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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狮子的呻吟-罗桑扎西(60)

概论
   
      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条约法会议上明确规定:除去在强迫或恐吓下签订的条约以外,任何国家都必须遵守其签订的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完全地支持这个准则,因为在中国衰微时,西方人乘机对中国施加压力并签订了许多条约。对此,中国政府不断重申:不承认任何国家因任何缘故而在不平等条件下签订的条约与协议。
   
     中国武装入侵西藏,并在打败数量很少的西藏军队后,强迫西藏签订了说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一个拥有较高自治权利的地方政府的协议。 中国在其白皮书中宣称:该协议是西藏政府自愿签订的,并得到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民的拥护等等,然而,正因为所谓“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十七条协议”是非法的,所以,西藏人民始终未予承认。在达赖喇嘛所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一书中关于公历一九五二年驻西藏中国政府的代表张经武在谈到十七条协议时,西藏代理摄政鲁康娃对此的回答是这么记叙的:“在中国签订十七条协议的说法我们的人民从未承认,条约的内容是你们中国方面自己违背了。西藏的东部仍在中国军队的统治下,至今并未归还给西藏政府。

   
   
   外交事务与军事威胁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国民党的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天,即公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通过在北京的广播电台宣称:“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解放包括西藏、内蒙、海南、台湾在内的中国领土。”公历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日,西藏政府外交部致函中国主席毛泽东,表示希望能就解决中国侵占大片西藏领土问题开始进行会谈。该信含的附件还分别给了印度、英国、美国等政府。这些国家虽认识到红色势力的膨胀将会危及到南亚的安宁,但由于认为如不与中国和谈则可能会引起中国的武力报复,所以,建议及时进行和谈。
   
     随后,西藏政府为了在类似苏联、新加坡、香港等第三国与中国进行和谈,而派遣了孜本夏嘎巴、孜江堪穷 土登嘉波二人为代表,他们的使命是有关西藏外交部给毛泽东的致函以及争取得到中国对整个西藏的完整与统一不予破坏的保证。对西宁与北京电台宣称要解放西藏的问题以及西藏政府无法容忍中国对西藏的干涉和破坏行为等情况。
   
     两位代表在申请前往香港的过境签证时,获得中国政府的通知:中国驻印度德里大使即将到任,可通过他们进行会谈。但中国新任驻印度大使袁忠信(音)到达印度后,作为中方代表声明:“西藏的国防由中国政府负责,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承认上述条件后,代表们为了作出决定可以前往北京。”西藏政府代表向西藏政府汇报了中国方面的先决条件,西藏政府表示无法接受,由此,和谈未能继续进行。
   
     公元一九五零年十月七日,由军官王其美率领的解放军四万余人分八路向康区首府昌都发起进攻、迅速大败只有八千余人的西藏军队。两天后侵占昌都。俘去多麦总管阿沛 阿旺晋美和其随行人员,打死四千余西藏军人。
   
     中国对西藏的武装入侵使印度政府感到惊讶。公历一九五零年十月二十六日,印度外交部在一份给中国政府的措词激烈的信函中指出:“由于中国政府已命令对西藏进行侵略,以此同时导致了和平谈判的难于进行。并使西藏人本能地疑惧到以后的会谈可能会在强制与威胁中进行。在当前的世界局势中,对中国军队侵略西藏的行径只能感到深深的遗憾,而且,印度政府认为:中国的这些行为对中国自己或与和平均无益处。”
   
     同时,英国、美国为首的许多国家对印度的立场发表了表示支持的言论。 公历一九五零年十一月,西藏大会召开紧急会议,并请求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当时达赖喇嘛虽年方十六,却毅然担负起了政教领袖的责任。随后,西藏大会为了避免事业遭受损失,请求十四世达赖喇嘛暂到亚东。与此同时,西藏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对达赖喇嘛的亲政,站在他们后面的将是万众一心,团结一致的西藏人民。我们向世界人民呼吁以和平手段制止对西藏的侵略。”
   
     公历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七日,西藏政府在呈交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中提到:“西藏人民已清楚无力阻当中国军队的前进,西藏人已应允与中国政府进行和谈。虽然长久热爱和平的西藏人民欲要战胜熟练于战争的中国军队的希望并不大,但是,我们相信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只要发生侵略行为,联合国是必定会帮助予以抗击的。”
   
     公元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七日,南美国家萨尔瓦多就西藏遭受外国侵略一事向联合国提案,然而,由于印度代表在会上作了解释,提出“为了西藏、印度、中国等的利益,应找到和平谈判途径”等使提案未能在联合国大会进行讨论。
   
     其后的公历一九五零年十二月八日,西藏政府代表第二次向联合国递呈报告,但未获结果。在打败西藏东部和北部的少数西藏军队后,中国的解放军约几万人向西藏中部地区推进,同时,由于没有得到强有力的国际支持,迫使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代表团前往北京与中国政府进行和谈。
   
   
   与中国的商谈和“十七条协议”
   
      西藏政府于公历一九五一年四月,派遣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五人代表团前往北京。该代表团使命是:向中国政府解释西藏政府的立场,并听取中国政府对此的反应。“除此而外,不仅没有如中国白皮书所宣称的授予他们“全权代表的”资格,尤其是根本没有给予他们签订协议的权力。而且还命令他们遇到重大问题必须向政府汇报。
   
     四月二十九日,在北京的中藏谈判代表团会议上,中方首席代表提出了“协议草案”,对该草案西藏代表根本予以否定,此后,中方又向会议呈交了一份经过修改的草案,西藏代表再次不予承认。最后,中方的主要代表李维汉和张经武对西藏代表口出粗言,并声称“草案中的条件是最后的”,威胁代表的生命安全并将代表们似囚徒般限制自由,甚至不给向西藏政府报告当时情况的机会。威逼西藏代表做出选择,要么在协议上签字,要么立即进兵拉萨,并自负后果。
   
     公历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在没有能够向西藏政府汇报的情况下,西藏代表们在武力强逼之下签订了所谓“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出笼了。西藏代表们在签字以前明确提醒对方:他们只是代表个人在此签字,他们没有代表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以及西藏人民签字的权力。
   
     然而,中国还是依然进行了协议的签字仪式并宣布已签订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在该协议上盖的西藏代表印章是由在北京的中国官员伪造后加盖的。
   
     “十七条协议”给予中国军队进入西藏的权利和中国负责西藏外交事务的权利。中国则不变更西藏原有的政治制度,保证对达赖喇嘛和班禅固有的地位以及职权予以维持不变,对西藏人民给予区域自治的权利和宗教信仰自由,尊重西藏的风俗习惯,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不采取强制手段,而是与西藏的领导人员协商后解决之等。
   
     所谓“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的文件全文于公历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七日通过北京电台向外播送。至此,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才第一次了解到这一情况。
   
     在达赖喇嘛暂时的住地亚东和拉萨对此出乎意料的情况惊讶万分。立即对在北京的代表团未经西藏政府允许便擅自签约一事严加训斥之外,令将已签字的协议给西藏的政府送来,在没有得到通知以前要留在北京。
   
     这时,西藏代表通过电报向西藏政府报告说:中国的军官张经武取道印度将要到亚东。西藏的部分代表亦将取道印度返回,首席代表将直接返回拉萨等等。由此,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推迟公布对协议不予承认的公告。达赖喇嘛并于公元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七日抱着就“协议”重新进行商谈的愿望返回拉萨。
   
     公历一九五一年九月九日,三千余中国军队进入拉萨,其后不久,从西藏东部和东土耳其斯坦(新疆)等地有两万余中国军队侵入西藏,并占领了日土、噶尔等重要地区,随后又占据江孜、日喀则等,如此,将包括在拉萨在内的西藏全部主要城市予以强占。并在西藏东部和西部的整个地区集中大量的军队等正式实施了将西藏完全置于军事统治下的行动。
   
     在中国的势力不断加强的形式下,中国已没有与西藏就十七条协议再次会谈的意愿,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变得已失去对与中国签订的协议条款表示同意与否的自由。然而,从西藏流亡后,达赖喇嘛在第一次获得自由地发表讲话的机会时,即于公历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通过官方宣布不承认所谓的“十七条协议”。并声明所谓的“十七条协议”是西藏政府和西藏人民在武力下逼迫签订的。
   
     在研究所谓“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和中国对西藏的侵略时,有两个问题至关重要:一是中国解放军开始对西藏入侵一事在何等范围内违背了国际法。另一点是签订“协议”本身产生的结果如何。
   
     根据有关的条约法,适用于国际间各协议条约的法律为依据为:履行条约义务的基础是签约各方必须以自主、自愿为根本原则,这是众所公认的。
   
     同样,衡量一个协议的合法与否,其不可缺少的条件是自主地通过协议。在军事威胁和恐吓下签订的条约,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尤其让并非是签约代表却通过对其国家进行军事威胁或恐吓等手段强逼其签订的条约,更是不具任何法律效力。因此,中国在侵占了部分西藏领土、进而还威胁要继续武装侵入拉萨的情况下签订的条约,根本就不具有法律效力,即使随后的西藏政府被迫承认亦无法使该条约合法化。
   
     在中国的白皮书中声称西藏人民以及尤其是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对“协议”和中国军队进入西藏是欢迎的。事实上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绝不是自愿地去接受。对此,毛泽东自己于公元一九五二年四月六日的讲话中讲得清清楚楚,他说:“不仅仅是两个司伦,达赖和达赖集团的大部分都不予承认或实施“协议”……就当前而言,对协议全部条款的实施,我们不具备任何物质基础,同样,在普通的人民和贵族中也没有任何实施的基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75页)(按藏译本再翻译---译者注)从毛的该叙述中已说明了从贵族到平民都不支持该协议。
   
   
   一九五九年人民反抗运动产生的原因
   
      西藏人民反抗中国的起义发生之原因概要而言:中国军队自进入西藏的第一天起,便竭尽所能,千方百计地践踏西藏政府所拥有的政治主权。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1)按分而治之的原则,在西藏内部制造地区间和政治上的不和。( 2)进行许多西藏人并不情愿的社会与经济改造。从而破坏西藏的社会基础。 ( 3)对北京政府的各个部门和由这些部门管辖的新单位给予实际的权利。使其平行于西藏原有的政治机构,从而架空西藏政府实有的权利。同时,为了削弱西藏人民反抗侵略者的力量,而将西藏分割成许多所谓的“藏族自治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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