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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时空不同的追求

我乐于忘记自己的生日,可惜世事常难如愿。48岁生日的两天前我就收到一对待我如女的德国夫妇的电子音乐贺卡。我与他们相识在三峡的游轮上,一晃就是28年,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才得以留学德国。生日两天后还收到三个电子贺件,发送的德国男子分别与我相识27、25和23年,他们都有助我象贾宝玉一样看破春色,遁入空门。在思绪万千中我又想起张枣(1962—2010),本来他比我早生四个年头,不知不觉中我就赶上了他。在这四年里,虹影、梁波、伊力哈木等人让我想起他,连陪同席六到西欧统战的彭少将也让我联想到他,因为他俩同龄。在张枣的第四个忌日,我把艾未未当天在推特上发表的鲜花照片转发一位德国女友,请她代我贺其丈夫61岁生日。在同一天,一边悼亡,一边庆生,于我已不是第一次。
   2011年,我被茉莉花革命引上推特一个月艾未未就被捕,从此我便成了他的义务辩护士;2013年11月起我还帮着转发他每天发布的鲜花照片,以支持他向红色极权讨还自由。艾未未也让我想起张枣,因为他与严力的合影显示他象张枣一样在外形上变化异常,可说面目全非。相由心生,这或许与他们内心承受的煎熬成正比。
   
   从重庆到德国
   

   想谁与不想谁,象爱谁与不爱谁一样不由我决定,我只能肯定张枣不曾是我心仪的男生,但一直是我关注的对象。我们都生活在重庆歌乐山下时,他用带古韵的现代诗迷住了不少人。我也在假期读过他名下的现代诗。那是在重庆别的院校求学的女友带回家乡的手抄读物。我记住了其名,但读不懂其诗。那时我爱读冰心翻译的泰戈尔和纪伯伦的诗篇,爱唱邓丽君等台湾艺人的歌比如《读你千遍也不厌倦》。张枣不是我的诗篇,但象清水君一样是我的镜子。
   我们都在1983年考上四川外国语学院。他上英语研究生班,我是德语本科生。我在校园里碰见他,记住了这位穿着打扮与众不同的英俊小生,但不知他就是《镜中》的作者。1985年,一位中文名叫谢达玛的德国汉学系毕业生来到我们学校当德语专家。达玛只大我七岁,当时26岁。她的出现让我耳目一新,从此成为我今生的航标。在重庆,达玛象一只优雅的白天鹅,招人喜爱,被人追求,我则乐当观众。正是通过达玛我才结识张枣。当他俩在1986年的某个冬夜从女生宿舍楼下叫我,告知他们打算结婚时,我十分惊讶,但欣然接受。那时我刚开始读《红楼梦》,还处于懵懂阶段,浑然不知红朝罪恶。在邓二把要求民主和人权的魏京生们投入红牢后,艾未未们为了寻求自由而远走他乡……或许张枣象我当时就读北大的男友一样急于出国,是因为他们比我敏感,了解时事,知道邓二从1983年起就开始借“严打”清除异己。而在我毕业那年,中共党内的民主派方励之、王若望和刘宾雁等都被邓二开除党籍,遭到批判。
   张枣虽然躲过了红朝寒流,但却从故国的骄子沦为异乡的游子。20年后,他在接受大陆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在国内好像少年才俊出名,到了国外之后谁也不认识我。我觉得自己像一块烧红的铁,哧溜一下被放到凉水里,受到的刺激特别大。”他去世后,我才从达玛处获知这段话的含义。
   达玛与张枣在重庆相遇相爱,但并未相知到成婚的地步。如果在自由的国度,她不会面临不结婚就得失恋的选择。因为1986年暑假她就得回德国,如果不结婚,恋人何以申请护照,何时拿到签证?婚后,张枣在她回国八周后就得以到德国与她团聚。然而,张枣不懂德文,也不知讨岳父母欢心。达玛的父亲是位已有155年历史的德国中型产业的主人,乐见一个勤劳可靠的女婿,协助长女承继家业。本来张枣与达玛也算门当户对,可惜张家在红朝沦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外公与爷爷都被打成“右派”。张家的遗风虽然让他得以在八十年代写出独立于红色话语的现代诗,但他承认自己好逸恶劳,岳父母自然看在眼里,因此很快拒绝这个在他们眼里不成熟的女婿。本来达玛可靠自己给别人打工养家糊口,但张枣也不愿当家庭主夫,与此同时,他还象个毛左一样诋毁妻子的祖国,导致不必要的口角……不久达玛与他协议离婚。为了让张枣不因离婚而失去签证,达玛一直等他到德国三年后才办手续,这期间承担了张枣的一切费用,包括回国探亲访友的机票……可这一切没能促使张枣克服洋插队的心理障碍。他在1989年3月写给陈东东的信中透露:“我在海外是极端不幸福的。试想想孤悬在这儿有哪点好?!不过这是神的意旨,我很清楚。这个牢我暂时还得坐下去”。那时他在达玛帮助下已经就读特里尔大学,而我已到德国四个月,正在尽情地体验自由,还专程去探访达玛,获知她的婚姻破裂,但不好打听详情。当北京发生大屠杀后,我前去波恩抗议,在游行队伍中发现好些熟悉的身影,其中就有张枣。对我而言,六四屠城是我今生最大的刺激。我也因此开始发表作品,为的是表达心声,抵制邪恶……一晃就25年了,我还乐此不疲。
   
   同是“革命之子”
   
   在对镜自省时,我想起梁恒(1954—)。他与张枣都是湖南人,与艾未未同年逃离“动物农庄”。梁恒的父亲曾是《湖南日报》记者。虽然他的父母都投身红潮,但母亲、舅舅和父亲还是未能幸免被打成“右派”,遭到迫害的厄运。梁恒12岁就被卷入血腥的“文革”,开始在底层挣扎,当过农民和工人。1977年高考恢复后,考入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张枣则是考入湖南师院英语系的应届高中生。1979年基辛格们抛弃中华民国,与马列红朝建交后,学了八年中文的美国人夏竹丽(1953—) 到他们学校教英语,与梁恒相恋,但还得邓二亲自批准,他们才得以由官方出面给他们举办被强加“中美人民的友谊万岁”象征符号的红色婚礼。这是中共打开国门后,红色大专院校出的第一桩异国恋。1982年,当王蒙们在民国学者齐邦媛也参加的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上发言时,梁恒勇敢地冲上去大喊:“你怎么好意思代表那个暴政到此讲话?”梁恒的抗议和他与前妻发表的第一本书《革命之子》给齐邦媛留下难忘的印象,对此她在自传《巨流河》表示,“在离开祖国三十多年后第一次看到铁幕后的真人真事”并担心到:“这些人的心,若非真变成麻木无情,必也是伤痕累累,如何得以平复回到正常的人生呢?”
   《革命之子》不仅让齐邦媛深思慨叹,也让逃脱纳粹追杀后在美国发财致富的犹太人索罗斯(George Soros)找到知音。他约见梁恒,与之相交,在他的支持下,1984年,梁恒在美国创办《知识分子》,期望促使大陆变为开放社会。梁恒推崇儒家,是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也正是这种品质让他获得“金融大鳄”的信任。2014年3月22日,梁恒在微博上表示:“银河系中的行星有二千亿颗以上,地球只是其中的一颗,而银河系在宇宙中却是无数无量。浩瀚天际,渺渺人类,个人的生命又是何等的卑微和短暂,我们应该感恩和珍惜才是,岂能随便挥霍掉生命的分秒。人的尊严和爱心总是体现在平凡生活的瞬间,而瞬间的优美都存于宇宙的永恒。”已经跻身富人阶层的梁恒还在关注民生,“繁华亮丽的城市暗处挤满了无数失魂落魄的人,这些人是被社会遗弃的族群,他们逃避警方的清扫和其他黑势力的压迫,躲藏在充满老鼠和秽物的桥洞里、下水道、垃圾场和破楼中。这个由乞丐、野妓、毒虫、流氓、窃贼等构成的阴暗社会,是对城市梦想的残酷讽刺。社会可以容许肮脏,但不可忍受惨无人道的肮脏”。
   梁恒也认识到:“真实所带来的痛苦有终结的时日,而谎言所带来的痛苦难以彻底消失”。他透露索罗斯定期去看心理医生,想来他也受其影响,因为我所读到的梁恒不再带着“文革”的创伤,但他好像没有读过张戎的毛传,还象张枣一样对毛充满幻想。张枣不仅推崇红朝偶像鲁迅,还有崇拜红朝暴君之嫌。不过与另一个“革命之子”顾城(1956—1993)相比,张枣还算不错。顾城因暴君发动的“文革”一生只上过三年学,张枣则从15岁考入大学后就没再离开大学,为此他宁可独自回到喧嚣的红都北京,也不与妻儿生活在宁静的德国小城。
   因“文革”而深受心理创伤的顾城,虽然举止反常,但在暴政下的畸形社会里,他却能用诗歌赚取稿费,获得诗人之名,并因此被鲁迅的洋徒弟顾彬邀请到德国,后来在美丽的新西兰上演用斧头杀妻然后上吊的悲剧。生前他到过美国,与艾未未有交往。他俩的父亲都是中共的笔杆子,他们也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也都写“朦胧”诗。艾未未的言行举止也不合常规,但人缘不错,也没暴力倾向,而且他象其父母一样同情弱者。艾未未在顾城自杀那年回北京谋生,14年后,他带着由1001个大陆人组成的社会雕塑“童话”到德国卡塞尔参展,从此成为举世闻名的现代艺术家。
   
   不一样的梅花
   
   在张枣过世前,我写过《此花不与群花比》,用以澄清我与被称为“朦胧诗人”的作者群包括张枣的关系。与他们最大的区别是我没有受到“文革”的伤害。当我的同龄人遭遇天安门大屠杀时,我已在自由世界,虽然深受刺激,但没有后遗症。
   以梁恒为代表的文革一代被毛共强行赶到大陆穷困的边区农村插队落户,而八九一代则因邓共被迫或自愿到富裕发达的异国他乡洋插队。多亏文革一代的抗争,八九一代的处境好很多。从1977年开始,高中毕业生就可以直接参加高考,所以,张枣和我都没有下过乡吃过苦。否则,张枣成名作《镜中》就不会被批评者称为“无病呻吟”。
   《镜中》也可以算张枣的代表作。1998年他在大陆发表了诗集《春秋来信》后,我用自己的德文诗集与他交换了一本。我在笔记中找到对其诗集的反映:“动不动就落泪”,就是说,张枣的诗集只能让我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伤感。《镜中》的首句“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与结尾“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遥相呼应,全诗的文字与意象不乏美感,但我却无法为他辩护,因为我也象他的批评者一样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不过我也喜欢梅花。“梅花香自苦寒来”就是让我铭记在心的信条之一。张枣用梅花这个词营造出让人揣测的意境,而我一直追求的就是梅花的精神。我在手稿中找到一首与张枣相关的汉语诗:
   
   思乡念友
   
   天黑了
   眼是亮的
   我找到大槐树下
   洪洞老家
   苏三唱罢
   登台的还是冤魂
   
   我逃离红场
   借助德语
   跻身莱茵河边
   在大教堂下
   向世人献上你
   抛洒的梅花
   
   1998年6月
   
   张枣去世那年,我正忙于撰写《无耻的洋人》,还曾撰写序言《身在夏天 心系梅花》以明心志。而在张枣去世的年龄我则终于出版了德文小说《红楼琵琶行》。当年他到科隆看我时,我刚动笔撰写。此书发表前,我把文稿发给达玛批正,得到她的首肯。在48岁的生日前,我得以第一次用此书的收入邀请朋友观看《神韵》,达玛也专程从外地赶往法兰克福,看完演出后赞赏有加……我自然又想起通过她结识的归人,心中不无遗憾。
   
   2014年春起草,7月1日定稿于莱茵河边
   《新天地》首发 http://www.newlandmagazine.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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