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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的作恶是没有底线的

一个原本是好好的国家,如果变成了警察国家,这就说明这个国家的政府出了大问题。人民还是原来的人民,不可能突然之间都变成了暴民、刁民、或者是刑事犯,从而迫使政府不得不雇用大量的军警特务们来维持秩序。表面上看,政府似乎是振振有词,又是为了顺其民意而勉为其难了。以至于搞个国家的庆典,开个什么代表会,甚至搞个什么体育比赛,都要调动几十万大兵和武装警察去维持。

   

   如果是在战争期间,敌伪时期,或者是在沦陷区,确实这是有必要的。但是如果是在和平的情况下,哪怕政府把自己看成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也应该时常地与民同乐一下。既表演一番亲民的形象,又可以粉饰一下太平的景象,只有百利而无一害,又何乐而不为呢?其实问题就在这里,是想为而不能为,不敢为。比如去扒民房,圈民之地,都必须要有军警的护驾,否则是既扒不来房也圈不来地。政府的任何一个计划,一个行动,没有军警的保驾护航,就什么也做不成。

   

   古人说:兵者,凶也。这个凶是对于外侵的敌人。没有外敌,把凶对内、对国人百姓,只能说明问题是出在政府和政权的身上,而绝对不是出在国人民众。当一个政权到了必须指望着军警来维持自己统治的时候,我们只能说这个政权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

   

   秦朝的始皇帝够厉害,打遍了天下无敌手,坐上来头把交椅以后,还下令把天下的武器都收缴到了咸阳,用这些个金属铸成了十二座巨大的金属人像,从此便以为是功高盖世、皇权永固了。天晓得,陈胜吴广两个人振臂一呼,这个强大的秦王朝立时垮台。

   

   在1988年以前,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对自由民主一直是持镇压做法的。蒋经国总统顺应民意,主动地开放党禁、报禁,不到两年,就使得台湾成为了宪政民主的文明国家。南韩的全斗焕政权是在1980年指使着军警制造了一场光州的大血案,金大中为首的民主斗士始终不渝、坚持斗争。就在光州惨案发生后不久,南韩也成为了一个宪政民主的文明国家。

   

   在东欧的前共产国家当中,也发生过匈牙利事件、波兹南事件、布拉格之春等等这些民主运动,也都被共党们的军警残酷的镇压掉了。但是民心、民意不可违,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最终还是要由人民来说了算。于是就在1989年、1990年,东欧国家的共产政权是纷纷倒台,人民恢复了尊严,生活在文明的制度里。

   

   靠着军警维持的政权,是因为其实在是不得人心的缘故,所以才用暴力镇压、屠杀来对待人民。这里丝毫表现不出这个政权的强大,或者是辉煌,反而是在告诉天下,这个政权已经走到头了,时日无多了。

   

   暴力统治那就是最后的手段,但是暴力统治一定会造成两个结果:一,是通过暴力可以使人民擦亮眼睛,彻底觉醒,清清楚楚地看透共党极权的本质,彻底打消原先对这个政权所抱有的一丝希望和幻想;二,是暴力把民怨积成了民愤,这就叫做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杨佳先生和邓玉娇小姐就是民不得不反的实例。

   

   当一个政权把老百姓逼上了不得不反的地步上时,这个政权还能苟延多久呢?愚蠢的是,共党们的通病都是以为,通过血腥的暴力,可以使人民产生恐惧心理,于是人民就会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顺民了。但是稍微懂得一点心理学的人们都明白,人有七情六欲,但是任何一种情欲都有一个最后的底线。

   

   即便是恐惧,既可以是被吓成神经病,甚至是吓死;但也可以像股市一样触底反弹。所谓的物极必反。把人民逼到了不畏死的普遍状况上,暴力的恐惧和阻吓的作用就成为了零。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奈何以死惧之”。于是,接下来的事情当然就是改朝换代了。

   

   两千两百年的中国历史,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既自然又合乎情理。在人民愤恨之极,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推翻了二十多个自以为天下归心、皇权永固的朝代。可惜的是,两千多年政治制度,始终没能走上文明之路。除去中华民国的那三十八年以外,史学家说中国是至今仍行秦政治。皇权至上变成了党权至上,民主变成了党主。到了今天,改共党之朝、换共产之代,也就成为了每一位中国人的历史大任。

   

   平心而论,中国人苦。从打1931年日本侵占了东三省开始,到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整整二十二年,中国人是生活在战乱的年代里。1949年共党宣布窜政成功,但并不是从此就国泰民安。共党为了扩大匪区的内战,仍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和大西北地区进行着,直到1950年年底,才算基本结束。

   

   共党并没有给人民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内战还没停止就又参与了朝鲜战争。百万青壮年被送上了战场,一打就是三年,最后以惨败告终。可是就在这三年当中,共党并没有发布一个减刑法、轻徭役的安民告示,而是迫不及待地在占领区域大开杀戒。

   

   一场土改运动,四、五百万乡村绅士们被扣上了恶霸、土豪、土匪的罪名而处决;接着是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处决了七百万到一千万人;朝鲜战争还没结束,又是一场三反五反的运动,几百万人为此又遭了殃;朝鲜战争结束了,共党仍没有发布与民生息的安民告示,反而把农民刚刚分到手的土地又抢走了;接着又抢劫城镇工商业主的生意,工厂、作坊都被抢走了。

   

   共党的倒行逆施和暴力抢劫,引起了非议和反对的声音,于是共党马上对知识阶层痛下毒手。1957年的那一场反右运动,使五百万人遭殃。至此,士农工商四大行业,被共党杀得血流成河,白骨累累,恐惧笼罩着中国大地。

   

   从此人人自危,共党却得意了。1958年就患上了一场大炼钢铁、放卫星的热病;1959年开始的三年半,活活饿死了六千万百姓。历史上任何一个新朝代,都是一种宽松、向上、欣欣向荣,充满着活力的时期,或者是阶段。而唯有共产王朝是反其道而行之,把全民杀得是老老实实,又抢劫得一片赤贫。

   

   数字显示,1949年中国的GDP占全球GDP的5.7%;而六年以后的1955年,中国GDP则下降到了4.5%。把秦皇汉武都不放在眼里的毛泽东,为所欲为地做了二十七年的皇帝。他的政绩有二:一,是在他死后的1977年,中国大陆的GDP降到了前所未有的只占全球的2.5%,是国穷民穷;二,是死于他当皇帝的二十七年当中,至少有一亿两千万冤魂,绝不仅仅是八千万。

   

   让我们从三个数字来估算一下。第一个数字,是三年半的大饥荒。三十多年前的大致估计,是饿死两千三百万人。有心的人始终没有放弃调查,不久后这个数字就上升到了三千四百多万。十多年前,一项对四川省的调查震惊了所有的人。三年半的大饥荒,仅仅四川一省就活活饿死一千万。随着调查的深入,饿死的人数上升到了四千七百万。而近三、四年,绝大多数人相信,至少有五千到六千万人是被活活饿死的。

   

   第二个数字,是十年半文革中无辜死亡的人数,在二十多年前已经被确定为三千七百万。而第三个数字,是2009年由学者们调查统计出来的。1950年大陆的人口是四亿多,但是监狱里就开始关押着一千万左右的囚犯。刑事犯有20%,其余的80%那是因为思想、言论、信仰和过去的历史,而形成的政治犯。

   

   毛泽东这二十七年,这一千万囚徒的数字是长年保持,而且是只增不减。每年因秘密处决,酷刑拷问,饿死、累死、病死和自杀的数字都在一百万人左右。二十七年,那就是两千七百万人死于无声无息之中,外界是很难知道这些内幕的。

   

   仅此三个数字,死于毛泽东之手的总人数就绝不低于一亿两千万。这后三十年,共党新兴建监狱,但监狱内仍旧人满为患。有统计表明,监狱内长年保持着两千多万人。而无声无息地死于监狱和劳改的人是多少,也就可想而知了。

   

   从邓小平和江泽民喊出了稳定压倒一切这个口号的时候,有识之士们就已经意识到了,这是共党向全民发出的宣战书。六十年共党一手造成的民怨和民愤,到现在民怨民愤已经成为了普遍的民情,威胁到了共党政权。共党反过来,把含冤含恨的民众当成了敌人和对手。已经连续十几年了,每年共党都以两位数字的大比率投资花费在军费上。

   

   从1979年共党发动了对越南的战争遭到了惨败以后,至今三十多年,再也没敢和周边的任何一个国家交手开战了。近几年,虽然喊着不惜要和美国一战,但这也仅仅是喊叫而已。美国并没有因此而加强防备,或者是宣布进入紧急战备状态。那么这大笔的军费,都花在了什么地方呢?

   

   首先,最大宗的开支,那就是贪污;其余的是用于维持稳定,实际上就是用于对人民的内战的费用。近几天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仅辽宁省在2010年的维持稳定这一项的开支,就高达二百二十三亿元人民币。这笔钱超出了全省今年对教育和医疗投资的总和。辽宁全省的人口有多少,估计七、八千万人差不多了。也就是说辽宁的人民仍然可以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但是这些都不要紧,因为省政府为每一位辽宁人已经预备下了三百块钱的“镇压费”。

   

   各省、区、市也都在今年成倍地增加了本地区的维稳预算。云南、广西、贵州的大旱灾,已经造成了数百万人外逃去逃荒。这三个、省区的政府却不做任何事去帮助灾民,反而把为维稳的预算增加了一倍,随时准备动用军警镇压灾民。

   

   报告中还提到了,2010年共党还将招收五百万名的维稳新成员,增加现有的军、警、特的人数,在中国大陆,一场全面的内战已经开始了。发动这场内战的是共党这个政权,内战的对象是全体的中国民众。

   

   记得大概是1988年,中国大陆当年的军费开支是二百四十三个亿;到了九十年代的中期,北京市长陈希同贪污了一百八十三个亿,我们当时都吓了一跳。在闲聊天的时候,大家都说,一个共党的贪污犯,竟然把国家军队的四分之三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共党的胃口到底有多大?如此巨额的贪腐,又和刮地三尺有什么不同呢?

   

   今年辽宁一省的维稳费用是二百二十三亿,全省几十万大小干部们准备从中贪污多少呢?全大陆三十个省区市,今年维稳总开支,至少会是七、八千亿。假如各地干部们贪污了一半,剩下的三、四千个亿,那就是共党用来打内战的军费。作个中国人难,就难对共党这种政权的不知所措上。

   

   前三十年,因为一句话就可能送了命,使得不少的中国人失去了自我,采取了对共党是多磕头、多喊两声万岁,以躲祸的做法,勉强可以苟活。可是这后三十年,共党是与时俱进了,明火持枪地抢劫,要的是钱,喊万岁是无济于事的。在钱和命上,老百姓要做出明确的选择:要钱就不能要命,要命就把钱拿出来。这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新解释。

   

   在1982年、1983年的时候,全大陆上访的冤民总数是两万人;到了2007年、2008年,冤民已经成为了一支三、四千万人的大军。多增加五百万维持稳定的军警特务们,当然是有必要的了,因为2009年冤民的队伍也在增加。这2010年的经济大崩溃、大粮荒、大旱灾、瘟疫的大流行,必将使冤民大军的人数迅猛增加。稳定也只能是靠暴力来维持了,可是暴力又激发民变。

   

   据了解,2009年全年,全大陆地区总共发生了十二万起民众抗暴维权事件,平均每个月是一万起之多。共党始终不明白的是,共党坚持极权专制,民间就必然发出宪政民主的吼声;共党贪腐,民间就必然要求法制;共党坚持镇压,民间就必然有抗暴的行动;共党肆意抢劫,民间就必然发动剿匪活动。共党不惜国败民穷,那么人民就一定会举行大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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