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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没有真正的改革


徐水良


   

2014-8-26日


   

   
   中共《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一剧,胡编乱造历史事实。这是因为,毛邓这类恶魔,必须靠捏造和歪曲历史来美化,现在只有缺人性很无耻的人才会赞扬他们。
   
   胡平兄说:“邓小平这个改革家独一无二”。其实,邓小平没有什么真正的改革,只是在客观现实、民众压力和历史压力下,被迫纠正中共小部分明显错误,并且继续坚持中共一党专政极权专制屠杀镇压民众等根本罪恶,坚持反人类罪恶,对充当苏俄代理人的卖国罪行和贯彻马列极权专制的反人类罪行,没有任何反省。
   
   胡平的文章,实际上也是肯定了以上事实。
   
   邓小平主动搞的所谓“改革”,则是一场特权官僚太子党的抢劫掠夺,赞扬邓小平以及他搞的特权官僚太子党的抢劫掠夺,完全错误。。
   
   因此,除了压力下被迫纠正的少量错误有一点点正面意义以外,邓的其他作为,纯属错误。赞扬邓小平抢劫掠夺的改革,一些特线人士以反对派面目吹捧邓小平改革开放等所谓的“历史功绩不容否定”,非常错误。
   
   再说一遍,在客观现实、民众压力和历史压力下,邓不得不纠正中共的小部分错误,那有正面意义。但那不是改革,而是纠错。
   
   邓小平和毛泽东一起犯罪的罪魁祸首之一,文革后实在搞不下去了,邓停止了部分非本质的表面性的犯罪行为,纠正了部分罪行,但继续坚持本质上的更重要更根本的四个坚持极权专制镇压屠杀反人类罪。这样的罪犯,仍然是罪犯,而且是特别严重的反人类罪犯。对这样的罪犯,考虑到他停止部分犯罪,可以减轻处罚,但不是去奖励和赞扬这样的罪犯。把罪犯停止部分犯罪,说成罪犯的伟大功绩,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停止犯罪是不再作恶,而不是建功立业建立功勋。更何况他只是停止小部分表面性罪恶,继续坚持更本质性更重要的镇压屠杀反人类罪。
   
   所以,毛邓都是历史性的特大的反人类罪犯,而不是功臣。
   
   
   附1:批判邓式改革的几篇文章
   附2:本人事先警告邓式改革必然走上歧路的几篇文章
   
   
   附件1:
   

批判邓式改革的几篇文章


   
    

走入歧途的中国改革


   

 ——兼谈改革顺序和道路之争


   

 徐水良


   

 2004-9-13日


   
   
   孙丰先生的宏文《呼吁解放军将土起义书》,实际上也是呼吁全国人民进行全民起义的起义书。中国人必须抛掉对中共不切实际的幻想。立足于自己,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中共一党专制。
   
   准备全民起义,就是选择立足于自己,结束中共一党专制的正确道路。如果中共在全民起义的革命压下力,被迫进行改革,那么,这种道路,也同样是选择立足于自己,依靠人民力量,迫使中共改革的道路。这是抛掉幻想、抛掉糊涂梦呓般的“告别革命”的假改良主义道路的清醒道路,这种假改良主义帮助中共解除革命压力,稳定政局,使中共有持无恐,维持“长治久安”,坚持一党专制,这是没有血性的懦夫道路或欺骗道路。
   
   
    一
   
   
   过去许多人存在的糊涂认识和幻想,就是以为中共进行了经济改革,而经济改革将导致政治改革,幻想中共主动进行政治改革。
   
   其实,中共不仅始终顽固拒绝政治改革,而且始终不是经济改革的正面的或正向的力量,而是经济改革的负面力量或阻力,或把经济改革引向歧途,甚至引向反动方向而不是进步方向的力量。中共拒绝政治改革,当然更加拒绝政治改革先行,政治改革为经济改革开路,指导经济改革,保证经济改革正确方向和社会公正的正确改革顺序和道路。
   
   中共的所谓经济改革,不过是中共官僚,贪官和太子党,利用自己的专制权力,对国家和人民进行疯狂的掠夺。这不仅不是真正的改革,相反,某种程度上恰恰成为对历史的反动。他们使中国的改革,完全走入了歧途。这种经济改革,不仅没有促进政治改革,相反,这种“改革”越深入,既得利益的官僚越是害怕和反对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阻力就越大,渐进的政治改革也就越困难。这种情况发展到现在,余下的政治改革途径,几乎只剩下全民起义一条道路。未来民主政府面对中共这种“改革”留下的烂摊子,要收拾残局,纠正错误,需要花费巨大的力气。在某种程度上,其难度,远远超过从没有进行改革的基础上,全新起步的难度。
   
   由于中共犯下的滔天罪行,由于中共的社会主义非常不得人心,大陆老百姓一直强烈要求改变,也就是改革。中共则始终作为反对改革的阻力而存在。只有他们在阻挡不住,迫不得已时,才不得不一定程度接受老百姓的要求,或被迫承认老百姓自发进行的改革。例如中国农民始终强力反对中共的合作化,和中共专制的“集体经济”,不断进行“大包干”“分田单干”试验。中共领导,包括邓小平在本人,开始时是全力反对,后来则是强力限制,例如邓小平曾经强力规定大包干范围不得超过10%。后来阻挡不住了,并且大包干的效果人人都无法否定,无法抹杀了,最后才被迫承认农村大包干。
   
   又如私有经济,中共原来一直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打击投机倒把”,动用包括没收,批斗,逮捕,监禁,判刑,枪毙等等各种残忍手段来进行压制,企图根绝商品经济和私有经济,但始终无法根绝。在老百姓的冲击下,并且由于中共做法造成巨大的经济困难,最后才不得不放开私营经济和商品经济,但仍然施加大量不合理限制。
   
   由于老百姓的反对和客观实际的惩罚,中共不敢再坚持毛泽东捆住人民手脚,不让他们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聪明才智,创造社会财富的做法,不敢再坚持毛泽东三天两头心血来潮,任意制造混乱,毁坏社会财富的做法。不得不一定程度放开老百姓的经济自由。中国老百姓利用这点可怜的自由,充分发挥华人突出的勤劳和智慧,医治经济创伤,创造经济奇迹。而中共则把华人,把中国老百姓这种功劳,攫为己有。事实上,中共官僚和太子党在这中间的作用,只是对国家财产,对人民创造的财富,进行掠夺,并且依靠牺牲民众利益,制造巨大的贫富差别,使自己一夕暴富,使民众陷于贫穷和被支配地位,从而创造出空前的腐败和畸形的繁荣。
   
   除了老百姓主动进行或主动要求,中共被迫允许的改革以外,中共自己主动进行的所谓“改革”,完全不是真正的改革。而是官僚和太子党以“私有化”,商品化“产业化”等等各种名义,对国家和人民的抢劫。而伪改良主义、伪自由主义鼓吹的理论,从“告别革命”,到“中产阶级”理论,到全盘私有化、全盘商业化等等的各种各样的理论,为官僚、太子党解除革命压力,稳定政局,为他们的大掠夺大抢劫鸣锣开道,成为官僚太子党的真正喉舌。官僚太子党们自己,则需要掩掩遮遮,打起“社会主义”的遮羞布,因为他们的行为实在太见不得人。这样就产生了中国改革中似乎是奇特的现象:大肆侵占掠夺的人,避谈侵占掠夺,官僚太子党的喉舌不是他们自己;他们的喉舌,恰恰是表面上开明,甚至表面上反对官僚专制的伪改良主义、伪自由主义者。这些伪改良主义、伪自由主义者,留在体制内的,得一点官僚太子党的残羹剩饭;在体制外以异议人士等面目出现的,往往是在中共长期专制统治下失去血性,变得颇为温和,期望进入体制内,幻想中共开恩,走没有风险的爬行改革道路。充其量是一些伪精英。
   
   因此,中国的官僚和太子党非常舒服,他们既可以挂出“社会主义”招牌,保住面子,同时应付坚持马列原教旨的保守顽固派,或者“左派”书呆子;又有伪改良主义为他们进行掠夺实现私利鸣锣开道,为他们承担风险,充当代言人。他们既没有革命压力,也没有保守压力。他们不需要承担两方面的风险。
   
   
    二
   
   
   以不同的理论为指导,就会产生不同的改革道路和顺序。
   
   以马克思主义或者其它形式的经济决定论为指导,必然是先搞经济改革,后搞政治改革。这种理论的顺序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社会——政治。他们一般的都反对革命道路,主张告别革命,不顾客观条件,不顾中共态度,宣称要走改良道路。尤其是其中占绝大多数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或者庸俗经济唯物主义者,伪改良主义者。
   
   而主张以人为本,以人和人的发展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想,则改革的一般顺序,应该是先搞政治改革,再搞一般社会改革,后搞经济改革。这种顺序与经济决定论恰恰相反,其顺序是:政治——社会——经济——生产关系——生产力。
   
   人类历史上,以资本主义为例,在英国,是先有政治革命,即清教革命和光荣革命,然后才逐步产生适应后来资本主义的自由社会和自由经济关系,然后在解放思想,空前思想自由的条件下,发展科学,几十年以后,产生牛顿力学。牛顿力学逐步转为技术,再过一百年,产生工业革命,然后才产生现代产业和现代生产力,产生现代工人阶级。这与经济决定论先有生产力,后有生产关系,再有其它经济关系或“经济基础”,最后才产生政治革命的教条是完全相反的。
   
   就美国说来,美国革命(独立战争)比英国清教革命迟了一百几十年,但当时全世界产业革命还没有开始,或者仅仅是萌芽,美国全国都是农民,没有产业工人,同时还有奴隶制度,生产力仍然不比中国鸦片战争时期先进。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关系,以及产业革命和产业工人,是在独立革命,建立民主制度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其中奴隶制度到南北战争时才废除。
   
   几乎所有的历史事实,包括下文将要论及的苏联东欧变革,都说明,先有政治革命,或政治改革,后有经济变革,然后才产生相应的阶级(如产业工人,中产阶级等等)。
   
   
    三
   
   
   去年我在纽约见到从“四五”运动开始,长期研究中国民运的国际人权人士罗宾先生,民主墙时期他在中国。他告诉我,当时他对中国民运最注意的是两个人,一个是笔者,一个是天津的一个老先生。
   
   天津这位老先生,是一位颇有思想深度和独到见解的老人,也是当时民运中年纪最大,很受尊敬的一个。可惜1980年就去世了。
   
   但我与这位老先生,恰恰代表了民运中对于改革问题的两种不同的思路。
   
   由于改革首先是由民主墙和民办刊物异议人士鼓吹的,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也是首先在民运中开始的。
   
   由于时间太久,我只是比较模糊地记得这位老先生的一部分理论。记得他的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足,没有成熟,搞社会主义革命是太超前,走得太快,因而要搞资本主义补课。并提出“人民资本主义”的概念。由于当时全中国的理论界,都受马克思主义的束缚,包括绝大多数异议人士,因此这种理论,很快为绝大多数异议人士和有自由独立倾向的知识分子,自由主义人士所接受(包括后来的李慎之先生等),成为大多数异议人士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基础,后来也成为官方一部分改革派的思想基础。后来伪改良主义的一系列理论,例如救亡压倒启蒙,革命压倒改良,革命只能产生专制,改良才能产生民主,反对革命,“告别革命”的理论;必须先搞经济改革,后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必然导致政治改革的理论;必须发展“中产阶级”,依靠中产阶级,才能实现民主的“中产阶级”理论;及到全盘私有化,全盘商业化的理论,包括所谓的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等等,都是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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