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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明张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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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明张健评论
·只有宪政民主,民族才能复兴
·中国的出路在于政治制度的变革
· 相信造命在天,不如立命在人
·该是中国人警惕的时候了
·中国大陆的三大崩溃不可避免
·共党们都是衣冠禽兽
·中国大陆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
·关于布达佩斯召开的全球民主论坛大会(2012年)
·中国人不做共党的梦
·共党的党老板一届比一届昏庸
·腐败就是罪恶
·中国人该知道“强国”的真相
·共党连存在的合法性也丧失了
·在国际社会中,共党政权没地位
·人民决定国家的前途
·马列毛的主张使得共党只能破坏,不会建
·马列毛的主张使得共党只能破坏,不会建设
·习近平的九号文件,究竟是什么内容
·中国人民不该允许共党苟延它的政权
·三中全会仍将使人绝望
·共党的立场就是与人民为敌
·人民、共党,究竟应该谁怕谁
·除共打鬼势在必行
·毁我中华民族的三大祸害之一是共党
·只要共党仍在,中国就没有前途
·共党的话,绝对不能信
·习近平的三个自信,其实是无自信
·国安会的成立是衝着谁来的
·关于共党的合法性问题
·经济崩溃,苦难深重的是中国人民
·习近平究竟要把枪口对着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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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乱世,人民就越是要有理性 越是乱世,人民就
·共党如此胡作非为,人民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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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共党政权,天下幸甚
·用人文科学的理论去认识共党
·在共党极权下,中国人无法幸福
·蛇年不是好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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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追求自由的历史
·中国的现状,该是中国人做点什么的时候了
·人性必将战胜兽性
·共党的这个国,已被共党败光
·政治改革,必须是政治制度的改革
·危机重重的中国大陆
·面对如此腐败,习李怎么办
·民主的动力是人民
·中国人创造出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
·没有人权和自由的民族,就不会有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习近平
·除共就是治本
·共党改革已死 全民革命当立
· 党祸不除 民族何以复兴
·理性地看待中国大陆的现状
·腐败的共党要保党
·政治改革应是政治制度的改革,而不是体制内改革
·政治家、戏子、土匪?
·十八大结束了,该是中国人行动的时候了
·习近平居然敢接这个班
·冥顽不灵的共党
·习近平难道不撒谎、不贪腐吗?
·中国人对2014的希望该是什么
·藏人继承遵循民族文化又何罪之有
·十八大改变不了中国大陆的现状
·全民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新制度
· 绝望的共党要召开十八大
·毁国害民,破坏一切的共党统治该结束了
·中国大陆成为了外国的殖民地
·理性的文化和共党的垂死挣扎
·共党的谎言究竟有多大
·究竟哪一天应该是中国人的国庆日
·腐败与迁都
· 当人民要革命的时候,对象就是共党
·共党政权的倒台是必然的
·共党对人类的毒害是从幼儿开始的
·中国人和当今人类没有不同
·为什么胡锦涛担心会亡党亡国
·对日开战、春节晚会、和民族复兴
·粮荒就是经济崩溃的徵象
·由大陆的高房价说开来
·共党的保密法,为共党造假开方便之门
·清共是为了国泰民安
·乱象横生还开什么会
·大老虎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共党煽动民粹主义是为了转移国内矛盾
·好吹嘘的共党高官为什么要逃亡
·银行的低利率与高物价
·九成以上的中央委员是外国人
·共党贪腐有术,搞垮中国经济
·中国人最需要的是法治社会
·对共党的洗脑说“不”
·对“24字真言”的批判
·钱真的能通神吗
·一场暴雨揭穿了强大辉煌的谎言
·抗暴维权的方式该改变了
·不能总是共党正确,人民有罪
·口袋里的钱是怎样不见的
·共党大限已到
·要求给六四平反,不如全民造反
·失去了精神、文化的民族不会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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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子弟能喝粥度日,共党只能外逃

不少人说东西方文化上存在着差异,我始终不同意这种说法。无论任何一种文化,能够经历千百年历史的考验而流传到了今天,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种文化是人性的文化。它能够推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断前进,逐步走向文明。

   

   说到底,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不断地追求自由的历史。自由产生文化,自由产生文明,自由推动社会向前迈进。无论是东方、西方,人性都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或者说差异,那仅仅就是生活方式和习俗上的传统而已。而这也没有必要去用一种思想或者主义去统一它们。因为人类的社会毕竟还是要丰富多彩,还是要成为一个个百花园的。自由的意识,精神的追求,永远是人类进步和发明创造的动力。

   

   一百多年前的孙中山先生,提出民主、民权和民生的三民主义思想,和七十多年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制度。尽管中美两国之间是远隔万水千山,但是两个三民主义得出的却是同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这就是文明。

   

   共产极权专制走向的,却是文明的反面,是意识形态的恶魔。90年前,列宁的共产政权焦头烂额时,就把领土阿拉斯加出卖给了美国,换取两千万美元,来支撑政权运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让中国的这伙共党有样学样。

   

   从打1925年至今,在中国人民根本不知道的情况下,中国的四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领海被共党们偷偷地出卖给了周边的国家。共党总是说,自从共党篡了政,人民是既当了家又做了主人。但是人民所共有的国家现在还剩下多少领土,人民并不知道。原因就在于政治不是人民所共管。于是卖国的钱和利益,人民就自然不可能共享了。

   

   打算分享卖国利益的中国人肯定是有的,但是不会太多。中国人再穷也很少有人愿意以卖国致富的,否则就不会有十四年抗战打败日本人的胜利了。但是当共党宣传说什么第三大、或者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仍然是贫穷的。显然在享受利益上,人民依然没份。

   

   其实,所谓的经济腾飞而产生的利益,也是令人怀疑的。行将就木的共党为了苟延残喘,利益诱惑或收买拉拢,已经成了唯一的笼络民心的手段了。人民没有分到利益,也就说明共党所谓的盛世辉煌,仅仅是画在纸上的一张大饼,永远是充不了饥。不但人民充不了饥,就连共党苟延政权的这个饥也是充不了的。

   

   邓小平和慈禧太后相同,支撑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富国强民,倒还在其次。正如毛泽东当年总是挂在口头的那句话,就是“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这个一切的说法,并不仅仅是指君临天下,享受特权。对于共党这伙匪类们来说,这个一切,就是为所欲为,包括任意地屠杀、镇压,随便地扒房、圈地,尽情地抢劫、贪腐。坏事做绝,恶贯满盈,就更要死保这个政权。因为只有这种政权,才能让它们如此胆大妄为,而且还不受制裁,甚至还是仕途发达。

   

   邓小平显然也是有样学样。慈禧是中国历史上改革开放的第一人,邓小平仅仅是步慈禧的后尘。慈禧搞了个垂帘听政,任意操纵着同治和光绪两位皇帝;这一点上邓小平比慈禧手伸得更长。不但操纵了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还隔代指定了胡锦涛。慈禧是不得已提出了变法和洋务运动;邓小平同样是为了保政权提出了改革和开放。慈禧搞了个上海特区;邓小平就弄了个深圳特区。慈禧定了个四个不准变;邓小平就拼凑出了四个坚持。慈禧最后是有意要接受变法,改制为君主立宪制;邓小平是坚决反对宪政民主,并且声称绝不照搬西方。

   

   慈禧所坚持的是产生于中国本土,已经实行了两千两百多年的皇权专制统治。最后发现国将不国了,于是有意照搬西方的君主立宪制;而邓小平们则是在身处宪政民主的政体之下,全盘照搬了西方马列,颠覆了民主自由,复辟了极权专制。又在宪政、民主、人权、法治成为了普世价值的情况之下,又提出了绝不照搬西方。仅此一点,慈禧比邓小平明智。

   

   末代皇帝溥仪的作为,又远比胡锦涛光明磊落得多。溥仪是敢于面对中华民国这个现实,不情不愿地交出了权力,又被赶出了皇宫,但是又极力地想复辟皇权,最后是投靠日本作了满洲国皇帝。就是这样的一个满奸,苦心积虑也要去复辟。在当时,也没有从西方全盘照搬马列这个恶魔,去复辟他的皇权。抗战胜利以后,汪精卫、陈公博等大小汉奸们被国民党处决了,而满奸溥仪却只蹲了十年共党的大狱就自由了。甚至还受到了周恩来们的贵宾式的接见,并且为他找媳妇成家,关怀无微不至。

   

   胡锦涛则是个鸡鸣狗盗之徒,是靠着打小报告、告密、整人起家的政治辅导员。他全心全意地卖身投靠共党,迫切地屠杀汉人、藏人、维人以示忠诚,大刀阔斧地对俄罗斯、对日本出卖国土。在党内,胡锦涛肯定是功莫大焉。但是于国于民,它则是罪大恶极。不少人对共党党老板的换届,总是抱着一丝的希望,这是自作多情。 试想一下,如果不把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罪大恶极的罪犯推上去做党老板的话,那么这个罪犯就不可能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个政权的命运紧密的相连接在一起。

   

   毛、邓、江、胡们都是双手沾满人们鲜血的罪犯。共党这个政权,就是它们用来肆无忌惮的发泄兽性的工具。它们深深地明白自己所犯下的罪恶,所以就必须拼命地保住这个政权。保住了政权,它们有命;失去了政权,它们就要直接面对国人民众对它们的清算。例如前罗马尼亚的共党头子齐奥塞斯库、前伊拉克的总统萨达姆‧侯赛因,都已经为极权的专制者们做出了榜样。

   

   恩格斯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真正的警察国家是这样的:他认为,最好是悄悄地采取行动,而口头上鼓吹法治国家。”恩格斯没说错,共党也是一直这样做的。在《马恩全集》的第一卷第七十八页上就有这样的一段文字:“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他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们拥护这种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候陷入了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的政治生活,变成了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

   

   至于外国的独裁者们是否如此,我们就不去猜测了。但是中国大陆的毛、邓、江、胡们确实如此。以为自己说出的话就是真理,以为自己听到了人民拥护的声音,其实是在自己骗自己。以为人民离开了国家的生活,以为人民仍对共党充满着迷信,其实就是民情激愤,矛头全部指向的就是共党。胡锦涛以为自己听到了人民在狂喊着盛世、强大和辉煌的声音,其实这只是他自己的声音。于是就把警察国家悄悄地抓捕异议人士的行动,变成了公开的行动,但是口头上仍然鼓吹法治。

   

   刘晓波先生因言获罪;谭作人先生坚持追查豆腐渣学校砸死学生的责任也获了罪;冯正虎先生帮助维权民众,竟然被剥夺了回国的权利。经过三个月的抗争,冯正虎先生回国了;胡佳先生从事的环保和艾滋病人的维权活动也获罪了;高智晟先生因多次上书共党政府,要求结束对异见群体的残酷镇压而获罪。

   

   除去冯正虎先生暂时平安以外,其他的四个人全被冠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至今我们也不明白的是,“颠覆国家政权”究竟是个什么罪?哪些行为是属于犯了“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写了几篇文章;提出个政治构思;为了为被砸死的学生讨个公道,说句话;为了一个信仰的群体,说几句公道话;为了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为了艾滋病患者的权益说句话,于是,一个国家的政权就立时被颠覆了。听上去,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共党杀人如麻、抢劫成性、出卖国土,难道应该是名标青史?不该以祸国殃民治罪吗?共党外交部的发言人马朝旭,在记者问他高智晟现在何处时说,“在他应该在的地方。”这不是马朝旭愚蠢的幽默,而是含义很深的一句话。就是因为共党呆在了它根本就不应该呆的地方,所以人民也就处在了本就不应该处的地位上,正直与良知的人士们也就呆在了他们不应该呆的地方。翻天覆地慨而慷的是共党们,绝不是人民。人民由国家主人的位置上,被强迫呆在了奴隶的位置上。于是魑魅魍魉一步登天;群魔乱舞,黑白颠倒;人鬼不分,忠奸不辩;日月星辰无光。这就是共党治下的社会。

   

   一个知识人,首先必须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成为不了一个自由主义者,就永远不配做知识人。而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天职,就是批评政府,为民代言。一千年前的范仲淹先生留下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颂。他就是因为批评朝政,三次遭到了贬放。但是他仍然坚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样的傲骨和气节,责任和良知,仍在激励着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但却成为了共党认定的颠覆国家政权的异见分子。

   

   胡锦涛为了自己出风头搞了场大阅兵,并未事先征得大多数民众的同意,当然就应该招来千百万种的批评、指责、讽刺、挖苦,反对甚至是谩骂的声音。为了保政权,已经成了惊弓之鸟的共党自然就会认为,发出不同声音的人都是要颠覆政权的人。

   

   共党把自己和人民的位置给颠倒了,所以人民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可能是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嫌疑犯。这就正符合了托尔斯泰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在这个国家里,一个正直的人唯一合适的去处,就是监狱。”那么这种国家,我们只能说是个野蛮的国家,离世界的文明很远很远,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和耻辱。

   

   前捷克总统哈维尔说,“当公民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自己的知识和良知采取行动的时候;当公民和平地相互结社、讨论和发表他们对社会将来发展的关心与观点时,根本就不存在颠覆国家安全。相反,当一个国家的公民不被允许自由地采取行动、结社、思考与发表时,这个国家未来的财富和精神就会被破坏。”

   

   人创造了国家,于是一国之民众就需要一个政府来管理这个国家。由于人有善与恶的双重本性,所以人民并不相信这个政府。即便是民选出来的政府,人民也不相信。所以人民又创造出了三权分立互相制衡,上议院、众议院、全民监督等等的宪法、法律和条文规定,为的就是保护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不受政府的侵害。

   

   所以,政府这台机器就应该为人民谋求自由和福利而运转,绝不应该是对国民进行屠杀、镇压、抢劫和欺骗的工具。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政府的存在,那就是违背天理人情,不应当让它继续存在,而是要推翻它、消灭它。因为一国之民众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对暴政进行革命和反抗的权利。

   

   1949年中国大陆地区沦陷以后到了今天,六十年间共党团伙的所作所为仍然有人表示不知道、不清楚,或者是不表态。我只能认为这样的人是装糊涂;或者是天生的白痴,健忘症患者;或者就是脑残体;再不然就是卖身投靠的党奴、帮闲和篾片们。出卖尊严和人格,为的是换取些残汤剩饭,这倒也无可非议。十四年抗战期间,中国出现了不少的汉奸和伪军,但是中国人民仍旧取得了抗战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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