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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981事件:越南從未在中國面前低首


   
HD-981事件:越南從未在中國面前低首

   HD-981海洋鑽井平台 (DR)
   
   2014年8月6日,法國國際電台RFI

   
   作者:仲義 ( Trọng Nghĩa )

   
   
   2014年7月15日,中國將HD-981鑽井平台撤離越南領海已引致諸學者為一場拖延了兩個多月後孰勝孰負的爭論。 澳洲教授卡利-塔耶 ( Carlyle Thayer ) 認為,在北京的壓力下,顯然越南展示決不屈服。他所撰寫題為《 越南、中國和鑽井台危機:誰已退缩?》( Vietnam, China and the Oil Rig Crisis: Who Blinked ? )的文章登載於2014年8月4日《 外交 》( The Diplomat )雜誌上。這位澳洲人分析了美國學者扎沙利-阿布扎( Zachary Abuza ) 和阿力山大-武榮( Alexander Vuving )兩人的相反意見後作出上述的結論。
   
   中國在7月15日突然宣告撤走鑽井平台已令各國學者爭議北京的此行為孰令致之。波士頓沈門斯學院( Simmons College )的阿布扎教授認為越南在中國的壓力下已委身求全;可是夏威夷亞太安全研究中心( The 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Honolulu )的阿力山大-武榮先生則認為越南站穩了腳、保持其立場而中國卻已卻步。
   
   阿布扎的意見發表在7月29日《 亞洲時報 》( Asia Times )的“ 自由發表 ”欄目上, 其分析極有獨特之處,又充斥挑釁性和猜測性。
   
   
   扎沙利-阿布扎: 政治局內多數委員順從中國的壓力

   
   
   阿布扎認為,中國架設鑽井平台之行為 “ 導致危機,使河內的共產黨領導層在未來的幾年裡產生最嚴重的分裂。” 不但只是政治局內部被深度分裂,多數的政治局委員選擇使危機自動降溫,順從中國的壓力。阿布扎寫道:“ 河內的卻步,後果將是無限的嚴重。 越南已安撫了中國, 但那也極可能導致北京更多的挑釁行為。” 他判斷說 :“ 忍讓的政策將為其政府引致危險…… ( 和 )威脅到其政府的合法性。 ”
   
   為證明自己的立論是對,阿布扎提供了一些,一般而言是十分秘密的,有關越南領導人作出決定的經過時極為細緻的情節。
   
   第一、 為對付在五月初中國在越南領海裡架設鑽井平台的強硬態度,阿布扎斷定越南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曾在六月內開會並“ 一致決定指控中國挑釁和侵略的行動。”
   
   第二、 6月18日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河內之行是一項重要的行動。 在此行之前,越南領導人曾希望楊在外交上有所讓步。 據阿布扎所說, 事與( 河內的 )願違。楊先生“ 一點也不讓步……, 並指罵主人家把形勢吹大和開門見山地警告說中國將動用任何必需的手段來保護鑽井平台。”
   
   第三、 中國國務委員訪問的後果是使越共政治局內16名委員推翻中央委員會六月份的決定。 據阿布扎所述, 一組少數的六名委員支持須有“ 多方面的戰略 ”來抗衡中國, 而佔大多數的十名委員則認為應該順從中國,使危機緊張降溫。
   
   在阿布扎的分析中推測性最強的是他把越共政治局委員分為兩組人。根據阿布扎, 這些少數人包括: 總理阮晉勇( Nguyễn Tấn Dũng )、國會主席阮生雄( Nguyễn Sinh Hùng )、 胡志明市黨委書記兼“ 支持改革的 ” 黎清海( Lê Thanh Hải )、副總理阮春福( Nguyễn Xuan Phúc )、 以及國會副主席阮氏金銀( Nguyễn Thị Kim Ngan )和通氏封( Thông [sic] Thị Phong;阿布扎的筆誤,此女士應姓從,越文全名為Tòng Thị Phóng,。譯者註 )。
   
   十名委員包括: 黨總書記阮富仲( Nguyễn Phú Trọng )、 書記處委員蘇輝銳 ( Tô Huy Rứa )和黎紅英 ( Lê Hồng Anh )、 中央檢查委員會主席吳文諭( Ngô Văn Dụ )、宣傳教育委員會主席丁世兄( Đinh Thế Huynh )、 河內市委書記范光毅 ( Phạm Quang Nghị )、 越南祖國陣線主席阮善仁( Nguyễn Thiện Nhan )、 國防部長馮光清( Phùng Quang Thanh ), “ 可能還有 ” 公安部長陳大光( Trần Đại Quang )和“ 極有可能的 ” 國家主席張訊生( Trương Tấn Sang )。
   
   第四、此改變了政策的後果是政治局暫停公佈一份先前提出以法律行動反抗中國的決議,減少關於南中國海行動守則中帶束缚性的部分字句和放棄“ 曾大肆宣傳外長范平明擬定訪華盛頓之行 ”。
   
   政治局已決定以河內市委領導人兼政治局委員范光毅代替外長范平明前往美國,試探關於“ 在東海與中國發生一次極有可能的衝突中,華盛頓所承諾扮演的角色 ”。
   
   阿布扎下結論說, 政治局的大多數人“ 不願抗衡中國 ”和“ 一些人則希望如果越南在黃沙群島問題上讓步,中國則將在長沙群島問題上回贈禮。”
   
   
   阿力山大-武榮: 中國欺人太甚的態度已使河內改變對北京親近

   
   
   阿力山大-武榮從相反的角度觀察,在網絡的《 國家利益 》( The National Interest )上發表了題為《 中國在南中國海上退缩?》( Did China Blink in the South China Sea? )的評論文章。 武榮寫道:“ 一場意志之戰......, 哪一方有更大的決心就將可取勝,即使是較弱的一方。當雙方都稱其主權被威脅之時,兩國皆試圖互相以決心較量,以便看誰先激動起來。” 
   
   中國在越南領海內架設鑽井平台後不久,河內領導人曾設法與北京商量。中國的反應是提出四個先決條件:越南需要停止騷擾鑽井平台; 越南需要放棄宣布對黃沙群島的主權;越南不能使用法律行動來反對中國;和越南不能把外部第三者,例如美國拖進爭端。據武榮所說, 越南的集體領導層曾作出反應:放棄使用法律行動反對中國的計劃和暫推延范外長訪美。 如此是為中國製造實現“ 相應的降溫行動 ”的條件。
   
   2014年7月15日, 中國宣布鑽井平台撤離越南領海,並發生一個特別的事:釋放早前被中方拘捕的13名越南漁民。 武榮指出:“ 北京的各個行動可看作好似是一種暗示的討價還價,但這種討價還價的本質又是一種什麼極之不同的東西。” 武榮認為那是中、越雙方一種帶有相對和薄弱性質的互相讓步的表現。另一種說法就是任何的一方都可以在任何的情況下改變其行動。
   
   與阿布扎所說的相反,武榮在其分析中均審視中、越雙方的動力。他認為, 河內對北京的尊重態度只是“ 各對策中的一小部分,若實在有的話。” 
   
   武榮立論說, 當鑽井平台危機爆發後,中國仍然使用“ 切香腸 ”( salami-slicing。Salami 源自瑞典的一種香腸。譯者註 )的戰略。北京的手段是“ 在強硬和抑制之間保持精明的平衡,使致( 中國的 )行動足以改變實際的現狀,但不足以造成一個很好的理由使對方不能堅定地反抗。”
   
   武榮所得出的結論與阿布扎肯定的認為越南領導人已對中國投降,“ 美國......則毫無意義的引身投入 ”說法卻相反。武榮說,北京的欺負態度已使越南對中國的認識出現從未所有的改變,並“ 在這種危險下,最實際的是與美國結盟,此是河內對靠近北京的大改變。” 此外,  
   
   武榮指出, “ 總的形勢已促使一些國家,其中有日本、菲律賓、澳洲、印度和越南須調整其軍事策略,並重新改變對外政策以便更有效地應付中國橫蠻的態度。”
   
   在結論的部分中, 武榮寫道, 以往多國,包括越南和美國在內,曾造出一個“ 水晶天花板 ”和“ 使用自我抑制的政策,因為恐怕刺激這條巨龍。” 中國也懂得“ 巧妙地利用這種恐懼,使用‘切香腸’ 的戰術。由於鑽井平台危機的推動,使這個‘水晶天花板’破毀了和擔憂一場危機繼續升級,中國也已暴露出其“ 與其他惡人不相上下 ”的面目。另一種說法,中國已退缩。
   
   
   阿布扎論據不合理,缺乏確實證據

   
   
   現在再看阿布扎所論述越南作出決定的進程是否合理和確實。
   
   首先,沒有任何公開的資訊證明越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曾在六月開會。 一位在河內的觀察者在其個人網頁上記載:“ 在河內,從未有發出過任何關於這樣會議的聲音,.....想掩飾一件如中央委員會開會的大事也是十分困難的。” 一名政府高級職員在七月底確認自從第九屆中央會議( 2014年5月8日 )後,從未召開任何一次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
   
   此外, 在河內的一名外交人士對《 外交 》雜誌說:“ 如果真的是在六月召開中央會議並已一致決定指控中國挑釁和侵略的話,那麼為何黨又不見公佈任何一份關於這次會議的決議呢? 那樣做不是可以為安撫國內民眾,說黨在處理應付局勢了嗎? ” 
   
   第二、 阿布扎在論述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6月18日河內之行時只集中關注楊先生公開的各種態度。在楊訪越之前,中國曾拒絕約有30次越南建議雙方接觸,談判鑽井平台危機的問題,但楊先生抵達河內是為參加早已擬定的雙方合作共同指導委員會的例會。此是一個重要的跡象,使人看到中國隨時願意與越南對話。
   
   若細心閱讀越南外交部的正式公報, 我們看到當楊潔篪會見阮富仲總書記時,雙方已達成一份共同協議,那是“ 繼續討論關於減少緊張的方法和解決海上爭端的各問題 ”。 在楊訪問之後, 對這次訪問的成果,中國媒體描述時所使用的辭句比西方傳媒使用的更為正面。武榮認為, 楊潔篪之行是為製造一場交易降溫的條件。
    
   第三、 阿布扎在肯定說越共政治局在楊潔篪訪問後曾開會和放棄指控中國侵略的一份黨中央委員會決議並不註明消息來源。 中央委員會是兩次黨大會之間的最高領導機構。佐證是在2013年,中央執行委員會曾多次不通過政治局的一份決議。
   
   我們獲悉在鑽井平台危機期間,也是在楊潔篪訪問之前和後,政治局曾多次開會。 在七月份一次訪越時,本文作者曾從越南方面和外交人士所透露的消息獲知,政治局曾投票,以9對5的比例“ 通過一份促進國際仲裁程序的決議 ”。
   
   在河內緊密關注上述事件的外交人士認為那場具有決定性的政治局會議在七月初召開,在中國公佈撤走HD-981鑽井平台之前。
   
   難以確實在七月份的會議上任何一名政治局委員的表決情況。 從一些可靠的、在河內傳出的來自越南和外國訊息所顯示,那次會議的表決情況如下:屬大多數的委員包括阮晉勇、張訊生、阮生雄、黎清海、黎紅英 、從氏封、阮春福、阮善仁和可能還有馮光清。屬少數的五人是阮富仲、蘇輝銳 、范光毅、吳文諭、丁世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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