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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解密时刻:中共的种族大屠杀 几代藏人不寒而栗,真惨!

VOA解密时刻:中共的种族大屠杀 几代藏人不寒而栗
   
   ——解密时刻:血腥“民主改革” 藏区生死悲歌
   
   

   
   【阿波罗新闻网 2014-08-29 讯】
   
   
   
   曾经长期在青海工作的中国官员韩有仁在《一场被淹没了的国内战争》一书中,记录了一位“平叛战争”目击者的回忆:“叛匪和群众实际上是混在一起分不清的。我们只见身背叉子枪的、挥舞经幡佛珠的、赶着牛羊的、马背上驮着孩子的都搅在一块,在浑浊的黄河里向岸边涌动,拼着命想爬上岸来。而迎接他们的是部队的机枪,随着一阵阵的枪声,一具具尸体在河面漂流,一股股血水溶入河流…… 为了凑足人数,有些地区把16岁以上的男子全抓起来。巴塘(玉树州南部)一带每次抓几十,多时两卡车。像上交牲畜一样,一群一群赶着走。”
   
   
   
   2009年2月27日,中国四川省阿坝县格尔登寺20岁的僧人扎白走上街头,点燃了被汽油浸透的袈裟,发出了惨烈的抗议。半个多世纪前,在同一片藏人生活的土地上,也曾发生过一段令几代藏人不寒而栗的历史。
   
   
   
   *理塘寺遭遇的劫难*
   
   
   
   1956年3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两架图-4重型轰炸机从陕西武功机场起飞,携带着多枚重型炸弹飞临中国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当地最大的寺院理塘寺上空。理塘寺的僧俗民众仰起头,看到两个像鸟一样长着翅膀的铁家伙,猛地俯冲下来。
   
   
   
   李江琳(西藏历史学者):“特别是像理塘牧区的藏人,他们没见过飞机。他们没有一个词来称呼它,看见一个会飞的东西,铁的东西,机器一样的东西,这么一个怪东西,突然往寺院扔下一个东西,他们也不知道这东西叫炸弹。”
   
   
   
   在震耳欲聋的轰炸和枪炮声中,始建于明代,最多时有4000多僧侣的理塘寺遭遇建寺近400年来最大的一场劫难,沦为一片瓦砾。
   
   
   
   格桑曲扎一家。
   
   
   
   这张一家三口照片上的父亲叫格桑曲扎,原本是理塘寺的僧人。理塘寺被毁,幸免于难的格桑曲扎脱下袈裟,扛起武器,加入了当地的游击队。这位以慈悲为怀的佛教徒说:寺院是我的家,但是家被毁了。我必须拿起武器捍卫我的信仰。
   
   
   
   1959年,格桑曲扎追随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九年后,他的儿子在印度大吉岭出生。他给孩子取名洛桑森格,意思是“善良的雄狮”。这个孩子成后来为第一位在流亡中出生的藏人民选领导人,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的司政。
   
   
   
   洛桑森格(藏人行政中央司政):“1956年,先父的寺院理塘寺遭到轰炸,变成一片废墟。理塘寺如果不是第一个,也是第一批被炸毁的寺院之一。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摧毁的是被藏人视为极其神圣的寺院,使僧侣和当地农牧民奋起抵抗。当时,在其它地区,许多藏人也进行了类似的抵抗。”
   
   
   
   *“周边四省藏区”的由来*
   
   
   
   传统西藏三区
   
   
   
   这是藏人生活的地区,青藏高原之上,喜马拉雅山以北。旧时,藏人有自己的部落,自己的首领,自己的寺院,自己的生活。传统上,藏人将这个地区划分为卫藏、安多和康三个区域,而中国中央政府对这一区域的行政区划也几经变化。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这一区域逐步变成西藏自治区和四川、青海、云南、甘肃四个省份的藏区,中共官方称其为“周边四省藏区”。
   
   
   
   今天的“周边四省藏区”
   
   
   
   建政之初,中国共产党对藏人的生活还没有过多的干预。五十年代初,中国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但是当时并没有在藏区大规模展开。1950年6月26日,时任中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政务院会议上说:“西北的民族工作……不能操之过急。比如土地改革,可以推迟三五年再说,如果条件不成熟,那就十年八年以后再进行。”
   
   
   
   1950年6月30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也明确规定:“本法不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
   
   
   
   在中国大陆,伴随着“土改”的是“农业合作化运动”,把农民刚刚分到手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再通过互助组、合作社等形式交给所谓的“集体”,消灭土地私有制。
   
   
   
   但是直到1955年初,中共中央对于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仍然持谨慎态度。1955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向西藏以外的13个少数民族所在的省、自治区的党委发出《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批评在“少数民族地区‘硬赶汉区’的急躁冒进的思想和作法”,提醒各地党委说,由于这种做法,“甚至可能发生群众性的骚乱”。
   
   
   
   不过,到了1955年下半年,风向开始逆转。
   
   
   
   *“民主改革”大幕拉开*
   
   
   
   1955年7月30日,中国宣布撤销藏人占多数的西康省,并入四川省。我们现在还不了解中国撤销西康省的真实目的,但是至少在客观上,藏人从西康省的多数民族成为四川省的少数民族,凝聚成一股政治势力的可行性进一步降低了。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感到不满意。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省、市委和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做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严厉批评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主张放缓发展合作化的观点,说他是“小脚女人”。事实上,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上的激进想法与他一年以后严厉指责经济建设上的“反冒进”是一脉相承的。
   
   
   
   尽管毛泽东并没有说少数民族地区不必再防止“急躁冒进”,但是既然藏区所在四省的党委书记也参加了会议,这些地方大员当然会认定,毛泽东要求全国加速农业合作化的指示也适用于这四个省份的藏区。
   
   
   
   两个月之后,中共四川省委向中共中央提交报告,要求在藏、彝族地区开展土改。当年冬天率先在甘孜、阿坝等地开始所谓的“民主改革”。
   
   
   
   李江琳:“突然之间来了一个以汉人为主的工作队,很多是四川、成都、重庆临时招来的大学生,甚至有些是高中生。给他们进行了短暂的培训,就把他们分到各个县去。”
   
   
   
   青海、云南和甘肃也随后跟进,在藏区开展“合作化运动”。
   
   
   
   *查成分,划成分,批斗!*
   
   
   
   尽管中共官方说在藏区推行的是“民主改革”,听起来似乎与大陆的“土改”和“农业合作化”不同,其实质却被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一语道破。1956年2月28日,李维汉在第六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说:四川藏区叫“和平改造”,云南叫做“和平协商民主改革”,但是“总而言之,是搞土地改革”。
   
   
   
   李江琳:“其实不管它叫什么,它的内容是一样的,它的方法也是一样的,就是跟大陆土改完全一样的方式。”
   
   
   
   这种方式就是根据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地主阶级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农村人口按照拥有财富的多寡分成三六九等。贫农、雇农是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富农和地主被定为剥削阶级,是打击的对象。这些富裕农民拥有的土地、房屋和财产被夺走。不仅如此,他们还被确定为“阶级敌人”,并且因此受到肉体上的迫害。两年之内,中国大陆的“土改”导致数百万被确定为“地主”和“富农”的农民人头落地。
   
   
   
   而在藏区,例如在青海省藏区,本来实行的主要政策还是“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然而“民主改革”以后,套用了中国大陆土改的做法,每个村庄、每个部落都按照事先规定的指标划分地主、牧主、富农、富牧。
   
   
   
   李江琳:“查成分,划成分,清查土地,然后批斗。我记得有哪一个县,10%以上到20%的人被划成地、富。当你被划成地、富的时候,你的财产被剥夺是理所当然的。也就是说20%的人的财产被剥夺,它引起的社会动荡是可想而知。”
   
   
   
   仅1958年一年,青海全省就“惩治”了4万2000多名所谓的牧主、地主、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
   
   
   
   *社会主义天堂饿死了藏人*
   
   
   
   李江琳:“在藏区跟大陆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土改和合作化是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分地是一个名义上的分地,但并没有直接拿到个人。以你的名义给了你,但直接进入了合作社,当时有人叫作‘两步并作一步走’,或者叫‘一步登天’。”
   
   
   
   资料显示,在藏区“民主改革”之前,绝大多数藏人拥有一定数量的牲畜和生产工具。
   
   
   
   李江琳:“至少在我们能够找到的资料里面,这个社会调查中的资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一个部落里面,大部分的这些牧民,他们都属于中间线以上,真正赤贫的牧民是非常少的。完全没有牲畜的这些人,只占整个部落里的总人口的大概4%或者2%等等。”
   
   
   
   也就是说,藏区的“民主改革”不仅仅是将富人的财产没收,而且是将大多数牧民的财产以收归“集体”为名无偿拿走。
   
   
   
   另外,学者李江琳查阅大量地方县志后发现,在“民主改革”前,藏区农民的税务负担已经大大加重。
   
   
   
   李江琳:“五十年代藏人反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抗税。他们的税收是成倍地增长,而且增长得非常惊人。”
   
   
   
   例如在四川省藏区,丹巴县1952年征粮3.7万斤,1955年增加到159.2万斤,上升达42倍。
   
   
   
   马尔康县1954年粮食征收和征购总量10万公斤;1955年增加到55.4万公斤,比头一年提高了4.4倍。
   
   
   
   理塘县,1953年的政府征购粮9万斤,1954年提高到20万斤,1955年仍达14万斤。
   
   
   
   黑水县1954年粮食征收征购总量56万斤,1955年征粮104万斤,增加了86%。
   
   
   
   有些地方的税赋负担大大超过了民国时期。例如康定县,1939年民国政府征粮4.3万斤,而1955年共产党政府在那里征粮46.3万斤,是1939年的11倍。
   
   
   
   与此同时,政府给藏人的粮食配给却逐年减少。1958年10月,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藏人口粮供应比1957年减少了47.4%,仅仅一个月以后,有的地方就出现严重粮食短缺,大批牧民死亡。
   
   
   
   1962年5月18日,十世班禅喇嘛在西藏和周边四省藏区巡访之后,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关于西藏和四省藏区情况的报告,题为《关于西藏总的情况和具体情况以及西藏为主的藏族地区的甘苦和今后希望要求的报告》,全文七万多字,人称《七万言书》。在谈到人民公社给青海、甘肃藏人造成的困难时,班禅喇嘛写道:“口粮极少使最低限度的生活也不得勉强一饱,人们的饥饿痛苦之燃烧起来……由于这种藏族历史从来没有过的、人们做梦也想不到会有如此严重的饥饿之痛苦,人民群众经不住这种残酷的折磨,群众的体质日益衰弱……有些地方有不少人因为断了粮而被直接饿死,也有些全家人死光的现象。”
   
   
   
   *“塔尔寺就是反革命窝子”*
   
   
   
   在藏人财产被收归“集体”,“牧主”、“富牧”被斗争的同时,寺院也没能幸免。
   
   
   
   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1958年5月、6月间在青岛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表示,对于宗教,“要看到它是会逐步削弱以至消灭的,并且要从各方面加以促进,使它削弱的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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