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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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伟:强势独裁是民主转型的拦路虎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9/4/2014
   
   
   
   作者: 严家伟

   
   一党专政制度下的独裁者越是强势,越是集所有大权于一身,特别是当他自我感觉良好,对外财大气粗,动不动甩出一大把订单,就可“堵住”一个要批评中共人权记录不佳的国家的“嘴”,乃至令美国也得让他三分;对内动不动就以今天抓人,明天抓人来“维稳”。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就会今天要“三个自信”,明天要“七不准讲”,对任何提出政治变革的异议声音,都会加以排斥和打压,这样“一言九鼎”的强势独裁者,必将成为构建公民社会与民主转型的拦路虎!毛泽东当年一人朝纲独断,造成了多大的恶果(确切地讲是浩劫),应是殷鉴不远吧,怎么这么快就忘了,又要去重蹈复辙?!
   
   
   “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毛泽东从1949年在大陆夺鼎登位,凡二十七年一直把个“龙椅”坐穿,才心不甘、情不愿地去见了他的马克思。邓小平上来改了这个“规矩”,变成了十年一换届。然而下一届仍是上一届、甚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众所周知邓氏不但指定了“江核心”,更隔代“圈”定了胡锦涛。你要说这是一种进步也无不可。至少比北韩的父传子、子传孙要“进步”了—点,但也仅此“一点”而已。
   
   不过某些善于心存幻想的中国人,就对这么“一点”微不足道的“进步”便浮想联翩,不断产生明显幼稚的误判(在此,我把某些巧妙献媚者也姑且算作“误判”。但不包括“环时”、“求是”之类御用媒体上的那些高论)。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找些不足为凭的所谓“依据”,不成理由的“理由”,来诠释所谓新领导班子、某领导人必将如何进步、开明,必将引领中国如何如何等等。例如把“江核心”的三“代表”的“重要思想”吹捧为是要把中共政府转变为“服务型的政府”。甚至此人的衣着,用英语背诵了几句林肯的讲演,在国事访问中引吭高歌,乃至在人家国王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摸出梳子来梳他的头发这类小事、甚至莫明其妙的举动,都加以诠释为此人有“西方政治家的风度”,于是在此人领导下,中国民主有希望了,你们要耐心等待呀!结果“等待”来的是这位有“西方政治家风度”的大人物,龙颜一怒便对一个原本无什么政治意图的气功团体的普通信众展开了无比残酷的大规模镇压。比之毛暴政年代的“镇反”、“反右”毫不逊色。
   
   经过十年,有耐心的中国草民又等来下一个“主儿”。此人一上台,马上就有人说这一届领导是平民出身,而且来自名校,不是痞子出身,也不是“绿林豪杰”。更无什么“历史包袱”,似乎全身都是优点。而且除了“亲民”、“开明”的形象外,更开动脑筋想出了一个“团派精英”的神话。说此人曾在胡耀邦的团中央任职。由于胡耀邦在中国民众、尤其是知识阶层中有好的印象。凑巧此君也姓胡。于是便认定此“胡”定是彼“胡”再世重生。一时什么“胡温新政”成了时髦的新词,中国又有希望了。有的御用文人甚至狂呼必须“坚定不移地支持胡温新政”。待到十年转盼又过去,让中国民众看到的除了官场腐败“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以外,这个“新政”实在乏善可陈。
   
   而今十年风水又一转,轮到“习总”上台了。当习总还是“储君”之日,颂歌已不绝于耳。特别是他的令尊习仲勋先生曾遭毛泽东迫害关进了监狱。毛死后,习仲勋主政广东又是如何开明,均被一些人津津乐道。这就不得不令人联想起当年“团派精英”论中认为上司胡耀邦如何开明进步,曾是其下属的胡锦涛亦会如此之类的高论。现在只不过是把下属必“肖”上司,改成了儿子必“肖”父亲罢了。尤其是颇负盛名的所谓“救党派”首领辛子陵先生,更不知从那里得来的“内部消息”,说未来习总上台后,将“举重若轻”(其原文如此)地“去毛、非毛化”,即清除毛泽东思想对中共的影响。并说已在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相关文件,说得有鼻子有眼,叫人不相信都困难。
   
   结果待到十八大习总“亲政”以后,开始还听到一些要树立宪法权威,实施宪法以及号召领导者要“听得进尖锐的批评”等等一些令人感到“振奋”的话。于是有人又奔走相告:实施82宪法,就是实行“政改”了,因而盼望多年的民主宪政就要“大开张”了!多么美妙的前景啊!但这样与民众的“蜜月期”却很短。接着听到的就是习总关于“‘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权威论断。这话说白了,就是毛泽东掌权的近三十年是不能否定的。自然什么“反右”、“文革”都必须肯定。这显然比邓小平时代的彻底否定文革都大步倒退了。于是引来网上有人调侃道“那么把习仲勋定为反党集团也是不能否定的吗”?显然是无法自圆其说。其实从邓小平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包括江、胡两代都尽量回避毛泽东这个中共最大的“负资产”,尽量加以淡化。而习总则几乎是言必称毛,行必仿毛。不仅毛语录、毛诗词常不离口。而且诸如什么“整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批评与自我批评”……无一不是毛式做派,无一不在“毛规习随”。而更重要的是人们注意到习总“学毛”的重点更在于集权于一身。除了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将党、政、军大权集于一人一身,此乃中共的传统而外。更成立了多个的诸如“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等这样的“小组”,均由习总担任组长,这些所谓的“小组”实际上是绕开了人大、国务院甚至中共中委会、中常委会,直接由“小组”来决策指挥。这完全近似当年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主宰一切的翻版。实则是废除常委集体领导,集权于一人。这就是不但国家无民主,连中共党内也无民主了。这更让人们看清了某些人鼓吹的什么“先让中共—党民主化,再让中国全国民主化”之类高论的极端虚伪。由此也证明这是明显向毛年代的倒退。而毛泽东当年一人朝纲独断,造成了多大的恶果(确切地讲是浩劫),应是殷鉴不远吧,怎么就忘了,又要去重蹈复辙?
   
   然而竟然有人对此不但大加赞赏,甚至说出了“出现一个一言九鼎的独裁者是社会民主转型的必要条件”。而这样违背常识的昏话、混帐话,还获得一些人的喝彩,称其为什么“独到的见解”。他们的唯一“依据”,就是所谓的“蒋经国现象”。认为台湾实现社会民主转型,实现民主宪政,就是因为台湾有蒋经国这样—个极为强势的独裁者,所以才实现了社会的民主转型。按这帮人的说法,独裁者、尤其是高度集权于一身的强势独裁者,似乎就是构建公民社会与实现社会民主转型的“保姆”。这无异于说用煤炭可以“漂染”出白布,砒霜里可以“提炼”出蛋白质。按此说法,请问金日成、金正日父子在北韩小朝廷里无异于上帝、真主;萨达姆在伊拉克也无异于神;卡扎菲、齐奥塞斯库难道还不够“—言九鼎”?他们哪一个直到死前会想过“民主”二字,更不用说往这个方向跨出半步了。至于被这些人津津乐道的蒋经国总统,当其选择放弃独裁,让台湾向民主转型的时候,他不但不再强势,也不是无缘无故发善心,而是在内外交困,无路可走的的情势下,才走了这—着看似“高棋”,实则是无奈之举。
   
   自中华民国政府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内战中失利,退守台湾后,在内政上作了许多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革,如以赎买方式和平完成土改,发展经济,在县、乡、村等基层实行民选官员。所以此时的台湾,虽然对共党人士严酷镇压,对一些政治异议人士(如美丽岛事件)也采取打压。但就整个台湾形势而言,仍存在较大的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空间,许多民间组织包括工会、行业协会,甚至有某种政治色彩的社团虽受到某些监视与限制,但都有不少生存与活动的空间。长年累月便在民间聚集了不小的政治能量。这与中国大陆党天下铁桶—块,哪怕几个人成立个读书会,都会被打成“反革命组织”不啻天壤之别。因此台湾“两蒋”时代的独裁,不是共产专制的极权独裁,只是威权统治。二者的区别,正如胡适先生—语道破的:“在蒋先生那里民主是个多与少的问题。在毛先生那里民主就是个有与无的问题”。所以两蒋时代的威权统治,与大陆的共产极权专制根本不是一回事。换言之即使是蒋介石的独裁也与毛泽东的独裁相差甚远。众所周知,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陪都的重庆,中共的新华日报可以畅通无阻地发行。反之,国民党的报纸什么时候可以进入中共的“解放区”发行?即使今天,口头上天天叫什么两岸同胞骨肉相连血浓于水,去台探亲的人带回—份过期的台湾报刊,也被视为是定时炸弹一样的可怕,在海关立马被没收。而新华社记者则可在台随便采访,随便发声。类似的例子还多,总而言之威权统治与共产极权不是一回事。当然今日的台湾已是民主社会了。
   
   再看,当年台湾在蒋介石治下的二十多年中,由于其内政稳定,很长一段时间,台湾在国际上的处境也较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常”之—。所以蒋介石这个威权统治者仍比较强势。因此谁要想让台湾向民主转型那是决无可能,肯定遭镇压。待到蒋介石晚年,由于尼克松联毛制苏,形势急转直下。一股对极权专制的“姑息逆流”顿时弥漫于世界政坛。于是台湾被挤出了联合国,世界上多数国家均见风使舵与台湾断交而转向中共。所以蒋经国是临危受命,接下—个内、外形势十分危急的台湾。而此时以李登辉为代表的—批台湾本土政治实力人物,则乘机坐大“崛起”。本来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后,就被当地人视为“外来政权”。在蒋介石的强势威权下,这些本土人士,只好畏威不怀德的暂时顺从。而蒋经国无论从威望,资历、人脉上都无法与其父相比。说白了就是不可能像其父—样“一言九鼎”镇住这些本土政治人物。而正是因为有这批本土政治实力派人物的支持、扶助,民进党便应运而生并形成“气候”。其后,1984年10月15日更发生了因撰写《蒋经国传》而在美国被刺杀的“江南(本名刘宜良)命案”。由于此事不仅是台湾特工雇用黑帮份子在美国国土上杀人,更有人称由于江南本人有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线民的身份,因此更激怒美国。而当时美国虽与台断绝了外交关系,但仍在向台提供防卫性武器,从而是保障台湾安全的唯一一个大国。因此蒋经国不敢在国内再出现“美丽岛事件”这样大肆镇压政治异议人士的事件,让台美关系雪上加霜,把美国更进—步向中共一方推去,让美国更进一步抛弃台湾。而当时的美国对邓小平正幻想多多,蒋经国对此自然心知肚明。所以正是在如此内外交困的局面下,自知已非强势的蒋经国。当1986年9月28日民进党在台北圆山饭店开会宣布建党,国民党情治当局欲动手抓人,请示蒋经国时,蒋说“抓人能解决问题吗”?并终于说出了“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这句既是十分明智,而对他自己也是十分无奈痛心的话。从而默许了台湾逐渐向民主转型。虽然如此,蒋经国总统仍不失为一个识时务的俊杰,但他当时已不是一个强势的独裁者,而且是在四面楚歌声中,才被迫作出了明智的抉择,也是铁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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