第三天,尼玛次仁在会议上发言。这正是派他来参加这个会议的目的,以他的现身说法来证明西藏是有人权的,西藏人的人权是有保障的。而不是像前几次会议上,一说到人权在西藏的状况,中方的理由总是虚弱不堪,因为没有来自西藏的声音。可有谁知道,这正是尼玛次仁的心结啊。如何说,说什么,该说什么,又不该说什么?真是让他苦恼透了。虽然他向来清楚,穿一身绛红色袈裟的他不过是个摆设而已,但他也不可能说得太离谱,或者出了格。他悄悄地向其中一个已有信任感的老外询问,老外也悄悄回答,别说具体的,笼统地说说就行了。
   
     所以尼玛次仁完全是照本宣科。准确地说,是照报纸、照电台、照电视宣科。是国内那些媒体上常有的如出一辙的言论,像藏民族的文化得到了最大的保护和发展,宗教信仰自由,广大僧侣爱国爱教,等等,等等。所有的与会人员都在默默地听着。只有一人提问。那是一个美国人。他用英语问尼玛次仁,既然如此,那么你们有没有见达赖喇嘛的自由?尼玛次仁愣了一下。虽然他早有准备应付这类问题,但听到达赖喇嘛的名字,就像第一天有人指给他看达赖喇嘛接受和平奖的地方,他还是愣了一下。不过他马上就稳住自己,颇为聪明地答道:“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不回答。”什么政治问题?一个西藏人,一个喇嘛,要见他们自己的达赖喇嘛是政治问题吗?但这以后,再也没有人提问,感觉像是所有的人都理解他的处境、他的心情,尼玛次仁这样认为。
   
     但是第四天降临了。尼玛次仁原以为这难熬的日子快结束了,没想到最大的打击在第四天降临了。
   
     因为是最后一天,会议的安排是去挪威一个著名的国家公园游览。挪威的公园确实很美,充满与自然并谐共存的魅力,让这个从小在世界屋脊长大的年轻喇嘛心生欢喜,左顾右盼。但突然间一个青年女子迎面走来,尽管是T恤和牛仔裤的装束,与周围的外国人打扮无二,尼玛次仁还是一眼就看出,这是一个藏人,有着典型的藏人的脸,藏人的味道,藏人的气质。
   
     典型的西藏女子径自向尼玛次仁走来,伸着双手,带着久别重逢的神情。
   
     一时间,尼玛次仁有些恍惚,感觉像是在哪见过,似曾相识,不禁也伸手握住那女子的手。但没想到啊,那女子不但一把握住不放,而且放声大哭起来。她一边哭一边用藏语说,“古修”(拉萨话,对僧侣的尊称),你在这里干什么,你跟着这些中国人干什么,你是西藏人啊,你要记住你是西藏人,你不要跟他们在一起……
   
     尼玛次仁又窘又急,又万分地难过,可又一点也没办法抽出手来,更不知道该说什么。人们都围上来了,都是外国人,看着一个穿红袈裟的僧侣被一个女子拉着哭诉,好奇极了。而一起开会的人,谁也没有围观,反而匆匆地走开了,一副像是与己无关的样子,其实倒像是一份难得的体贴。除了那个大使馆派来的人,这四天,他天天跟着尼玛次仁,只跟尼玛次仁一个人。这时,他开腔劝道,走吧,尼玛次仁,别理她。
   
     西藏女子肯定听不懂汉语,但她一定猜得出来是什么意思,她气愤得要用英文骂那汉人,尼玛次仁赶紧阻止了她。尼玛次仁翻来覆去地对那哭着的女子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西藏女子哽咽道,你真的知道,就不要回去。这时候,尼玛次仁艰难地掏出了心里的话,怎么能不回去呢?那是我们的家乡啊,都走了,把它留给谁呢?说着说着,他再也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最后来解围的是这样几个人──几个从西藏来挪威学习的藏人。在拉萨,有几个单位,如社会科学院、西藏大学、图书馆等,都要定期派人到挪威学习或访问。尼玛次仁不认识他们,但他看得出来这是些和他一样来自西藏的藏人。可他到现在也不明白,这一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身份不同的藏人聚集在这里。不过当时他顾不得考虑那么多了。他急急地从还在哭泣的西藏女子的手中挣脱而出,一边飞快地用袈裟抹去泪水,一边赶紧归队。
   
     “古修”,那解围的人中有人叫住他,好心地出主意说,如果他们问你是怎么回事,你就说她家里有人去世,希望你回到拉萨以后在大昭寺为她的亲人点灯念经。尼玛次仁匆匆点头,再一次有了心如刀绞的感觉。可就像是早有商量,当他走近他们,那十几个人谁也没看他一眼,谁也没问他一句话,就像是什么也没发生,或者说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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