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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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墨:關於“黑色寫作”—《我早期的六個詩集》後記(图)


   [日期:2014-09-10] 来源:参与 作者:陳墨 [字体:大 中 小]
   
   
    

   陳墨:關於“黑色寫作”—《我早期的六個詩集》後記(图)

   
    陈墨(左)蔡楚1988年於湖南
   
   
   
   
   (参与2014年9月10日讯)在回憶我同葉子老師的關係時,我曾寫道:“他打破了我的作家夢,却把我引上了一條‘文學險途’。”(見《何必集·書話》)所謂“文學險途”,就是“地下文學”;我名之曰“黑色寫作”,只是突出它跟“紅色寫作”的相對性和對抗性。故在一切紅色極權文字獄盛行的國家,“黑色寫作”的風險都很大,完全違背生物趨利避害之本能,隨時都可能引禍召災,殃及親朋。而且一旦從事“黑色寫作”,很難中途刹車,且無論命運如何黑暗,終將無怨無悔。因為這是我將成為人而不是狗的唯一選擇。
   
   下面皆是葉子老師的觀點。
   
   一、紅色寫作
   
   他認為二十世紀整個是個“紅色世紀”。十九世紀開始興起紅色思潮,到二十世紀初蘇維埃奪取政權後,紅色思潮就變成狂潮,在全球漫延了。為什麽?因為這股思潮的核心,好像全是為了勞苦大眾,尤其是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而號召他們團结起來,暴力推翻剥削階級政權而獲得解放。顯然,這種論調十分迎合所謂“無產階級”(窮人)向“資產階級”(有錢人)以及一切剥削階級“造反”(革命)的利益訴求;而知識分子的人道主義情懷,也能得到最充分的釋放。故中國新詩早期竟有一個“平民化”(以平民之語言描寫平民生活)的浪潮。當時的許多詩人都寫過諸如《人力車夫》之類的新詩,連“資產階級”詩人徐志摩都寫過《廬山石工歌》,那些“中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詩人就用不作說了。因此,凡對現實不滿,多少有點儒家“興邦愛國”、“關心民瘼”思想的知識青年,無不被這天然帶有“先進性”的紅色思潮所裹挾。故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凡追求“進步”的青年,很少不是左派,很少不從事“紅色寫作”。“紅色思潮”跟“紅色寫作”,既互為因果,又相互激盪。稚嫩的中國新文學,一開始就受到嚴重影響。新文學的第一本刋物《新青年》,就是後來中共的創始人、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主編的。可見一斑。
   
   二、紅色寫作的盛况與嬗變
   
   自一九三零年三月“左联”成立后,文化中的左派勢力可謂盛極一時。
   
   由於“紅色思潮”先天具有相當程度的欺騙性,加之當時文壇除《新月》(留美)一派外,“創造社”、“語絲社”、“文研會”、“太陽社”、“沉鐘社”(淺草)、“湖畔社”、“紅黑社”、“七月社”等等著名刋物及著名作家幾乎都是左派或左傾。若將此比拟為“紅色思潮,一統江湖”,恐不為過。
   
   後來抗戰暴發,全民族都行動起來。文學不得不更趨“紅色”。“個人主義”被淹没在時代大潮之下。以“七月社”為例:若縱觀七月社詩歌的總變化,你會發現,正因為有紅色思潮的深刻影響,這批詩人(所站立塲)才會統一地從個人主義的“小我”(象徵主義、現實主義),向着與時代合拍的集體主義的“大我”( 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而挺進、轉化。
   
   易幟初,紅色的七月社全軍覆没,明顯是紅色封建獨裁的宮廷文化不能容忍紅色的集體主義的“大我”文化(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而奴性十足的胡風,對此竟至死未悟。紅色寫作(社現)就這様在“大棒加胡蘿卜”的髙壓下大踏步向紅色宮廷文學轉化了。
   
   這種“紅色寫作”的嬗變,幾乎發生在每一位“紅色寫作”者的身上(只要他們活到了五、六十年代)。他們的代表就是郭沫若,五十年代後,一代文豪,便逐漸墮落為一個宫廷弄臣了。
   
   三、象徵主義跟中國新詩
   
   早期法國象徵主義,主要是波德萊爾的《惡之花》及其“諧契”理論。由於它的新穎性、怪異性和現代性,廣被工業革命後城市頹廢、彷徨的青年們所模仿、熱衷與崇拜。留學法国學美術的李金髮,便是其中最早的中國青年。他的詩集《微雨》,寫於1922年,1925年出版,是典型的中文象徵主義詩歌。朱自清在評李金髮的詩時曾說(大意):“李金髮的詩不太容易讀懂,但青年人喜歡,被許多青年模仿。”稍後,新月社的梁宗岱,也留法,並與法國象徵主義後期重要詩人瓦雷里交往甚深,成為最先介紹、翻譯法國後期象徵主義詩歌及理論的象徵主義詩人。梁氏有詩集《晚禱》,1927年出版。二十年代左傾的留日的創造社的王獨清、穆木天、馮乃超都成了“象徵派詩人”,而非“浪漫派詩人”。 左傾的太陽社的馮至,不僅翻譯、介紹過法國象徵主義理論與作品,其創作也明顯受其影響。後期新月社的陳夢家、于賡虞、金克木、林徽音、方瑋德等,並未走聞、徐“新格律詩”的老路,而是醉心於象徵主義。京派文人(周作人、廢名)成就特殊,他們似乎終身都在傳統文化中淬取出象徵主義的精髓。三十年代後期,以左派胡風為首的七月社諸詩人(魯黎、緑原、陳亦門、羅洛、牛漢等。羅洛就翻譯了包括瓦雷里《水僊辭》在内的不少法國後期象徵主義作品)無不深受象徵主義的影響,公認是“紅色象徵派詩人群”。與之相類似的,就是四十年代思想也左傾,但其創作更接近象徵主義的“中國新詩派”(“九葉派”)辛笛、穆旦、陳敬容等九位詩人。
   
   所以,葉子老師認為:既然右派(後期新月社)、中間派(“京派”)還是左派(七月社、中國新詩派),都同樣受了象徵主義詩風、美學的影響,這現象就只能說明象徵主義有意無意地投了青年之好。因為年輕人總是喜歡新鮮、新穎的東西,獵奇與標新立異應視為青年之本色。當然包括他們盲目地接受和吹捧以“階級鬥爭論”為主的紅色思潮。兩樣都欣然接受,並“為我所用”。
   
   一九三零年五月由施蟄存(包括後期杜衡)主編的《現代》雜誌,並非是“象徵主義”愛好者們的同仁刋物,而是以左派為主的“大雜燴”。那時的施蟄存,竟也時髦地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後來他跟魯迅反目,被魯攻繫為“第三種人”,純粹是魯個人性格所致,反倒讓他看清了左派領袖的猙獰面目而及時刹了車。因此我們可以說:以自由主義為終極訴求的“現代意識”(自由、民主、憲政等政治理念以及文學中的象徵主義理論、創作),是在紅色浪潮的狂飇裹挾、漫延下,在“一戰”、“二戰”全球人心混亂的陰影中,“反潮流”地影單形隻地來到共和不久、軍閥割據、戰爭頻仍的中國的。
   
   因此,葉子老師並不認同中國新詩三、四十年代就有“現代派”這種說法。雖然三十年代初就有施蟄存的《現代》雜誌,並因此產生了像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艾青、路易士(紀弦)等有影響的象徵主義詩人。而且施蟄存在《又關於本刋中的詩》一再强調:“《現代》中的詩是詩,而且是純然的現代詩。他們是現代人在現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現代情绪,用現代詞藻排列成的詩。”顯然,他所說的“現代”二字,過於寛泛,並非美學、文藝學上的那個(現代主義)特指概念,完全可以置換為“當代”二字。葉子老師的這觀點當然不是無的放矢,因為自五、六十年代起,所有編選者、批評家、新文學史家都把“現代派”這頂大帽戴在戴望舒、卞之琳等象徵主義詩人頭上。——此風明顯“超前”了。有些人認為戴望舒、卞之琳等象徵主義詩人應以“《現代》派”目之,比較符合實際,可事實上,《現代》雜誌有一多半都是“左聨”作家們的紅色(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詩文。——此風又明顯“以偏概全”了。尤其要對廢名一派定位,“現代派”明顯荒誕,因為他們的資源主要來自傳統而非西方“現代”,自然也跟《現代》無關。
   
   受以上葉子老師觀點的影響,我認為,法國象徵主義固然是“現代派”詩歌的淵源之一,但真正的“現代派”詩歌,其淵源還是存在主義哲學和美學,以及後期象徵主義美國的艾略特、奥地利的里爾克等的創作。八十年代,中文現代派詩歌才迎來它的鼎盛期(所謂“朦朧詩”時代)。後來到八十年代中期,讀了一點現代派理論文字,才知波特萊爾們的徬徨、苦悶,是在天主教、基督教宗教文化受到工業文明强烈衝繫後產生的失落感和迷茫感。——這是“現代人”的通病。但五十年代前的中國,工業文明尚未到來;而中國人,又是一個從來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所以“前現代人”是很難真正理解普遍有宗教文化背景的西方“現代派”藝術的。中國的一切仿學,皆借他人之手,撓自己的癢癢。雖然西方的“癢癢”跟三、四十年代中國偏紅色的(革命、抗戰)的“癢癢”有着本質的區别。但人類靈魂的苦悶與燥動古今中外畢竟是相通的,人類的喜怒哀樂除“無産階级”( 紅色宮廷文化、黨文化)外,也基本是相通的。所以,葉子老師和我受資源奇缺的影響,都没法真正地理解法國象徵主義。但這並不影響我們盲目地接納它喜歡它,並借以撓我們自己的癢癢。
   
   四、黑色寫作
   
   一九六三年認識葉子老師後,我在舊書店買了一本日本本間久雄著,沈端先(夏衍)一九二八年翻譯的《歐洲近現代文藝思潮概論》(1937年版)。看不懂,就去請教葉子老師。於是引起葉子老師以上對我的教導。這本書裏,本間久雄將法國波德萊爾定位為“頽廢派”,將馬拉美、魏爾倫、藍波等詩人定為“象徵主義派”。 波德萊爾算象徵主義派的“鼻祖”。當時我既失學又失業,幹苦力謀生,前途一片渺茫,内心黑暗重重,既悲觀又憤懣,對“頽廢派”三字情有獨鍾。在葉子老師的指引下,終於在省圖書舘借到了一九五七年的《譯文》七月號雜誌,裏面有陳敬容譯波德萊爾《惡之花》的九首詩。算我生平第一次接觸波德萊爾的詩。
   
   我們生活在社會低層,這方面(被當局定為腐朽没落的資產階級藝術)的資源極其有限。能讀到的外國詩歌,不外以俄國(蘇聨)為主(普希金、萊蒙托夫、馬雅科夫斯基),再加上拜倫、雪萊、海涅、華兹華斯、濟慈、泰戈爾、聶魯逹等。據葉子老師說,六零年以後,文藝政策稍寛,不僅大量翻譯了正面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外國文學作品,反面的(象徵主義及現代派)文學作品也以“灰皮書”的形式在上流社會流傳。只是我們既無緣也無份享受罷了。但在《魯迅全集》、《郭沫若文集》、《聞一多全集》、《朱自清文集》……等作品中,以及其《注釋》中,仍有這方面零零碎碎有用的信息存在。於是我的“業餘時間”(星期天或無苦力可幹時),基本在“泡圖書舘”,在這些大部頭的《注釋》中“沙裏淘金”,找尋我心儀的“頽廢派”象徵主義詩歌(包括二、三十年代純象徵主義詩人梁宗岱、廢名等)的蛛絲螞跡。收穫有,但很少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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