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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印度支那衝突:中國反圍堵的戰略


   譯者按:

   
   本文概括譯述法國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尼古拉-利高 ( Nicolas Regaud )著作《 動蕩中的柬埔寨 --- 第三次印度支那衝突 (1978-1991) 》第九章 《 中國反圍堵的戰略 》( 包括《 第三部分之大國干涉 》導言 )的內容,第212至238頁。不譯和不列出註釋。此文主要論述和分析中國干涉第三次印度支那衝突的立場和態度。
   

   
   以下為譯者在《 動蕩中的柬埔寨 --- 第三次印度支那衝突 (1978-1991) 》的按語﹕

   
   對於印度支那三國國家和人民來說﹐ 1978年是極為重要的一年。在這一年內所發生的事改寫了其國家與個人的命運和歷史。由於大國的干涉使原為的地區衝突變得更複雜﹐印度支那人民遭受了一場較長的痛苦經歷。三十多年過去了﹐ 和平早已恢復﹐目前國家在復原和在建設中。歷史是值得學習和關注的。但至今﹐人們仍只可找到兩、三本較為全面述及和分析第三次印度支那戰爭的法、英文書籍﹐ 中文書就鳳毛麟角的了。
   
   尼古拉-利高 ( Nicolas Regaud ) 先生是巴黎大學國際關係和戰略研究中心的研究員、政治學博士。1992年他出版的 « 動蕩中的柬埔寨 --- 第三次印度支那衝突 , 1978-1991 »( Le Cambodge dans la tourmente, Le troisième conflit indochinois 1978-1991 ) 著作可為讀者詳細分析那場以柬埔寨為中心又極為廣泛和複雜的衝突。書中不僅涉及到高棉民族主義者反抗越南和金邊政府的鬥爭﹐ 還牽連到印度支那三個社會主義國家與反共的東盟國家、中國和越南的霸權主義﹐以及中、美在遠東地區反蘇的鬥爭的演變和結果。
   
   

   ***

   
   
   第三部分 --- 大國干涉

   
   
   諸多的分析均認為在印度支那地區的鬥爭皆為大國影響下的戰略爭奪戰,稱為“ 代理戰爭 ”( proxy war ),一切解決的辦法也只能在“ 大國 ”之間調解、妥協而達成協議,地區的力量只可服從大國的決定。
   
   第三次印度支那衝突的一個層面是“ 東與東”的衝突,即中越和中蘇的矛盾。 中國常視越南為“ 安南 ”( 平定、安撫南方之意 ),是其自然的影響範圍,有似帝國身軀的“ 易於疼痛的下腹 ”之部分。
   
   作為“ 兄長 ”的中國在抗法抗美戰鬥中為越南提供大量的經濟援助,當越南倒向蘇聯,和侵略“民主柬埔寨”時,中國便認為對方是“ 背叛 ”。
   
   最終,在軍事和外交上,中國對越南發動“ 十字軍征戰 ”, 改善與東盟、美國的關係,後還在柬埔寨問題上與蘇聯和解。 中國的一切行動說明了其外交力量與固有的人文精神、經濟、軍事和文化並不配稱。印度支那的問題不可排斥中國的行動、聲音,雖然有時行為是任意的但有其份量。
   
   若“ 東與東”的衝突是值得審視的話,那麼東與西的層面也不能忽視。 蘇聯在南中國海和印度支那半島設立軍事基地令中國和東盟擔憂。 他們顧慮蘇聯在亞洲擴軍,最終發展為包括空軍在內的在第三世界領域擴張。如此的理解很快使第三次印度支那衝突變成“ 新的冷戰 ”的主因,導致了從1970年代末兩個陣營的衝突。
   
   西方對越侵柬並不擔憂,反而,蘇越結盟和蘇聯在這戰略地區擴軍才使他們擔心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通道遭到破壞。
   
   各大國對印度支那的衝突秉持不同的態度和立場又衝擊這地區的衝突。 莫斯科、北京和華盛頓的三角關係是首要的影響到這地區的衝突, 之後,隨著國際環境漸漸改善,解決印度支那衝突的方法才漸露曙光。
   
   
   第九章 --- 中國反圍堵的戰略

   
   
   1978年是中國在東南亞失敗的一年。 “ 小兄弟 ”越南倒向蘇聯,一個離越南遙遠又對他有較少壓力的大國;繼之1979年三月,寮國要求二千五百名中國專家撤走;越軍佔領柬埔寨。1979年,可以說中國在印度支那半島的影響被削減。中國三十年的努力經營似乎都變為零,既不能阻擋一支強大的越南軍隊,也不可保住其親密盟友赤柬, 儘管局勢難以駕馭和主宰,但北京也認為應在其傳統影響區內發聲。
   
   1979年2、3月中國對越進攻,在某種角度上看有幾分是“ 正當的援手 ”, 但不能再設立在該區的地位。 但很快,在美國仍未消除越戰創傷的陰影下和不願作為這個競鬥場的敵手,以保護泰國的安全為理由,北京投入這火爐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赤柬逃離金邊的一年後,蘇聯大軍進入阿富汗, 從而北京領導人會自然想到被蘇聯圍堵的情景。 1981年3月,《 北京信息 》( Beijing Information )登載了一圖,從中完全可解釋中國對圍堵的看法。
   
   即使從1982年起,中蘇關係開始改善,兩國副外長會晤,但在兩年後北京仍清晰表述對蘇聯威脅的看法:
   
   “ 1970年代中期,利用美國在越戰的失敗, 蘇聯的政治步伐邁向南方。一方面,他們贊成越南侵柬和遣派太平洋艦隊前往南中國海和東南亞; 另一方面, 為打開海灣通道和增強在中東的軍力,赤裸裸地侵略阿富汗。”
   
   “ 為增強在亞太地區的軍力,蘇聯在試圖設立從鄂霍次克海 ( la mer d'Okahotsk ),經日本海至南中國海的海上控制區。 在擴軍的範圍中,蘇聯不但擊破美日的封鎖線:從日本的津軽海峡( Le détroit de Tsugaru )至南中國海,還可以控制或阻止美日的要塞馬六甲海峽,從而可進入印度洋和海灣地區, 從另一方向包圍歐洲。”( 注1 )
   
   由此,中國提出解決中蘇關係正常化的三個先決條件:
   1、 停止支持越南佔柬;
   2、 從阿富汗撤走蘇軍;
   3、 減少在中蘇邊界駐軍。
   
   於是,印度支那問題成了不太重要的問題。 事實上,在阿富汗問題上,中國處於弱勢,但它認識到蘇聯在阿富汗很快便消耗完其經濟資源。
   
   從1970年代初起,蘇軍在中蘇邊界駐軍一直被北京視為大憂。鄧小平在整個八十年代不斷宣稱中蘇戰爭是不可避免。 可是,從1982年開始北京邁出一步,重新審視蘇聯的威脅。 82年1月, 解放軍將領公開宣稱:“ 蘇聯可發動大規模的攻擊, 但漫長的邊界在過去的一、兩年內是安寧的。”( 注2 )
   
   中國一方面要求蘇聯減少在邊界部署正規部隊和核子設備, 但另一方面又認為蘇聯的軍力( 尤其是海軍 )是對抗美國的重要力量。
   
   
   共產陣營中兩個巨人的關係正常化的首要難題是解決印度支那問題。 北京的眼中,河內是尋求“ 地區霸權,即蘇聯全球霸權的一部分。”( 注3 )
   
   由此,反圍堵並消除其戰略是中國需要做的事。傳統上,東盟與中國互不信任。新的形勢使北京改變態度,與前者組反越聯盟。曼谷成為最熱情的響應者,漸漸地形成了北京-曼谷軸線,中國開始在東南亞插入一腳,並使東盟相信在柬埔寨問題上大家都有共同利益。( 注4 )
   
   中國為柬埔寨抗越力量提供物質援助,同時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還利用中越邊界的戰事致力削弱越南的軍力。由此,蘇聯需增加對越負擔,此正是北京的盤算;為解決中蘇問題,莫斯科必須對越施壓,為整個衝突尋找解決的方法。
   
   
   使越南流白血

   
   越南在1978年7月28日加入經濟互助會。翌日,北京便停止對越經援。 中越邊界戰爭的大摧毀、斷絕經濟和技術援助等對越南經濟也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
   
   因此,越南需要愈來愈依賴蘇聯的幫助。 莫斯科對越援助從1978年的6.89億美圓升至1980年的9.42億,1982年則升至約16、17億。( 注5 ) 工業技術援助也躍進,第二、第三和第四個五年計劃( 1976-1980、1981-1985和1986-1990 )分別為1.62億、3億和5.5億。( 注6 )
   
   共產陣營中頭號大國蘇聯也願為其盟友小國提供援助。然而,在過去的三十年, 中國為對越南加強影響和使它遠離蘇聯帝國,也利用經援引誘河內。北京斷絕對越經援的手法,也正如六十年代初莫斯科對待中國的一樣。北京所造成的後果也不太見效,因為越南可以完全依靠蘇聯、東歐共產國家。當然,長期而言,北京指望蘇對越的經濟和軍事援助直升至不可負荷的地步,造成經濟崩潰。
   
   中國使用軍事壓力,意圖削弱越南, 主要在不同層次的三方面,但目標是一致:
   
   1、 在越南北方邊境時常加壓,製造一種長期不安的氣候,迫使越南須盡力防衛,消耗經濟力, 最終使蘇聯需供應更多的武器和經援;
   
   2、支持柬共和非共產組織,以致阻止“ 既成的軍事事實 ”,使越軍“ 陷入 ”戰爭泥潭,增加越、蘇的戰爭經費;
   
   3、支持越、寮的反政府組織活動,以致引起人們對“ 印度支那聯邦 ”的猜疑和爭議, 使河內感受來自外、內兩面的威脅。
   
   若越南感到被圍困的威脅和需要從很少的資金中維持國家安全, 長期如此下去,政治權力也遭受衰弱, 漸漸脫離人民,使致換變領導人,或政治混亂。
   
   中越邊界戰爭,鮮為人知那是中國的一種施壓手段。實際上,似乎它也符合一場真正的戰爭的涵義,包含激烈的戰鬥和炮轟的次數,雙方的死亡人數等。儘管缺乏可靠的戰爭資訊,人們仍可繪出大約這個衝突的景象。
   
   首先,應該指出,這些戰鬥是與柬埔寨衝突有十分緊密的關連。中國的炮轟是配合柬埔寨軍事局勢的演變和外交戰役而改變。 但是,難以分辨是哪一方真正的挑起新的一場暴力對抗,由此,造成對這些戰鬥分析的困難。 顯然,戰鬥是十分激烈,但常常持續不長,顯示敵對的一方向對方發出“ 訊號 ”,僅為政治目的。
   
   據中、越的通訊社龐大的戰鬥記錄, 最高峰的邊界衝突時期是1980-83年,其後有所減少 ( 中方所公佈的從1979-3月至1982-6月邊境衝突事件數字為3750宗 )。( 注7 )人們注意到,1980年6月底,當越軍進入泰國領土追擊赤柬時,越北邊境的激烈戰鬥又展開了。1981年5月,中國新聞社公佈戰鬥劇增,擊斃三百名越南兵。( 注8 )
   
   從1981年5月至9月期間, 戰鬥在中國滇、桂和越南的河宣省展開。 即使河內那時提出恢復邊界談判,但北京一直拒絕。
   
   中國曾公開表示邊境衝突和柬埔寨衝突有關連,並認為這些攻擊是“ 必須的,只要河內不真正有誠意和完全從柬埔寨撤軍的話。”( 注9 )
   
   這也說明為何中國完全拒絕越南三次提出暫停火的要求( 1982年1月、1983年1月和9月 )。 邊境衝突事件在那幾年裡幾乎從不停止,但也只限發生在河宣 ( Ha Tuyen )和雲南幾公里的範圍內,而戰鬥後雙方便交換戰俘。( 注10 )
   
   1983年4月是自1981年5月以來最激烈的一次軍事衝突,中方的炮轟迫使上千名邊民需離家逃離。熊熊的戰火當然也是因越軍在旱季到來對赤柬展開新攻勢而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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