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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一个并非真理的真理

GT:一个并非真理的真理


    黑匣子主义认为,于建嵘《从乡村流氓到市委书记——我的父亲》一文确实值得一读,他以自己亲生父亲的生平恰如其分地揭示了一个并非真理的真理,或曰并非秘密的秘密。那就是,西魔马克思1848年以其《共产党宣言》的出笼所挑起的“挟无产者以令天下”或曰“挟无产者以反人类”的暴力反革命,即红色恐怖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大陆获得意外的成功,乃至于时至今日都挥之不去,改变不了,则正是因为中国大陆像于建嵘的父亲那样的生活于社会最底层的最无教养最无身分的人性畸形,理性缺失,愚妄无知,寡廉鲜耻,本身无任何人格尊严可言,且根本不知道人格尊严为何物,但却野心勃勃地一生只求不劳而获,一心只为不义之财的社会渣滓即如流氓、无赖、强盗、混账、地痞、土匪、恶棍、骗子……者流,无论是就相对数量或是绝对数量而言,都特别的多,而东魔毛泽东,以及邓小平者流,便是那些个社会渣滓即如流氓、无赖、强盗、混账、地痞、土匪、恶棍、骗子……者流的天然代表,并且,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者流又一脉相承地承袭了毛、邓衣钵,继续苟延残喘地当那些个社会渣滓即如流氓、无赖、强盗、混账、地痞、土匪、恶棍、骗子……者流的天然代表来着。
   
   
   

   
   
   

个人标签:讨马讨毛讨共 铲除共产魔教 埋葬毛僵尸 颠覆毛匪帮 解放全中国 拯救全人类!

   

【附件】

从乡村流氓到市委书记——我的父亲


于建嵘


   (原博导言:于建嵘是我国具有鲜明自由、民主意识的法律学者,本文是他对于父亲的回忆录,是一篇完全真实的传记。此文表现了一位自由民主人士对于历史和人物的公正和客观态度,哪怕是对于自己的父亲。于建嵘之父的一生,在中国共产党打天下这一代党员干部中来说,实在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的一生实在是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人生经历的标准模板。)
    一
     父亲要死了。
     我是从雪姨发来的电报知道的。我向学校请了假,乘火车往老家赶。一下火车,就看见二弟高阳傲视天下般地立在站台边。他见我走来,只是点了点头,提过我的包就往停车场走。直到跨上他那辆白色的宝马,才说了一句:“老爷子真是的,死都死了几次了。”
     我跟着二弟来到父亲的病房。病房里有许多人。雪姨和我大弟都在病床边,用哀伤的眼神看着我。病床上的父亲已经失去知觉,双目紧闭,那两条粗黑的剑眉还是那样显得威风凛凛,只是浮肿的面部给人一种有点夸张的感觉。医务人员在忙碌,他们应该比谁都明白这些忙碌并没有多少意义,只不过以各种无效的抢救来等待那必然的最后结果。
     雪姨将我们兄弟三人叫到病房外的陪护间,对我说父亲得到了本市最好的治疗。我绝对相信雪姨的这种有点表功意味的说明。这不仅由于父亲曾是这里的最高领导人,更主要是他有一个现为常务副市长的二儿子高兵及一个号称千万富翁的三儿子高阳。而作为书生的大儿子我,绝不是能让父亲享受这种待遇的理由。
     雪姨很有主见地安排着父亲的后事。尽管她比我还小一岁,但作为父亲的第三任夫人,我们还是愿意听她调遣。雪姨叫高兵与市委领导商量父亲的悼词和追悼会的规格,要高阳负责通知亲朋好友并主管日常事务,要我准备一份家属发言稿,表示亲人们的崇敬、悲哀及感激之情。为完成雪姨交给的任务,我不得不回顾父亲即将结束的一生,思考亲人们心目中的父亲。这是几十年来我最不愿意想的问题了。然而,当我像平时从事科学研究一样分析父亲那久远的历史后,我发现,尽管父亲的一生复杂而富有传奇,但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而且这些阶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三个女人。这三个女人就是父亲的老婆我妈、父亲的爱人高姨以及父亲现在的夫人雪姨。有了这一发现,我竟然兴奋起来。
     二
     父亲和我妈的故事发生在我的老家,也就是湖南南部的永州市远郊一个名叫黄沙塘于家的小村子里。永州这个地方,由于一位很有名气的文人写过一篇《捕蛇者说》而闻名于世。事实上,我在这里生活过十二年,却很少看到蛇,更不要说专事捕蛇的人了。
     父亲大约生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具体哪一年我是没有办法搞清楚的。因为,父亲的各种人事表格有关出生年月变化较多。在讲究资格的年代,父亲将其出生年月定在一九一六年五月;在领导干部年轻化的时候,报上公布父亲的出生年月却是一九二六年五月。两者相差有十年。如果取中间数,也就是一九二一年比较合宜。
     据说,我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曾到省城长沙读过书,后来成为了当地较富有而深得乡邻尊敬的绅士。父亲是爷爷的独子,爷爷又是老爷爷的独子,也就是父亲一家是三代单传。奶奶在三十多岁才有我父亲,就更视为掌上明珠。但在父亲十六岁那年,我父亲的父亲以及父亲的母亲相继去世了,父亲也就成为了孤儿。
     本来父亲对家里事是从来不关心的。因为是家中的独苗,所以在十岁前一直跟随在他母亲身旁,到十岁才开始进村里的学堂。成了孤儿后,他不得不理会家里的四十多亩土地和近二十间房子。当然,具体的事情都是由长工做的。如果,后来父亲不因赌博而输掉了全部家产,解放后父亲肯定是个地主,而且是一个从十六岁就开始剥削劳动人民的吸血鬼。
     父亲成为赌徒是在他父母去世半年后的事。也就是在他快十七岁的那年冬天。最初是他远房堂兄于朝龙带他去玩一种当地很流行的押大小的游戏,赌吃喝,慢慢地就直接玩起钱来了。从小到大,越玩越想玩。大约二年光景,父亲就将祖传的四十多亩良田和二十多间房子全玩完了。其中有一半成为了他堂兄于朝龙家的产业。当于朝龙一家搬进我家祖屋时,父亲哭着住进了于朝龙家废弃的牛栏房。从此以后,读过六年书的父亲开始成为了村里最不受欢迎的人。谁家少了东西首先想到的就是我父亲。村里人开始忘记了他的姓名,都叫他收账鬼。他就在东摸西拿中度过那艰难困苦的日日夜夜。好在当时日本鬼子也经常进村,人们对收账鬼的作为也就不太计较。
     在父亲二十三岁那年,他还是单身一人。那时都习惯早婚,二十三岁尚未婚配很能说明这个人的品行和家境。可人的青春期生理要求并不因没有金钱而丧失。没有钱上赌场时,他就像个发春的公牛,在村子里四处游荡。特别是夜深人静之际,青春分泌物使他像夜游神一样听过许多家的墙根。这就成了村里人的心病。他们总是叫女儿媳妇们千万注意,切不要答理收账鬼,最好是看到他就远远地避开,不然可能有危险。事实上,父亲从没当面对什么女人有什么过分的举动。但村里人在夜间行夫妻之事时,再也不敢像原来那样放荡了。据说,有人还因害怕收账鬼听墙,成为了阳萎。若干年后,我作为学者,曾对那几年村里人口变化进行过调查分析,我发现,在父亲二十岁到二十三岁那几年,是于家村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年份。由于没有发现其它原因,我就认定与父亲听墙有直接的关联。
     可见,父亲的行为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于家村的生存和发展了。最要命的是,村里人也意识到了这种危机的存在,而且,随着日月的推移,这种危机感也就越来越压抑人心地在村中弥漫。终于有一天,村人不约而同地找到已是村中首富的于朝龙,商量如何解决收账鬼的问题,尽管有人主张送官法办,但苦于没有可以送官定罪的事情和证据。最后,村人们只得同意,给收账鬼找个女人并租二亩村里的公田给他养家立命。
     于是,村里人就行动起来,到处访那些难寻婆家的女子或死了老公的寡妇。可想而知,方圆十里是不可能有收获的。有人大骂了那些提亲的人还扬言,就是死也不将自己女儿嫁给收账鬼。
     正在村里人万分为难之时,村里来了二位从河南过来讨饭的母女。事情也巧,母女俩刚踏进我们村,母亲就倒下了。村里人循着那女孩的哭声,才知道那老要饭的死了。于是,村里人叫来了于朝龙。于朝龙没有看那已经死去的母亲,而对那个正在伤心但已无力哭泣、可能有十五六岁但骨瘦如柴、相貌极为普通甚至可以说有点丑的姑娘看了好一会。他和蔼且富有同情心地问了姑娘一些问题,当知道姑娘的父亲和兄弟已在早几年走日本时就死了,唯一相依为命的母亲也饿死在这千里之外的他乡时,于朝龙就高兴起来。他叫人立即将我父亲从赌桌旁揪了过来,本来因没有赌资只能当观察员而气恼的父亲,一听将这个姑娘送给他做老婆,也高兴地叫起了朝龙哥。于朝龙就让村里人将姑娘的母亲埋在后山的野地里,叫家人拿点高粱饼就将姑娘送进了我父亲借住的牛栏房。这个于家人连姓名也懒得知道的女人,就是我妈。
     父亲是在我妈用眼泪吞食高粱饼时将她变成女人的。可以想象,一个刚死了母亲、自己又快饿死的少女,对食物渴望和对性的需要,态度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可对一个二十三岁还没有亲近女人的健康男人来说,有了属于自己的女人还要等待那也是要命的。于是,在我妈用黑黑的手扼住那块高粱饼拼命往肚子里送时,我父亲用力剥下了她少得可怜的裤子,像猛虎下山一样顺势长入。也许是想起了刚死的母亲或是由于父亲的粗暴给她刚因有了食物而恢复知觉的肉体带来的痛苦,在父亲没完没了的动作中,我妈小声地哭泣起来。我妈的哭声使已心满意足的父亲大为恼火,他动作很大地穿上裤子,对着我妈血淋淋的下身就是一脚,大声地说“妈巴子的,饭也吃了,娘也埋了,让老子快乐一下就哭,哭个屁。”说完转身就走,不用说肯定是到赌桌边观战去了。
     自从有了自己的女人,村前村后就再不见父亲深夜四处游荡的身影了。父亲有钱时一定是在牌桌上,没有钱就折磨那个属于他的女人。因此,在他借住的牛栏里,经常传出打骂声和女人悲凄的哭泣声。还算善良的村人,每当看到被打得面目全非的我妈在租种的二亩地里劳作时,也会生出一些内疚。“唉,真是个命苦的女人。”当然,只是说说而已,心中更多的还是为自己家的女人不用再担心那发春的公牛而暗暗地窃喜。
     村里人最终发现,他们的如意算盘还是打错了。父亲虽然再不会因雄性分泌物去侵害他们的女人,但并不是说父亲因需要赌资而放过他们的财物。就在父亲将我妈的肚子搞大,也就是怀上我的第七个月,终于发生了于家村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大、最严重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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