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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三位“抗日”将军战死之迷 竟然全是蒙人!

中共三位“抗日”将军战死之迷 竟然全是蒙人!
   
   【阿波罗新闻网 2014-09-06 讯】
   
   编者按:中共要“纪念”抗日,就必须继续撒谎。但中共于抗战时期,确实又“战死”了几位将军,所以,这几个将军就成了中共用来证明他领导抗战的证据。好在历史的真实只有一个,而且迟早要大白于天下。所以,这几位将军究竟是怎么死的,也就陆续地随着中共的纪念而“浮出了水面”。

   
   刘兰志与左权
   
   这里发表的都是从大陆报刊、杂志、网站上转载的文章,这三篇文章,对于中共几位将军的为“抗日”之死,或是发表见解,或是放声歌颂,我们原文照录,只在关键的地方加上几笔评点,以与作者和读者一起来辨析真伪。也算是对历史尽一点责任吧。
   
   左权之死的另类迷惑——评点(原文:中国愤青,评点:若品)
   
   对CCTV的恶俗节目一向不感冒。昨晚(9月1日)因在同事家小聚,看到一个题目似乎是“家书”的节目。左权之女拿着左权生前写给妻子刘志兰的家书,诉说左权的情感世界。因左权生前是八路军副总参谋长,为“我党”(引号为本刊所加)在抗日战争中牺牲最高将领,便留了点意。据节目中左权之女左太北介绍,左权生前极爱其妻及左太北。极爱其妻我是相信的,有多封家书为证;极爱其女则稍有疑惑。左权家书写到:“如逆流万一不幸来到(请注意,左权是说‘逆流万一不幸来到‘,不是说‘万一我为抗日牺牲’。可见他并无要为抗日捐躯的思想准备,而只是有恐遭不测的预感。他的预感究竟是什么,读者可读下文。),你尽可不必顾及我,大胆地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
   
   1942年5月22日(牺牲前三天),他再次写信强调:“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仍然是说‘如指时局有变’,不是说‘如我为抗日而有不测’),你可大胆地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再多给你受累、不再多妨碍你的学习及妨碍必要时之行动为原则。”从信的内容看,只要不妨碍刘志兰的生活、学习及安全,对左太北是可以“按情处理”的,为此还特意强调让刘志兰不必顾忌左权本人的感情。“按情处理”,说白了就是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左太北本人的解释是,左权之意为可以将婴儿托付给老乡。如果真如此,信中直接写明“可托付老乡”就行,何必要说“按情处理”呢?按情处理就包括了托付他人之外的其他选择,比如在情况紧急时,抛弃路边。这种事,在中国历史上就曾经发生过。刘邦逃命之时,为了马车能跑得快点,就曾把妻子与亲生子女推下车去。正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命是自己的,老婆是可以再讨的,孩子也是可以再生的。
   
   但我更关注的不是这些,我更关注左权是如何牺牲的。于是便查了查资料,在河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的《长城线上》网站上发现了一篇详细记述左权将军的文章《太行豪气传千古——忆左权将军》,发现左权将军生前竟然是“托派份子”(左将军有关不测的预感终于有了下落,也就是说,因他是托派,而且共产党在党内处死过相当数量的托派分子,所以,左将军才有了不测之感。显然,这一不测与抗日牺牲一类的念头,全然无关,或曰,他全然就没有要为抗日而牺牲的念头和想法,所以他所作的任何对身后的交待都与为抗日牺牲无关。),并且直到“1982年,刘志兰又亲自给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写信,再次要求中央发文为左权平反,取消对他的‘留党察看’处分。考虑到刘志兰的心情,中央有关部门终于写出书面档,对早年左权同志受王明路线打击迫害一事予以平反,取消对左权同志的‘留党察看’处分,并将该档放入了左权的档案,但没有对外公布。”该文没有解释中央不公布左权“平反”消息的原因。(中共为左将军平反不对外公布,左将军“为抗日牺牲”倒是对外公布了;中共不公布为左权平反的消息,却公布左将军是共产党的“抗日烈士”;读者可以思考其中的原委甚至是奥妙究竟何在。)
   
   还是据上文记述,左权是在指挥八路军总部“撤退”的过程中被日本侵略者炮弹击中牺牲的。这与我找到的其他关于左权将军牺牲经过的文章所述相同,可以互相印证,应该是可信的(左权之死有种种说法,但其共同点,都说不是在一场与日寇面对面的顽强战斗中壮烈牺牲的。因为,如果连八路军的副总参谋长都战死在对日战争的战场上,则这一战役该有多大?中共的抗日史,至今只说他“领导”了平型关大战,发动了“百团大战”。但事实上,前者只是在国民党已经消灭了敌阪垣师团二万二千主力之时,林彪才怀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心情,不顾毛泽东五道不准打的命令,袭击了日军的一支辎重部队;后者则是彭德怀违背毛的命令,擅自发动了一系列扒铁路、炸碉堡的“百排小仗”,结果,非但被中共批判是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彭德怀最后竟因此而在文革中被枉送了性命。我们说远了,但无论如何,是不存在另一个连八路军副总参谋长也战死其中的中共抗日大战役的。而本文所说的“指挥八路军总部撤退”,倒是有些真实,因为,“鬼子来扫荡了,八路军进山了”的台词,特别是毛泽东的一道又一道不准打日寇的命令——请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倒是能够使我们对八路军副总参谋长“指挥部队撤退的原因”有所了解……)文中强调,左权将军曾有多次机会可以先行撤退,但他都放弃了,甚至断然拒绝了彭德怀将军让他撤退的命令。犹为令人不解的是,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一颗炮弹在他身旁爆炸,飞溅的泥土劈头盖脸扬了他一身。作为一名老兵,他应知道紧接着会有第二颗炮弹射来,他应先卧倒,然后一个侧滚翻,就可避开第二颗炮弹,这个动作下意识就能做到。然而他没有这样做,而是连腰都没弯一下,站在高地上一直大声喊着指挥突围,完全将自身的安危置之度外。果然第二颗炮弹又向他射来,他的喊声戛然而止,硝烟过后,他的身影也从山口处消失了!”依该文所述,左权之死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待避开炮弹后再接着指挥耽误不了几分钟时间。而且据央视现场左太北与某导演的介绍,炮弹打来,大家都卧倒。可见左权当时如果稍微采取一点保护措施,可能就不会牺牲。但身经百战的左将军,却在炮火下“连腰都没弯一下,站在高地上”。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为了指挥撤退那么简单?我从来不认为,最高指挥官必须身先士卒暴露在敌方的炮火下才算尽职。(显然,作者要告诉我们的是,左权不撤退、甚至要“壮烈牺牲”的原因,绝不是为了打日寇,而是他身为托派分子,不仅前途暗淡,还有不测之命,此念常袭在心,其内心的压力可以想见。所以,在左权深心之中,他应该想的是,倒不如为日寇炸死,倒是死得其所。但是,必须明白的是,这绝非是为抗日而死,更不是为国牺牲,而只是一个懦夫逃避生命的行为,是自杀。所以,如果作者所述,确为真实,大约这就是中共迟至1982年,才在其妻的一再要求下,为“考虑到其妻的心情”,才为他平反却又绝不公布的原因。由此看来,左权之死,又怎能谈得上“为抗日而壮烈牺牲”?这与206位国民党将军面对面地战死在抗日疆场之上,又何能相提并论?)
   
   左权牺牲后,众人只顾逃命,只是“三名北方局党校的青年学生……将遗体抬至一处荆棘丛中,拿一床军被盖好,又遮盖一些树枝。”后来才由总部警卫连“找到了将军的遗体并就地掩埋”,说明了战争是如此残酷,为了逃命,最高首长的遗体可以抛弃不管。
   
   此后,日本侵略者“截获到我方‘左权失踪’的电报,在十字岭到处挖、找,终于挖出了左权的棺木,打开后给遗体照了象,登在了敌伪报纸上。敌人的暴行一时间让山河失色,大地举哀,复仇的呼声响彻华北。这一情况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是知道的,但一直没有公开。”在中国,掘人坟墓是不可容忍的侮辱行为。日本人大概出于炫耀战功的目的掘坟拍照,这绝对是人神共愤,此暴行必将激发我军将士的对侵略者的仇恨,但党中央出于什么目的而不公开日本人的暴行呢?(因为中共知道左将军是自杀,而不是牺牲。)
   
   众所周知,前苏联托洛茨基曾与斯大林进行了一场“两条路线”的殊死斗争。最后以斯大林派大获全胜告终,“托派”份子被杀被流放不计其数,侥幸逃得性命者政治生命也难以恢复。以托洛茨基本人为例,在亡命天涯墨西哥之后,依然无法避免追杀,被人用冰镐砸死。政治斗争演变成血淋淋的对肉体的杀戮。
   
   文章将左权的“托派”说成是王明的迫害,但为什么在王明失势之后,左将军的冤屈不能得到平反呢?为什么直到1982年中央已经为左将军平反,却不对外公布消息呢?
   
   想起每4年一次的美国大选,竞选人为了不同的理念,两条路线甚至三条路线激烈斗争。胜利者没有洋洋得意,失败者更无性命之忧。失败者不仅不会有性命之忧,还可以继续宣传其理念,以求得更多的支持者。总之,爱什么派就什么派,都不能成为消灭生命的理由。这样看来,路线斗争的结果并非一定要以某一方肉体或自由的丧失来结束。
   
   想到历史上众多“站错队”的人,生不如死的事例,左权将军坚决放弃生还机会,并故意暴露在敌方炮火下,难道是“以死明志”么?(如果左将军当真是“以死明志”,明其“绝非托派”之志,则与抗日何关?与为抗日牺牲何关?)
   
   中共“抗日”将军彭雪枫是战死在不打日寇却大打国民党的战场上
   
   ——中共彭雪枫传评点
   
   彭雪枫将军,原名彭修道,乳名兴隆,1907年9月9日出生于河南省镇平县七里庄,4岁即跟祖父念书习字,稍长,先后在本村私塾和县仓房及察院高等小学就学,1921年小学毕业,14岁只身投奔在天津教书的伯父,考进天津南开中学,第二年,经冯玉祥将军部下担任书记的五叔推荐,进入西北军11师军官子弟学校就读,“追求革命真理,接受马列主义”。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10月在北京汇文中学转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担任支部书记。
   
   1930年5月经上海党组织介绍被派往湘鄂赣苏区工作,任驻湖北的红5军5纵队5大队政治委员,6月,红5军在平江扩编,成立红3军团,彭雪枫任红3军团8军1纵队3大队政治委员,以后,历任红8军第8师、第2师及第4师政委、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江西军区政治委员、红3军团第5师师长、政委、红3军13团团长、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第2纵队司令员、红1军第4师政委、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少将处长兼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河南省委军事部长、新四军游击队司令员兼政委、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支队随营学校校长、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八路军4纵队司令员、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委、淮北军区司令员、淮北苏皖边区党委委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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