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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狮子的呻吟-罗桑扎西(57)

第十三章:现在与未来
   
      我们一到达印度的第一个村镇,即受到从来未曾有过的同情和关怀。我们再在来到公路或铁路线之前,得走上一周左右,还得穿越几道关隘。 但我在路上见到了以前相识,和陪同我前次印度之行的联络官和翻译。之后,我收到一封来自尼赫鲁先生热忱的电报。他说:「我和我的 同事们欢迎您,并问候您的安全到达印度。我们将很高兴地向您、您的家人和您周围的随从人员提供居住印度的必要条件。那些崇敬您的印 度人无疑依然对您怀有传统的崇敬。良好的祝愿。」当我们到达它滋泽火车站,我震惊地收到上千份向我表达良好祝愿的电报,大约一百名代表世界各地报纸的新闻记者和摄影师,来到这遥远的地方见我,听取他们所称之的当年大事。我感动于对我的命运如此之多的关注,但我那时不能毫无保留地跟他们交谈。我尚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我为了尚在西藏的我的人民,我对每一个字都得深思熟虑。所以,我只发布了一则声 明,概述了我在本书上一节所讲述的故事。声明说,我很感激于这封至沓来的祝愿的音信,感激于印度政府的欢迎。声明还补充说(那是以第三人称书写的),达赖喇嘛此刻所想到的一切只是他们对在西藏发生的悲剧深表遗憾,并热烈祈愿,这些动乱会在没有更多的流血牺牲中尽快地过去。
   
     两天后,北京发表声明,起头说:「所谓达赖喇嘛声明……是一道笨拙的文件,理屈词穷,满纸谎言,漏洞百出。」声明从中共的观点描述了那一事件,并强词夺理,说我是为拉萨和反叛者所诱拐,并指出,我仅仅是反映了帝国主义分子的愿望,并指出我并没有亲自发布那则声明。中国在那些日子,对「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恼羞成怒。如果一个人不顾及事实,则言语中伤是件易事,而肤浅的凿有其词,也不为难。一位印度政府发言人作了针锋相对的反击。但我不可能把自己卷入中国人不过纯为漫骂的争执之中。由于他们这一颠倒事实,我在五天后对新闻界发布了一则简短的声明,指出,我对第一则声明负责,并坚持。

   
     中国在这一暴动的后面,对于他们所可以想象的任何人进行指责,再一次使我震惊----我们象一只受伤的狗对任何人狂吠。他们曾在不同的时候,试图指责纯属想象的帝国主义者,包括居住在印度的西藏人,印度政府以及现在成为对我的政府的描绘的西藏「统治集团」。他们不容许自己来认识这一事实:即只是人民自己自然而然地发起暴动反抗他们所宣称的解放,而西藏统治阶级远比人民乐意于接受这一协议。
   
     我到达它滋泽不久,印度政府派来一列专车,把我们所有人带到德里之北、喜马拉雅山麓的玛索里,并在那里安排我暂住。那是几天的路,也是值得回忆而难以忘怀的经历。每当火车停下,大批人聚结着朝我们欢呼。我记起前次来访时,印度人民对我的欢迎,但自然现在更加热烈。那温暖了我的心,使我想起一则西藏谚语:「痛苦乃欢乐之量尺。」他们显然不只是来看看我----他们是来表达对西藏的同情。
   
     我们一路如此,十分高兴地到达了玛索里,终于从那月的旅程和精神紧张状态中得以休息,在平静之中考虑我们的问题。我在玛索里住了一年,直到印度政府向我提供了一个可以住到必要的时候,即我至今仍居住着的一楝平房,它座落在印度的西北边缘,一个叫达蓝萨拉的地方。
   
     在我到达玛索里不久,尼赫鲁先生前来看望我,而我高兴于能和他再作一次长谈。我在六月新闻界发布了另一则声明。至此,我从没有公开严厉地指责中共,因为我知道中国也有许多优点,而且无法以为中国完全不能理性地进行谈行谈判。但难民们涌出西藏,而我对他们的遭遇感到恐怖。我得认识到,中国已决心以纯属残酷的手段来征服西藏。我不得不在发言上强烈得多。我说,我原以为北京政府并不了解他们的代表的所作所为---我确实依然无法相信毛泽东会赞许。我提议,如果他们同意让一个国际委员会去调查事实,我和我的政府将乐意接受其裁决。我们依然意愿达成一项合理的协定,我们确实一直保持着这种意愿。但中国对此提议从来不加以理睬。
   
     我也在那一次新闻大会上正式否认「十七条协议」。我自己率先这么作;但我在玛索里,第一次有机会碰上国际法专家们;他们确定,那样做是正确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似乎足以自证我们事业的正义性;但我想到,如果别的一切失败,我们也许得要求联合国考虑我们的案情。我决心这一决定不可操之过急;但纠缠的法律问题显然变得重要。我知道,尽管我们有过三十八年完全的自主权,他们还会宣称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如果他们能够证实那一宣称,他们便会争执说,对西藏的入侵只是联合国不可干预的内政。
   
     我在玛索里时,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检阅了我已解释过的本世纪初期的条约,并结论,我们是完整的独立主权的国家,即事实上和法理上独立于中国控制之外。
   
     委员会以这一结论出发,继续考虑到十七条协议。表面上,当我们签署这一协议,我们已交出了自己的主权。我们可以争议说,我们代表是在暴力和未来的对西藏采取军事行动威胁下签署的。但我们会被反驳,被签署的条约并不永远使这项条约作废---比如,战后条约就是在强迫之下,为失败者所签署的。
   
     但是,如果条约为其中的一方打破,它便可以为另一方合法地否认,那么该条约不再生效。中国当然打破了这十七条协议,我们愿意证实这一点。现在,我否认了这一协议,它不再束缚我们,而我们对主权的声明,一如协议签署前的一样。
   
     把我们的案情呈交联合国有另一个明显的困难---争执的双方都不是它的成员。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一直固守孤立,中国不是,因为中国为台湾的蒋介石政府所代表。
   
     但是,我着手把我们的案情引起成员国的注意。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并不代表我,或者西藏----它并不代表政府和国家。它只是一个独立的、由五十八个国家的三万名律师所支持的一个法官、律师和法律教师的协会;它的宗旨在于培植法律规则,以及,当法律规则受到体系化的侵犯时,沟通世界法律界舆论。但是,使我高兴的是,委员会开始了对西藏事件活跃的、客观的研究,仅仅因为它感到有责任这么做。
   
     委员会在调查期间,检阅了中国和西藏的每一则声明,并派出训练有素的人去采访西藏难民,并以此揭示了比我所听到的更骇人听闻的事。我想,多数人都不想读到有关极端的残酷,我也不想写这些,但为了我的人民的公义,我必须概述为那一公正的调查所昭示的迫害。
   
     我们上万的人民遭到杀害,不仅是在军事行动中,也是单别地,蓄意地迈木谋杀。他们被屠杀,没有经过审判,因为他们有反共的嫌疑,或者因为积蓄钱财,或者仅仅因为他们的地位,或者没有任何原因。但他们受到杀害的主要的和最根本的是因为他们不肯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不仅仅是被枪杀,而是被毒打至死、钉死、活活烧死、淹死、活剥、饿死、掐死、绞死、煮死、活埋、剖腹和斩首。这些杀害都是公开进行的。那些牺牲者的村人、朋友和邻居都被迫在伤观看,他们被慢慢地杀死。孩子们甚至被迫枪杀他们的父母。
   
     喇嘛们尤其受到迫害。中国人说他们不劳而获,吃人民的饭。中国人设法侮辱他们,特别是年长而极受尊敬的喇嘛,在刑讯他们之前,把他们拖套着去耕田,把他们当马骑,鞭笞和拷打他们,以及别的罪恶得不堪言状的手段。当他们把喇嘛们渐渐弄死时,他们亵渎他们的宗教,叫他们表演神通,把自己从痛苦和死亡中拯救出来。
   
     除了这些公开的杀害之外,大批西藏人监禁,或集合在一起,送到不明方向的地方,大批人死于残酷和强迫劳动的苦难,许多人在绝望与悲惨中自杀。男人们被迫到山中当游击队员,留在村子里的女人们和孩子们则为机关枪所扫射。
   
     数以千计从十五岁的儿童到尚在襁褓中的婴儿都被迫从他们父母手中拿走,从来没有再露面。那些抗议的父母亲则受到监禁,或者枪杀。中国人说什么,没有孩子,父母可以更好地工作;要不说,孩子们要送到中国去接受合适的教育。
   
     许多西藏男女都相信,中国人使他们绝育。他们独立地向国际委员会描述了一种痛苦的手术。委员会并没有引用他们的证据来作决定,因为那一种手术并不符合任何为印度医学专业者所熟悉的绝育方法。但另一方面,不可能有别的解释。在委员会的报告完成之后,新的证据被提出,这使我信服,中国确实在一些村庄使男人和女人们绝育。
   
     除了这些反人民的罪恶外,中国人还摧毁我们上百的寺院,他们拆毁寺院杀害喇嘛,把僧人们送到劳改营,命令他们在死亡的痛苦之下,打破独身的戒律,并且把那些空置的寺院用作军营和马厩。
   
     国际委员会在收集所有这些证据之后,认为中国人的罪恶是任何个人或民族可被指控的最重大的罪行----那就是,种族灭绝,「蓄意于完全,或是部分地摧毁这样一个民族的、道德的、人种的、或是宗教的群体。」他们同意,中国人企图摧毁西藏的佛教徒。
   
     我在回顾中相信,人们可以看中国犯下这一罪恶的原因。
   
     他们最初垂涎于西藏的原因有三。第一,尽管我们国土广大,但只有七到八百万西藏人;而中国人有六亿多,他们的人口每年都在数百万地增长。他们时常受饿荒,企图把西藏当作额外的生存空间。事实上,他们已在西藏安置了大批中国农民。我不怀疑,他们会希望有一天西藏人会成为一支并不重要的少数民族。目前,西藏农民的境况比之占领者的汉族农民要差得多。西藏自有历史记载以来从没有过饿荒,但现在有了。
   
     第二,我们国家无疑矿藏丰富。我们从来没有加以开采,因为我们尚没有很大的对世间财富的欲望。中国人声言西藏有重大发展,我敢说这是真实的;但这一发展并非有益于西藏,而只是为了中国的富强。
   
     第三,中国人企图征服亚洲,如果尚不是为他们许多人坦率地说出的要征服世界,而征服西藏便是这进程中的第一步。我还不是一个军事专家,但常识说明,没有任何亚州国家,拥有西藏的战略重要性。配合现代化武器,这些山脉几乎成为不可攻取的大本营,并可从此发起向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和东南亚国家的进攻,以控制这些国家,摧毁他们的如同我们正在被摧毁的宗教,而更广泛地传播无神论的教条。据报道,中国人己在西藏建成了十八座飞机场和贯穿全国的军事公路纲。由于他们最清楚不过地知道,印度毫无意图进攻他们,这些军事准备的唯一可能是用来作为未来扩张的一个基地。
   
     现在,我相信,十年前中国人第一步入侵西藏时,他们多多少少有这样的动机。但是,他们认为可以只冯着虚假的法律和武力威胁来征服西藏。但这三个目的,尤其是后者,使他们不可避免地实行征服,即使他们明白,他们得在物质、生命和罪恶上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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