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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声著《四》:历 史 重 新 评 说 ——毛泽东、邓小平重大过错与决策失误

民声著《四》:历 史 重 新 评 说 ——毛泽东、邓小平重大过错与决策失误
   
   ●工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
   “文化大革命”搞乱了全国的一切正常秩序,也搞乱了生产。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恶浪中,领导干部(包括工厂企业的干部)普遍被揪斗,工厂企业“停工停产闹革命”,派性猖獗,武斗不止,全国有相当多的工矿企业生产瘫痪或半瘫痪,有的企业停工停产数年之久。机器设备被毁坏,原材料被浪费,使社会生产大幅度下降,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的损失。1977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文革十年中,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了人民币五千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
   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在实际工作中推行了一整套“左”的政策,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极大地挫伤了广大职工的劳动积极性,严重地阻碍了生产的发展。他们不顾生产力水平的客观要求,随心所欲地搞所谓“一大二公”、“穷过渡”。在经营管理上大批“专家治厂”、“技术第一”、“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生产不讲成本,经济不讲效益;把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必要的规章制度,统统说成是“管、卡、压”而予以废弃,造成生产秩序的混乱,大批科研人员受到歧视而被迫改行、靠边站,企业管理干部被打倒,由不懂业务的造反派头头或宣传队瞎指挥,使企业技术水平降低,产品质量下降,损失和浪费惊人。在农村,大批“小生产”,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取缔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经营管理上“大呼隆”,分配关系上吃“大锅饭”,致使农业经济遭到破坏,农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不少地方甚至连农民的温饱问题也没有解决。在经济指导上,片面地强调“以粮为纲”、“以钢为纲”,使各行业之间的生产比例严重失调。他们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都攻击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把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发展对外贸易攻击为“崇洋媚外”,“卖国主义”。他们甚至鼓吹国家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不需要物质基础,提出了“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一系列荒谬口号,污蔑工人农民的辛勤劳动是“替走资派涂脂抹粉”,罪恶地破坏生产。

   “文化大革命”时期,正是世界上进行新的技术革命和“经济起飞”的时期,许多国家就是在这一时期国民经济成倍增长而一跃成为发达国家。日本1957年同中国经济水平相差无几,到了70年代中期已成为人均产值五千美元以上的世界最富的国家之一,而中国却落在了人均产值四百美元以下的贫穷国家的行列里。这场大动乱使中国同世界上某些国家之间本来已缩小的距离拉大了,落后了几十年。这个损失是无法用数字来估量的。
   让人可笑的是,中国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已经排在了世界各国的倒数之列,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人们却并不了解这些。文革期间,在著名的“八个革命样板戏”中,有一部名叫《海港》的现代京剧,里面的主要人物方海英有这样一句台词:“要知道,现在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没有解放,他们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方海英所说的“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指的是资本主义国家里的人民。长期的舆论宣传,使得中国的老百姓一直以为自己已经获得了解放,在过着无比幸福的生活。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国人的视线逐渐进入到国外,人们才吃惊地发现,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远比自己幸福得多,原来自己才属于需要“解放”的“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
   文革期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空军先后有六名飞行员驾机叛逃到台湾。他们到台湾后的一句共同心声,就是“大陆的老百姓太苦了!”
   ●“文化大革命”使文化遭到极大破坏
   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提出了实行“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左”倾论点,毛泽东的追随者把它发展为实行文化毁灭主义。在科学技术界,摧毁所谓“资产阶级一统天下”,大批科研机构被撤销,科研仪器设备毁坏,文献资料被焚烧,科研工作被迫中断。在教育界,“停课闹革命”,学校关闭,校舍、教具遭到破坏,有的图书资料被洗劫一空。全国高等学校和中学直到1970年下半年才恢复招生。江青一伙别有用心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宣称“知识越多越反动”,颂扬“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散布“读书无用”的谬论。教育质量下降,文盲大量增多。据1982年人口普查提供的资料,全国文盲和半文盲竟有2•25亿之多!在出版界,冷落萧条,常常处于无书可出的困境。在新闻界,除中央和省市报纸、极少数刊物外,报纸、刊物都停办了。仍在出版的报刊变成千篇一律,甚至后来发展到“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毛泽东的写作班子)”的地步。在文艺界,取消了“百花齐放”的正确方针,取消了人民的创作、表演的自由,大批“文艺黑线专政”,大批“大、洋、古”,造成文艺园地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局面。几乎一切文学艺术都被打入“冷宫”,焚毁书籍,停演节目,封存影片,八亿人口的大国只能上演“八个样板戏”。十年动乱期间,我国的珍贵文物和名胜古迹遭受了一次大洗劫。大量在历史意义的庙宇、寺院、佛像、牌坊、古墓被当作“四旧”砸毁、拆除;许多有价值的古籍、古画、经卷、档案资料被当作封建残余付之一炬;还有不少名胜古迹被夷为平地,或者修房盖楼,弄得面目全非。中化民族的灿烂文化遭到难以估计的损失。在批判所谓“锦标主义”的口号下,体育事业也受到严重的摧残,运动员队伍被解散,运动员的训练被停止,以至于中国决定参加1974年第七届亚运会时,许多运动员的水平竟然连报名标准都达不到。
   ●“文革”祸水殃及外交事业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造反派全面夺权的狂潮中,外交工作的权力也受到威胁,包括外交部长陈毅在内的部领导都成为斗争的对象。在造反派的严重冲击下,外交部一度被“夺权”,外交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中国驻外大使也几乎全部被调回国内,以参加“文革”为名,实际上对这些外交官进行了野蛮批斗,中国驻外使馆的工作也被打乱。一些外交工作人员受到当时环境的影响,盲目推行打倒一切和惟我独尊的外交活动,使外交工作更加混乱。他们不顾内外有别的实际情况,信奉康生提出的“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要怕反华,不要怕断交”等错误提法,在对外宣传和交往中出现一系列盛气凌人、强加于人的做法,如驻外使馆一些工作人员对外国人滥发甚至强行发放毛泽东像章和毛主席语录,引起反感;利用使馆新闻公报等宣传材料以及新闻橱窗等方式宣传“文革”;有的居然还向伊斯兰教妇女宣传解放思想,受到强烈反对;在出访演出中,在演出前则必念毛主席语录,有的语录革命性极强,矛头直指所在国,引起所在国强烈不满和反对;在驻外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则不顾驻在国的反对,公开点名指责一些国家,引起驻在国的不安。
   在尼泊尔,有少数人到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前闹事,中国使馆为此向尼泊尔提出口头抗议,尼泊尔政府表示以后不会再出现损害两国友好关系的事件,并向中方表示歉意,对受伤及受侮辱的人员也表示了慰问。据此,使馆工作人员认为应该采取灵活外交,不必向尼泊尔提出书面抗议。但康生指示:应当不怕反华,不怕断交,坚决斗争。结果中国向尼泊尔正式提出“强烈抗议”,使两国关系趋于紧张。
   在民主德国,一辆中国大使馆公务用车与德方一辆货车相撞,造成中国使馆人员伤亡。这本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但在当时什么都用阶级斗争的有色眼睛看待,所以就无端怀疑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东德搞政治阴谋,而且以国家名义向他们提出“最强烈抗议”,使两国关系出现非常紧张的情况。后在周恩来干预下,中方向德方赔礼道歉,两国才消除紧张关系。
   在朝鲜,中国留学生戴着“红卫兵”袖章,在平壤街头游行并张贴标语,指责金日成背叛中国而倾向苏联。引起朝鲜方面的强烈不满。
   在缅甸,受中国“文革”影响,华侨学校的学生佩戴毛泽东像章,进行所谓宣传毛泽东思想,造资产阶级的反,骂缅甸政府总理奈温是反动政府首脑,结果引起缅甸政府极大不满。缅甸政府逮捕了一些侮辱国家领导人的华侨学生,另有数十人受伤。为此,中国官方喉舌《人民日报》将奈温指责为“缅甸的蒋介石”。缅甸则宣布废除《中缅经济技术合作协定》,驱逐了中国的412名援缅专家。
   在柬埔寨,在中国驻柬使馆工作人员支持下,一些柬埔寨华侨也学着中国国内的样子佩戴毛泽东像章,引起了柬方不满。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说:“这是要把柬埔寨青年人变成进行报复活动的工具!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控制,柬埔寨将请中国大使馆外交工作人员回国。”周恩来及时处理此事,并积极进行外交活动,亲自向柬埔寨做出保证,才使使馆人员不至于被驱赶回国。
   在蒙古,由于一位驻北京使馆官员在乘坐轿车时,有人将一张毛泽东画像塞进车内,画像掉在地上被这名官员无意中踩在了脚下。此事被“革命群众”发现,认为他有意污辱伟大领袖,把他揪出车来一顿殴打。此事加剧了蒙古与中国的紧张关系。
   到了1967年8月,在北京甚至还发生了万人围攻英国代办处、火烧代办处办公楼、殴打英国外交人员的荒唐事件。8月22日晚,一些造反派和红卫兵冲破北京卫戍区官兵的防线,从三面冲进代办处,并放火焚烧,致使9辆汽车及许多房屋被烧毁。这一事件在国际上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此后不久,又发生了16岁的小姑娘坐镇指挥造反派包围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事件。当周总理气愤地质问这位年仅16岁的“总指挥”为何要包围苏联使馆时,小姑娘竟然振振有辞地回答说:“既然可以火烧英代办,为什么不能围攻苏联大使馆?苏联反华,是修正主义,我们就是要反对他们!”令周总理极为气愤。
   当1969年中苏在我国珍宝岛发生严重武装流血冲突后,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担心两国爆发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于是通过电话想找毛泽东沟通一下。当这位苏联党政军一把手将电话打到中共中央总机室,刚说了一句“我是勃列日涅夫,请接毛泽东同志讲话”,我们的年轻话务员断然说道:“修正主义分子,你是什么东西?能找我们伟大领袖讲话?”说完挂断了电话,致使中苏领导人几个月以后才得以通话,几乎酿成两国更大的武装冲突。而这位话务员还得到了康生的表扬,说他骂得好,政治水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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