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平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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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向习近平释放善意

   达赖喇嘛向习近平释放善意
   
   姜维平
   
   我读过海内外许多有关达赖喇嘛的报道,但我极少对西藏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是因为国家统一和民族的大事,太敏感而壮重,我从未去过西藏,对这个严峻的问题没有研究,也自然没有发言权,所以,以前,曾有人多次邀请我去聆听达赖喇嘛的演讲,都被我婉拒,我承认达赖喇嘛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但他的一些著述表明他已不甚了解中共官员的变化,这严重影响了他的决策,现在,情况似乎发生了微妙的渐变,形势在向积极的健康的方向发展,最令我感动的是近日他在訪問漢堡期間,接受德國之聲记者的一篇訪谈,虽然,他談锋甚健,涉及伊拉克、敘利亞局勢,中國佛教徒人數增加,以及他對西藏未來的樂觀態度,思路很广,但主要的精华是如下一段精彩的话语:


   
   在依次概括评价了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江澤民時代和胡錦濤時代之后,他强调指出,習近平的政策和行動似乎更具現實性。就像鄧小平所說的:從事實中尋找真理。我認為新領導層在遵循這一主張。而已經去世的胡耀邦當年正是遵循這一主張。習近平主席似乎傾向于胡耀邦的作法。在胡耀邦上世紀80年代初訪問拉薩時,他的公開講話和評論都非常具現實性。那個時候,人人懷著巨大希望。我至今認為,如果胡耀邦掌權時間更長的話,西藏問題已經解決了。習近平似乎也在遵循這種現實性的主張,因此還有希望。無論如何︰還是懷著希望做最壞的打算比較好。
   
   也许读者还记得我发表的一篇题为《只有胡耀邦才能救中国》的文章,在那里也谈及西藏等问题,我的观点与达赖喇嘛基本上是一致的,真的,我发之内心地坚信,假如按照胡耀邦的想法,以怀柔包容的态度对待西藏,处理各种棘手的问题,就能避免一些挫折,西藏和新疆都绝对不会是今天这种局面,如同华国锋粉碎“四人帮”一样,习近平抓捕了薄熙来,周永康和徐才厚,这都是改变和较正历史航程的壮举,它不仅是下一步“依法治国”的铺垫,对汉民族是积德的大好事,而且,也给解决包括西藏在内的少数民族问题,带来了历史性的新机遇,因为周永康等人独掌政法委大权,高压维稳,制造冤假错案,不仅害惨了汉族百姓,也极大伤害了少数民族的心,习近平有志在惩处周永康等“大老虎”之余,恢复司法的尊严和公平,也给民族合谐,国家统一带来一片阳光,达赖喇嘛是不同寻常的人物,他当然是“春江水暖鸭先知”。
   
   我认为,达赖喇嘛的这段话,有几层含义,一是他对习近平的总体评价,比较准确:他的政策和行動似乎更具現實性,而且十分到位地找到他认识的根源:從事實中尋找真理。达赖喇嘛说,在不久前的歐洲之行訪問巴黎時,習公開表示,佛教在中國文化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因此佛教徒應承擔起更多責任。對我而言,這非常不尋常︰一位共產黨領導人公開贊揚、積極評價佛教,事情正在發生變化。显然,习想超越毛邓江胡,在反腐倡廉方面已经走在了前面;在台湾,西藏,新疆等许多问题上,他都争强好胜,都想与众不同,有所作为;二是习以胡耀邦为榜样,虽然目前党内阻力很大,搅局的人不少,但他从心里是仿效胡的,对待西藏的敏感问题,他是有意把胡的思想做为参照系的,所以,才有了印度媒體25日所透露的新闻:中國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吳英杰說,北京正與流亡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私人特使”,針對達賴喇嘛重返西藏展開談判。他並表示,只要放棄分離主義活動,所有人都可返回西藏;三是达赖喇嘛的态度:虽有最坏的打算,但燃起新的希望,对此,我非常高兴。
   
   这使我想起2006年初,我从监狱获释后经历的一件事:我被判刑前,由于工作的关系,曾与大连中山区南山轻体房厂的法人代表孙惠民有点交情,但我与其久别重逢后得知,他曾受上级指派到西藏那曲地区任索县常务副县长,工作了三年,他干得非常好,与当地许多藏民成了好朋友,他讲了许多生动有趣的小故事,每一个细节都是感人至深的。我太了解他了,他绝对不会编故事骗我的,因为那时我在薄熙来的死党,大连市国安局党委书记车克民及马仔彭东辉,王富选等特务的严密监控下,根本不能发表文章,他没有必要用西藏的故事对我洗脑。
   
   实际上,人的本性是不能变的,他从西藏回来后,当上大连市中山区青泥街道的党支书,一点也没变,还是对待朋友热情,真诚而慷慨,他告诉我,他离开那曲地区索县的时候,有很多的藏民送了他几十里,久久不愿分手,正如他与我的交情一样,我相信他描述的故事是真实的,所以,2009年背井离乡,移居多伦多之后,每当我读到有关西藏的一些负面消息时,就油然想到了孙惠民,他今年接近50岁,现任大连市中山区组织部副部长,如果中共能把他这样的干部,不是蜻蜓点水地,而是长期地培养,重用,留在那里,真诚地为藏民服务,该有多好啊。总之,西藏出了问题,外部分裂势力的鼓动和挑唆确实存在,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地方官员没有学习胡耀邦,也没有孙惠民那样公而忘私的人品。或者说,缺乏选拔好人的机制。因此,达赖喇嘛从习近平身上看到重新燃烧的希望,或许它能继续点亮和温暖藏民的心。
   
   由于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太久,类似上述孙惠民这样的援藏干部的故事,知道很少,我可以向他转述一些:2001年6月,孙惠民进藏刚到索县的时候,就听说赤多乡政府的房子部分已经倒塌,乡干部们不得不挤在大帐篷里工作长达两年多。他感到震惊和难过,那些情景与大连形成天壤之别,这位当过企业老板的官员,不畏坚险,毅然踏上去赤多的路。途中和乡亲一起探路、搬运石头,花费7个多小时才走完81公里的路程。到达目的地,他立刻投入工作,至此开局,赢得了民心,使乡政府重建项目当年竣工,结束了乡干部帐篷办公的历史。
   此后在索县,他克服高山反应、路途艰险、语言障碍等不适问题,不到2个月的时间,足迹遍及全县10个乡(镇),为索县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基础。援藏3年,他先后为敬老院和孤儿学生捐款8000元,扶持4名孤儿和单亲家庭孩子上学,扶助8位孤寡老人生活。我想,达赖喇嘛以前听到的负面消息太多,正面的太少,也许孙也有不足之处,但在我受到监控,薄熙来权势依然如日中天之时,他还敢与我交往,并慷慨地帮助我,这足证他的人品,他对包括藏民在内的所有的人都好,是不用怀疑的事实。因此,他的经历对达赖喇嘛和援藏干部都是很好的启迪。
   
   既然西藏,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既然少数民族是汉族的亲兄弟,那么,就应当和他们心贴心地思索问题。在政治改革,经济建设和行政版图上,对西藏和新疆没有大的动作,很难改变目前的困局,为什么新疆出了那么大的问题,就是周永康,王乐泉之类的贪官污吏多年胡作非为造成的,抓捕了他们之后,还应当平反冤假错案,更应当真心实意地抓经济,叫少数民族的兄弟们富起来,比如,把新疆西藏连在一起,搞一个“新藏经济特区”,中央给优惠政策,银行给贷款,各省给项目,鼓励他们发家致富,而不是汉族官员去掠夺老百姓的财富和资源,轰轰烈烈地像当年的深圳那样,试一试看,准保大有改观。同时,把广东,港澳连成一体,搞一个“粤港政治特区”,与“新藏经济特区”遥相呼应,既保留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又给国人民主转型的希望,值此佳机,老态龙钟,归乡心切的达赖喇嘛,岂有不想回家之意?把他请回来了,牵一发而动全身,藏民的事就稳定了一大半,真的事半功倍啊。据说,2002年9月至2010年1月,達賴喇嘛的特使與北京展開过九輪談判。但愿第十轮能有突破式进展。
   
   2014年9月3日改于多伦多大学。
   自由亚洲电台9月5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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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0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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