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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與中共強權的末日宿命狹路相逢

【周永康事件引發對中共政權未來前景的廣泛關注。當前網絡和媒體上流傳的大部分分析明顯是中共宣傳部門代言人企圖誤導輿論的觀點,這些觀點嚴重地掩蓋了事實的真相。《台灣生死書》二零一四年五月出版之後,基於書中對中共政治戰略的具有預見性的分析,作者袁紅冰被台灣網友稱為“政治先知”。現徵得出版社同意,刊出《台灣生死書》第七章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之內容,以為廣大讀者對中共政治前景作出判斷提供新的參照系。 ——《自由聖火》編輯組】
   
   習近平與中共強權的末日宿命狹路相逢

   《台灣生死書》
   

   袁紅冰 著
   
   
   第七章 中共強權步蘇聯一朝覆亡之後塵的現實可能性
   
   第一節 中共強權覆亡的倒計時已經開始
    ——習近平與中共強權的末日宿命狹路相逢
   
   到此刻為止,《台灣生死書》書寫的一切,從中共強權咄咄逼人的謀台戰略,到日益逼近的台灣國家大危機;從國民黨權貴與中共政治經濟利益的一體化,到“謝長廷現象”對自由台灣主權和國格的背叛,似乎都把結論指向絕望。但是,我不是為絕望而書寫——從來都不是。
   在強者的視野中,絕望的意境並非悲泣和哀嘆的故鄉,也不是“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的悽清荒涼,而是凝結著巨大機遇的嚴酷挑戰。真正的希望從來都不可能產生於庸人的慾念或者弱者的幻想——真正的希望必定是強者從絕望中榨出來的血。既然如此,就讓我們從頑石般的絕望中榨出血來,並用那頑石的殷紅之血,書寫屬於自由台灣的希望。
   當前國際社會中,自由台灣生存權的唯一威脅來自中共強權;中共是唯一一個把剝奪自由台灣的生存權作為首要的“核心國家利益”的政治強權。所以,自由台灣的命運自然與中共強權的命運緊密相關,儘管這種關聯性意味著時代的政治悲劇——時代居然將自由人的命運同極權專制連繫在一起,並打上了一個死結。
   在目前狀況下,看到或者理解中共強權在經濟軍事等物質性領域的強盛,既不需要洞察力,也不需要智慧;相反,只有智者才能夠透過豪華的物質外形,洞察中共強權精神領域跳動著一顆已經腐朽的、正在破碎的心。
   學界的愚夫愚婦和市井的庸人俗物一起,同聲艶羨贊歎中共的強勢崛起,智者卻已經開始研究中共敗亡的具體方式——是如毛澤東曾經預言的那樣,“血雨腥風”,天下震盪,還是能像前蘇聯那樣,以較為“溫柔”的方式瓦解。無論未來的歷史將作出怎樣的回答,我現在就能夠清晰地聽到,習近平在中共權力意志之巔踏出的孤獨腳步聲,與中共末日的喪鐘在同一個節律中迴盪。我預言,中共強權步蘇聯共產帝國後塵,一朝覆亡的歷史進程的倒計時已經開始——那命運的時鐘正挂在蒼穹之巔;兩者的不同之處可能只在於,中共強權的崩潰需要血海淚滔來殉葬。
   自一九八九“天安門血案”以來,各種不同版本的中共強權短期內就將土崩瓦解的預言,猶如雨後稻田裡的群蛙鼓譟,其情亢奮如沸,其聲似欲震破天穹。從流亡海外的原中共體制內的大小“智囊”人士,到美國、歐洲的“中國問題專家”或者“漢學家”,都癡迷於這種預言,一心以為“有鴻鵠之將至”。
   然而,事實卻像一個眼高於頂的刁蠻富婆寡婦,傲慢地拒絕所有這些預言春情盪漾的求愛。中共不僅沒有短期內崩潰,反而強勢崛起,有橫空出世之態。於是,預言中共即將覆亡的鼓譟偃旗息鼓,斂聲屏氣,如晚秋之蟬一片死寂。緊接著,中共將如日中天,主宰二十一世紀時代精神的預言,又甚囂塵上。許多原來持中共即將崩潰觀點的學者文人,幾乎沒有經過任何失戀的苦痛,便移情別戀,加入向中共強權獻媚的合唱,活脫脫一副勢利小人嘴臉。
   當時,在中共強權短時間內就將崩潰的問題上,仿佛整個世界都錯了。相關的預言之所以受到事實的嘲弄,其思想基點的錯誤,主要表現為兩方面。
   其一,所有作出前述預言的學者文人都持“經濟決定論”的歷史觀點,並以這種歷史觀作為判斷中共強權命運趨向的思想基點。
   當代西方教育體系像製造制式漢堡一樣,大量複制“制式”的學者文人,其“制式”的特徵之一,便是這些學者文人幾乎無一例外地堅信“經濟決定論”的歷史觀——這或許是物性功利主義哲學主宰現代西方文化精神的可悲結果之一。
   各種關於中共即將崩潰的預言,儘管表述方式可能顯示出某些個性,但是,都遵循同樣的思維定式,即以“經濟決定論”為思想起點,以中國經濟危機必然引發全面社會危機為過程,以中共政治崩潰為終點。但是,這個思維邏輯過程是錯誤的,因為,它起步於錯誤的思想起點,“經濟決定論”。
   只能聽懂物慾召喚的功利主義哲學雖然可以製造出屬於一個時代的思想謬誤,卻無法改變人類宿命:人本質上是心靈的存在;人類歷史的決定性力量是意志,而不是經濟。極權政體的靈魂在於政治,極權社會的主宰力量是政治意志。可見,以“經濟決定論”為思想起點判斷中共的前途,不可能得出正確的預見——起點錯了,思想走得越遠,便越深入謬誤的荒野,越遠離真理的綠洲。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中共急於創建現代軍事工業,因而橫征暴斂,竭澤而漁,毀林而獵,造成三年之內四千萬農民餓殍蔽野的浩劫。那可謂空前絕後的經濟危機了。然而,中共強權卻依舊如鐵鑄的墓碑,立在屍山白骨之上,毫無崩潰的跡象。
   極權北韓,一年之內曾餓死百萬居民,至今仍然以饑餓的國度著稱於世,但是,金氏共產世襲王朝卻沐浴在兩千餘萬北韓政治奴隸感恩的淚雨中,保持鐵殼的蟑螂般堅硬的存在。
   上述兩個事例足以證明,“經濟決定論”距離歷史客觀的邏輯有多麼遠,儘管它離只相信物慾的學者文人那顆庸俗的心很近。
   曾經作出中共即將崩潰的判斷的各種預言,還表現出第二項共同的思想基點的錯誤。這項錯誤在於,根據民主國家的自由經濟的規律,去判斷中共權貴市場經濟的趨向。
   為數眾多的庸人學者,以中共的“經濟改革”為根據,論證中國經濟已經走上自由資本主義的道路。然而,作出這種論證者,不是受到中共欺騙的蠢貨,就是想要欺騙世界的心懷叵測者。中共“經濟改革”,意在為強化極權政治提供更有效經濟體制基礎,即由原來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改變為權貴市場經濟。權貴市場經濟的實質內容就是,以腐敗權力為軸心,以權錢交易為潤滑劑而運行的市場經濟。
   顯然易見,中共權貴市場經濟體系同民主國家的自由經濟,在政治基礎、運作機制、法律原則等所有方面都不相同;在有些重要的領域,甚至可以説風馬牛不相及。所以,用自由資本主義法治經濟的規律,來判斷人治的中共權貴市場經濟的命運,就像根據人類的醫典判斷母牛也會得艾滋病一樣可笑;這也正是國際間諸多關於中國將出現經濟危機的預言總在現實前黯然銷魂的原因——因為,母牛不可能得艾滋病,至少迄今為止是如此。
   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起,“中共即將崩潰論”成為時尚理論的過程中,我一直孤獨地——像荒涼的風留在時間之外的足跡那樣孤獨——向世界講述:中國民主的實現如同在鐵鑄的黑戈壁上撒種自由一樣艱難;中共強權的崩潰,是仍然需要中國人作出長久努力才能實現的歷史正義。
   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結束前,關於“中共強權強勢崛起將成為二十一世紀的主題”的種種論說,又由於國際間庸人學者像綠蠅逐臭般的吹捧,再次成為關於中國命運的顯學。現在,我願又一次孤獨地向歷史預言:中共強權的崩潰即將成為時代的政治主題——中共的極權主義全球擴張可能使人類不得不用一次浩劫來為其送葬,但是,無論如何,中共強權末日的喪鐘即將撞嚮,而撞嚮中共強權喪鐘的不是別人,正是竭盡全力試圖挽救中共強權的習近平。
   我這次的預言依舊孤獨,孤獨得像挂在枯枝上的最後一片紅葉。不過,歷史已經證明,我上一次的孤獨是與真理同在。我相信,這次的孤獨也將證明,我的預言是真理的信使。
   現代史上,中共曾至少有兩次瀕臨崩潰。
   一九七六年初秋,毛澤東的生命隨第一片枯葉凋殘。毛澤東通過文化大革命培育起的中共新權貴,與毛澤東試圖徹底整肅的中共老權貴之間的矛盾一觸即發。只是由於以毛澤東夫人為政治核心的中共新權貴,唯有潑婦的勇猛,卻無權奸的老謀深算,深藏不露,故而在一次宮廷政變中束手成擒。中共新老權貴間的生死之決因此沒有演變成血湧萬里的社會動盪,中共強權也隨之逃過一次崩潰之劫。
   一九八九年,以藏人浴血抗爭為先導,“六 . 四”民主運動,一次針對中共當局的全民反抗浪潮,湧動在東亞大陸之上。當時我在北京大學任教,不僅親歷整個過程,而且處於歷史的中心。根據我的直接感受,當年各階層民眾以不同方式參與的全民反抗的社會能量,足以顛覆中共暴政;不是由中國,而是一年後由蘇聯拉開共產主義運動全面崩潰的歷史帷幕,其原因主要有兩個:
   其一,中國的知識分子缺乏英雄意志,不敢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果斷地將全民反抗引向摧毀中共暴政的全民大起義;其二,趙紫陽雖有大仁之心,不肯行屠戮萬民,血洗北京之事,但是,卻沒有如葉爾辛【註1】那樣的大勇之氣,缺乏挺身於歷史刀鋒之上,與中共暴政作生死訣別的膽識。
   正由於上述兩個原因,遂致血漫北京,自由民主又成一夢;中共僥天之倖,再次免於死劫。一九八九,中國也把一個血寫的真理留在歷史上:“沒有英雄的意志,就沒有自由的史詩;沒有英雄的意志,就沒有高貴的歷史。”
   上述中共強權幾近崩潰的兩次危機,雖然發生的時代背景具體條件有巨大差異,但是,卻講述了一個共同的經驗,即中共極權首先是政治的存在,因此,其致命的危機也必然是政治的——政治道德的崩潰意味著政治體制崩潰危機的先聲。
   當前,中共政治道德的崩潰危機已達窮途末路,回天乏術之境。習近平面對的困境是一種無可解脫的歷史宿命——人可以改變命運,卻沒有能力改變宿命,因為,命運屬於人謀的領域,宿命則屬於天道的範疇。
   鬼谷子有訓:“度以往事,驗之來事… … 則可決之。”為幫助世人理解習近平深陷中共強權的末日困境,需要首先作必要的歷史回顧;所謂宿命,就是歷史運行的邏輯結成的命運的死結。
   以一九六六年為起點的“文化大革命”,禍亂中國十年。這十年既是毛澤東為自己造就共產主義之神的聖殿的過程,也是毛澤東最終淪為萬夫所指的孤家寡人的過程。十年彈指一揮間,可謂“其興也勃,其敗也忽。”
   “文化大革命”中,悖逆天理人倫的政治慘案堆積如山,人神共憤;陰險詭詐的政治權謀發揮到極致,日月無光。因此之故,毛澤東一旦殞命,竟成億兆民眾額手稱慶的喜宴——儘管在暴政屠刀威逼下,民眾面露悲悽,眼泛淚光,甚至故作號天哭地,痛不欲生之狀,但是,絕大多數中國人心底裡都樂開了花——竟能用國家恐怖主義暴力迫使天下盡成偽類,毛澤東可稱萬古第一獨夫民賊。
   毛澤東是共產主義之神,是中共強權的上帝。他的人格破產自然也意味著中共一夕之間淪為政治道德的破落戶。毛澤東死後一段時間內,中國億萬人之心如動盪的大海,中共政權似驚濤惡浪上一艘千瘡百孔之巨輪,險象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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