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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狮子的呻吟-罗桑扎西(56)

第十章:拉萨危机
   
      1959年3月1日,我在拉萨主寺大昭寺庆祝祈祷节。正是在这节日期间,我参加了最终的格西考试。我的宗教教育,历经种种政治灾难,还是一直继续着。那依然是我最大的兴趣。假如可能,我的一切意愿只是在和平里进行宗教学习。我已经写到,在众多的僧认与喇嘛们面前进行辩论测试,对我,事实上,对于整个西藏都是极其重大的事件,我那时完全为宗教问题所占据。
   
     在我的最后测试的所有仪式与筹备之间,我得知有两名中国官员要见我。他们被领了进来,是两位宣称由谭冠三将军派来的次级官员。他们告诉我将军要我去参观他决定在中国军营上演的护戏剧日期。我已听说过这项计划,并答应去,但我其时确乎无法集中到别的事上。因此,我告诉那官员们,一当十天仪式结束,我即安排日期。他们对此并不满意,催迫我马上定下日期。我重复说只能在仪式结束后才能定日期;最后,他们才同意把这一回答带给将军。

   
     这次来访很稀奇。通常,除非将军亲自来见我,他的信息都是通过我的最通常打交道的官员送来的。社会仪式的邀请通常经过我的首席侍从官冬约泽木拨拉,或者总堪布奇克雅佰肯巴和噶厦里我的代表的。
   
     所以,这反常的派送两名低级官员亲自来见我,并来佛寺的行为,在得知此事的拉萨人民中间引起了嫌疑。除了这引起我的官员们在理解的愤怒之外,任何人都感到将军企图在达赖喇嘛的人民面前降低我的身份。
   
     我在中国政权控制下有此痛苦的经历:我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去拒绝一项社会邀请,即使那不适合于我,除非是冒险忤逆中国人而引起不愉快的反应。在这些事件中,他们的怒火总是可以在别的方面找到发泄。因此,我们认为为了国家利益着想,我宁可默忍这些无关紧张要的侮辱,而不可冒险去激化中国之把我的政府贬到从属地位的总政策。
   
     我在离开佛寺前往罗布尔卡的三月五日之前,再也没有听到更多有关这一奇怪的邀请。我的走进罗布尔卡是件大事,前些年,中国人也加入游行队列,但今年,谁都注意到没有中国人参加。
   
     两天后,即三月七日----我得到将军的另一通通信。他让李翻译给我的总堪布打电话,要我决定参观中国军营表演的日期。总堪布来跟我商议;我让他给李打电话说三月十日比较好。
   
     一切安排直到三月九日才作出。早晨八点,两名中国官员来见我的警卫司令格松代本(德合拉),对他说,他们派来把他带到中国总部和拥有军事参谋衔头的传旅长见面。格松代本还没有吃早餐,对他们说十点钟才去。他们走了;但一小时后又回来说,他必须马上去,因为旅长已等得不耐烦。
   
     晌午,格松代本(德合拉)回到罗布尔卡,十分苦闷。他跟我的总堪布和首席侍从官说,他们把他带来见我,他一五一十地叙述了发生的事。
   
     他告诉我,当他到达办公室,旅长看上去很生气。他气冲冲的道:「达赖喇嘛明天来这里观看戏剧表演。有些事得定下来。这是我们叫你来的原因。」
   
     格松代本[德合拉]问他:「日期定好了?」
   
     旅长怒喊道:「难道你不知道吗?」达赖喇嘛接受了将军的邀请,他十号来。现在,我得向你表明:将没有任何你们通常举行的仪式。你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得如同他去筹备委员会一样跟他一起来。西藏士兵不得走过石桥。如果你一定要的话,你可以带两三个贴身西藏警卫,但已明确规定,他们不得武装。」
   
     这些反常的命令,对我的司令员是极不愉快的震惊。那座石桥是中国司令部大本营的界线。这在罗布尔卡两英里之内的军营一直是爱国的西 藏志士们的眼中钉。只要中国人用以自持,拉萨人尚可容忍。但达赖喇嘛以任何目的进入其中都是意外的;格松代表[德合拉]知道人们会不喜欢这个。如果我不带任何警卫前往,那更令人意外。习俗上,不管达赖喇嘛到哪,都有二十五名武装警卫跟随,武装部队也是一路排列。格松代本(德合拉)明白,如果立即中止这一习俗,得向群众作点解释。因此,他问旅长为何这样做。那是无恶意的询问,但更激怒了旅长。
   
     他叫喊:「如果有人拉开枪弦,你负责任吗?」「我们不想发生麻烦。当达赖喇嘛到达时,我们会令自己的部队解除武装。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自己的人马排在路上,不过不得越过石桥,不管什么情况,谁也不能走过石桥。一切得严守机密。」
   
     格松代本(德合拉)回来告诉我们这些命令时,我的官员对此进行了许多讨论。除了照办,似乎也别无他择,我的前往计划已依此作出。
   
     但任何人都情不自禁地感到,这整个中国邀请都有嫌疑,他们要使这次来访保持秘密,只会使嫌疑更大。我的走出罗布尔卡之行要严守秘密,是不可能的,除非全城强迫戒严。我准备出去的一刻,消息便会四传;整个拉萨就会列队来看我。而那时,一定还有许多别的人来拉萨。多数前来参加祈祷节的僧侣们都离去了,但尚有几千个留了下来,也有几千个难民。粗略统计,那时拉萨约有十万人,那在拉萨也许是史无前例的。
   
     因此,第二天,为维护一路的秩序,我的官员们决定照样沿途安排西藏士兵一路排列到石桥为止,他们也订出计划确保人们不会越过石桥。三月九日下午,他们让藏人一路站岗,告诉人们第三天将有特别的交通限制,任何人都不得超越石桥。
   
     他们真诚地听取这一警戒。因为过桥通常并非禁止。他们认为,如果人们天真地想来看我,而中国士兵试图强迫他们退回,那可能会有悲剧的 结尾。但其结果却与他们的愿望恰恰相反。全城立即遍传,说中国人计划绑架我。直至三月九日深夜,刺激兴奋与议论在不断增长。凌晨之前,拉萨大多数人自动决定以任何代价阻止我去中国军营。另一个事实使人们更加确信中国设下圈套以诱骗我。下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在北 京召开,中国曾一直催促我去出席。我知道人民的情绪,努力避免接受这一邀请,并没有给中国政府肯定的回复。尽管如此,一个多星期前,他们在北京宣布我将前往。这一未经我同意的宣告,颇使拉萨人民愤怒,他们很自然地作出结论,这一奇怪的邀请,只是违背我的意愿,把我带往中国的阴谋。
   
     那时,在人民思想中尚有一个更阴森的猜疑。已在西藏闻名的是,在东部地区的四个地方,高级喇嘛为中国军队司令邀请赴会,而再没有回来。结果三个被杀,一个被监禁。看来,把人们从可能保护他的人之中诱走的方法是中国人惯用的手段。
   
     另一个中国当局的反常行为,也使拉萨一般人民的疑虑传散在我的政府官员们之间。通常,当中国人邀请我去任何社会场合,他们都同时邀请最高级的官员们一起参加。但这次,直到三月九日晚上,除了我的几个私人助手外,别的官员都没有受到邀请。那天深夜,两名中国官员带着请帖,来到罗布尔卡,但也只邀请了我的噶厦的六名成员。而且他们口头提出一个反常的要求,说噶厦成员不得带有一个以上的仆人。习俗上,不管我在哪里,我的首席侍从官都一直伴随着我,中国人也很清楚这一点,但他和别的官员都不在邀请之列。
   
     尽管有嫌疑,我的官员们并没有劝我不要去;但噶厦决定陪伴我一起去,而不是分开,这是正常的。因为他们感到如果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他们至少可以不把我单独留下来。
   
     第二天注定是拉萨自古以来最重大的一天。正午,我被安排在空前的没有随同的情况下进入中国军营。但当我早晨醒来,我一点也不知道那一天会带来什么。我因为担忧此事而一夜睡不安宁。我五点起床,跟往常一样,到我的经堂去。一切井井有条、平静而熟悉。酥油灯在佛龛前点着,小小的金碗银碗换上了如同金液一样香喷喷的蕃红花水,香火的芬芳在空中四溢。我颂经和静坐,然后下到花园里,我一直喜欢清晨在那里散步。
   
     开始,我充满了担忧,但不久,我便在春晨的美丽里把这些遗忘了。天空朗朗无云。阳光刚刚触摸到远处哲蚌寺后的山峰,并开始照耀着我的宝石花园内矗立着的宫殿和经堂。一切在春光里都是那是么新鲜及快乐:新生的绿草的嫩芽,白桦树和杨树上柔软的新枝,湖中的荷叶出水蔽日-----一切都是绿色。我出生于木猪年,树木是绿的,占星家说绿色是我幸运的色彩。事实上,我的祈祷旗也是绿色,这些旗帜从我的屋顶上飘起,开始在清晨的和风里飘动。
   
     那是我所知道的最后一刻短暂的思想上的安宁。这安宁为花园墙外突如其来的嘈杂的呼叫声所打破。我听着,却辨不出什么。我跑进屋里,找到我的一些官员,让他们出去看是怎么回事。他们不久回来告诉我,拉萨人民纷纷涌出城,包围了罗布尔卡,他们呼喊前来保护我,阻止中国人把我带到军营。
   
     不久,整个宫殿为急切的人群所搔动。传信的人不断进来,带给我更多的消息。人群不可计数,有人说有30,000人。他们处于狂热的兴奋状态,喊出对中国人的愤怒。骚动在一个接一个小时地增长。我自己来到一间小经堂祷告,这是由第七世达赖喇嘛所建,并用以奉观音菩萨的忿怒相化身马哈迦拉。八个僧人已在那里持续祈祷了多天。
   
     我的噶厦的两名成员柳夏和沙索,依惯常乘中国司机驾驶的军用吉普车在九点钟驶往宫殿。当人们看到中国司机时,群情更加激昂。但噶伦们并没有费多大的劲,穿过人群,到达了宫殿。
   
     但过了一会,另一位噶伦珊达波强坐他自己的轿车,由一位中国官员陪同前来。过了一会,人群失去控制。珊达波强是最近才指派进入噶厦的,拉萨只有几个认得出他,他穿着一件黄色丝绸的藏式长袍,假如他是独自一人,他也许能毫不费劲地进入大门。但人们想这骄车是中国的,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说中国官员要把我带走。有人向他投掷石块,惊恐的反应散扩开去,那辆骄车受到石块的攻击。一块石头击中了珊达波强的太阳穴,把他打得不省人事。当他丧失神智时,人们还是认不出他;还认为他们只是错伤了我的一位官员,有人把他送到印度领事馆医院里去。
   
     又过了一会,另一位噶厦成员索克坐自己的吉普车前来宫殿,但他的吉普车开不到门口,因为人群那时已完全使通路阻塞。他退后一段距离再下吉普,在一位其时执勤的西藏官员的协助之下,走过人群,进入了大门。
   
     这三位穿过人群的噶伦们都意识到,必须立即作出动,以避免一次危机。他们认为人群会进攻中国司令部,他们等了也是噶厦成员的阿沛一会,但他没有来。后来,我们得知,他去了中国军营,明显地相信我将在那里,然后以为再回来并不安全,事实也确乎如此。因为中国人会给他派一名随从,而他们也会像珊达波强的陪同们一样遭到石头的袭击。
   
     最后,他们决定不能再等下去。他们三人连同也等职与噶伦的总堪布召开会议。他们会后来见我。他们告诉我人们已决定我不应去中国军营,害怕我会被诱骗而带到中国。人们已选出六十名或七十名领导组成一个委员会,并宣誓,如中国人坚持要我去,他们将设防宫殿,使我不可能被带出去。噶厦告诉我,人们是如此警惕和坚定,我去准会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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