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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狮子的呻吟-罗桑扎西(50)

3.传媒制造世界
   
      我有一位熟人曾去法国念书,研究西藏问题。去法国之前,他在西藏工作了八年。我本以为他会驾轻就熟,没想到最后拿学位时,他的论文被他的法国导师“枪毙”。原因是论文中谈到了中共时期西藏社会的进步。据我所知,他不是一个热爱中共的人,不会特意到“自由世界”去唱中共的赞歌,但是只要研究当代西藏,中共的统治是躲不过去的。他对西藏的了解照理说应当比他的导师多,可是他不能不按照导师的看法改了论文,才算把学位拿下来。他出国前总是赞美西方的思想言论自由,现在则有所保留了。至少在西藏问题上,他认为西方与中共相差不多,都走极端,只不过极端的方向相反而已。
   
     我在西藏遇见一个沮丧的汉人导游,旅行社派他到与尼泊尔交界的樟木口岸接一个西方旅游团,并负责那个团的全程导游。可是那个旅游团的成员们见他是汉人,集体拒绝由他导游,声称他们到西藏来,不是为了和“中国人”打交道。旅行社只好派了一个藏族导游把他换下来。大部分旅游团虽然没有这样极端,但是心理都差不多。

   
     西藏这些年把旅游定为“支柱产业”,在旅游旺季的旅游热线上,常常看见洋溢着兴奋表情的兴奋西方旅游者。他们到西藏来,一般都做了很长时间的计划和准备,带上了各种各样可能在西藏买不到的日用品与医药。还有另外一样东西,亦是不少旅游者必带的,那就是达赖喇嘛画像,以及鼓励西藏独立的宣传品。日用品和医药是给自己用的,后者是给西藏人的,他们认为二者在西藏都很缺乏。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藏人分发达赖喇嘛像,似乎成了不少西方旅游者西藏之旅的一个固定节目,既高尚又刺激,在进行美好旅游的同时又从事了正义崇高的事业。以至旅游热线附近的西藏儿童一见到穿着旅行服装的人(包括我这样的汉人)就伸出小手追着喊“达赖喇嘛”。我看到过几次西方旅游者分发达赖喇嘛像的场面。面对那些围着他们雀跃争抢的西藏儿童,他们的表情很有些救世的意味。有一伙浓妆艳抹的法国老太太,在她们的行装里找了很久,吊起围观儿童的期望,结果拿出的只是一迭复印的黑白达赖喇嘛像。早已得到过各种达赖喇嘛像包括纪念章的儿童们大失所望,老太太们还没等分完,已经有一些被扔在了地上。老太太们十分气愤,与只有她们自己才懂的法国话对孩子们发了一通教训。我想她们回去对亲友(或者还有她们所属的社团)发表观感时,大概会把这令人痛心的现象解释为中共推行奴化教育的结果。
   
     西方人对西藏的了解,几乎全部是通过传媒。今日人类正在分类为两种世界。除了真实的世界,还有一个传媒制造的世界。传媒技术的进步使人类眼界变宽,关注对象越来越多,但是依靠传媒技术扩展的世界,基础已经是传媒提供的间接认识,而不再是人的直接经验。
   
     长期以来,西藏一直是西方的热门话题。传媒制造时尚。时尚不仅可以卷挟人们投入从众潮流,也因为提供了更多的观众而产生更多表演者。“炒”是形容现代传媒一个非常生动的词,热点越炒越热是一个正循环。在这种运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真实世界发生偏离,发展成传媒制造的世界。在我看来,西方人对西藏的了解,相当程度上就已经是这样一个传媒世界。
   
     日本导演黑泽明拍的电影《罗生门》讲的是一个古代发生的案件,在审讯过程中,几个当事人虽然都在现场,但每个人的“亲眼所见”却讲述得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以至于审讯者和观众谁也弄不清到底哪个是事实真相,或者根本就没有事实真相。
   
     这不是简单的诚实与否的问题,每个人对事实的观察和复述都不可能完全客观,因为他们首先是一个主观体,他们与客观的关系取决于他们主观的角度。达赖喇嘛肯定是诚实的,但对同一问题只变换一下叙述方法,听的人就会是完全不同的印象。
   
     九世班禅在一九二三年与十三世达赖喇嘛闹翻后逃离西藏,客死中国内地,直到签定《十七条协议》,拉萨方面才在压迫下不得不同意十世班禅返回西藏。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十世班禅到达拉萨并与十四世达赖喇嘛晤面。达赖喇嘛在他出版于一九九零年的自传《流亡中的自在》中这样描述他们的见面:
   
     就在他到拉萨不久,我循官方的会见程序,接见这位年轻的班禅喇嘛,接着就在布达拉宫举行私人午宴。有一位精神强旺的中国安全官紧跟着他。我们单独相处时,这位仁兄甚至企图闯入。我的侍从一度出面制止他,结果在我手中差点演变成紧急意外事件:他有武器。
   
     最后,我到底安排了一些时间,与班禅喇嘛单独相处。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诚实、守信的年轻人。由于比我小三岁,至今尚未即位,使他仍保有一股天真的气质,视我为一位非常快乐、愉悦的人。我觉得和他十分亲近。我们两人都不知道,他往后过的是多么凄惨的日子。[32]
   
     对这同一件事,另外一种回忆出自当年中共西北入藏部队的首长范明,他是当时中共方面处理和护送班禅返藏问题的具体负责人。他在一九八九年写了一篇三万五千多字的文章,回忆班禅返藏情况。其中班禅与达赖见面的部分是这样的:
   
     班禅返回西藏,在拉萨与达赖会见的仪式问题上发生了争执,演变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达赖方面竭力找借口企图把班禅的地位和影响压低,提出在达、班会见时,要班禅向达赖磕头,班禅的座位比达赖低两格,班禅给达赖朝贡,不让班禅驻锡大昭寺等。这些意见转达给班禅后,堪厅官员很生气。他们提出要是这样,干脆不进拉萨径回日喀则,双方坚持不下。
   
     ……工委(指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又开会讨论,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论年龄,班禅比达赖小几岁,虽然不是师徒关系,但是达赖年龄 大,从这一点出发,达赖与班禅初次见面时,班禅可以给达赖行磕头礼,然后两人再行碰头的平等礼;座位问题,历史上达赖是班禅的师父时,座位可以高一个垫子,这次达赖与班禅见面应以两人平座为好;将朝贡改为达赖、班禅互赠礼物。经过反复研究,初步作出了四条决定:班禅给达赖磕头;达赖站在宝座前;班禅与达赖互换哈达;班禅与达赖互相碰头;班禅与达赖的宝座一般高……经过一整夜的功夫,班禅方面才勉强同意了。但提出要我们保证,不再变更。我向他们拍了胸膛,说了硬话,作了保证。回过来,我又找国华同志(中共十八军军长张国华)谈堪厅的意见,国华说阿沛(阿沛 ·阿旺晋美)表示同意作出保证。
   
     四月二十八日下午,达赖与班禅在布达拉宫会晤。但当班禅给达赖磕头时,达赖不站起来;而且把达赖、班禅互换哈达,变成班禅献达赖接;把班禅的宝座不仅压得很低很小,而且摆在旁边。对此,班禅方面的人很气愤,纳旺金巴把他的棒都要举起来,班禅警卫营去的卫士,气得几乎要开枪。幸有刘旭初同志作了制止,才未酿成大祸。事后,班禅方面的人痛哭流涕,说是我们欺骗了他们。[33]
   
     两个回忆如此不同,应该相信哪一个?简单地以信任感判断,可能很多人会选择相信达赖喇嘛。但是对当时情况有一些了解,就更容易倾向范明。达赖与班禅的矛盾由来已久,噶厦政府百般阻挠班禅返藏尽人皆知,当时同意班禅返藏是迫于北京压力,于心不甘,为此而做出一些小动作,在接待礼节上压班禅一头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争执也符合西藏文化的特点。范明的叙述比起达赖喇嘛的叙述细节完整,更有说服力。而范明写文章时早已退休,此前在中共党内斗争中挨整多年,没有太多的理由去编造与他不相干的事情。
   
     当然,我并非说达赖喇嘛撤谎,因为我已经注意到达赖喇嘛的叙述中有“循官方的会见程序”的字样,也就是说,他可以把与班禅礼节之争的所有那些不愉快都放在这几个字中,他并没有故意歪曲事实,只是没有将具体情况公开而已。而且这句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造成班禅方面不愉快的,不是达赖一边的问题,而是“官方的会见程序”,争执也是在下面人之间进行的。当一个被称为太阳、一个被称为月亮的两位活佛单独见面时,肯定不会为那些小事针锋相对,至少表面上会保持亲切友好。在达赖喇嘛的叙述中,尽可以突出这友好的一面。
   
     如果真是这样,达赖喇嘛和范明的回忆就都成了真的。然而对同一事件同为真实的描述,给人的印象却截然相反,怎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差别就产生于叙述的技巧。
   
     由此反映出来的一个问题是:传媒的技巧已经超过了事实本身,事情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传媒、而不是由事实本身所决定。传媒不用故意歪曲事实,它只需要把事实中的要素进行不同取舍和组合,就可以使“事实”以各种不同的面目再现。而如何取舍和组合是由传媒说了算的,这就是传媒之所以在当今世界掌握巨大权力的来源。大部分事实都需要通过它的传播才能为人了解,它因此成为事实的主宰者。
   
     达赖喇嘛自传里还可以举出类似的例子。在第三章“西藏真相”的一开头,达赖喇嘛这样说:
   
     一九五九年初期,西藏紧急的形势已经升高到濒临突如其来的剧烈变动。我听说在一分上呈给毛主席的备忘录中写着:西藏人对中共人民解放军继续驻扎并不高兴,还说到处都有西藏人反抗,所有监狱现在都关满了人。据说毛泽东这么回答:“没有什么好担心。不要管西藏人觉得什么的----这跟他们不相关。至于西藏人反抗嘛,如果需要的话,人民政府必须随时准备把所有的西藏人关进牢房里。因此,牢房是一定要加盖的。”我记得当我听到这消息时,真是吓坏了。比起从前真有天壤之别;中共未入侵西藏前,我认得拉萨的每一个犯人,我还把每一个犯人都当成是自己的朋友。[34]
   
     稍微了解一点毛泽东都会知道,从来自认为是“人民大救星”的毛泽东不可能说出那样的话。尽管他的确把无数人关进了监狱,那都是他眼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他根本不会承认他统治下的一个民族所有人民都反对他。达赖喇嘛说到毛泽东这段话时,并不是用肯定口气,而是加上了“听说”和“据说”两个词的限制。但是他没有特地说明那可能是谣传,那么除非特别细心的读者能够注意这两个限制词,大多数读者就会认定毛泽东真说过那样的话,而且也真是那样做的。
   
     凭藉技巧,通过传媒所进行的复述不用撒谎都能改变事实,这已经是够糟糕的状况,更何况传媒的传播还的确存在着许多虚假的成份。除了专制政权的宣传机器进行体系化的谎言生产,即便以新闻真实为标榜的西方传媒,也避免不了哗众取宠、道听途说或捕风捉影的毛病。在西藏问题上,这种情况由于西方记者无法深入西藏进行实地考证而变得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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