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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变局与台湾对策


   大陆变局与台湾对策
   
   作者: 曾建元
   

   中国大陆的民主派怎么样因应时局的变化,发展自己,壮大自己,以在未来的政治竞争当中取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发展民主派的政治组织架构和政治操作水平,一定要让民主派在未来的群众运动当中掌握主导权。中国大陆的公民运动者如果是以非暴力抗争带引变革,坚定地带领人民渐进式稳健革命,虽然可能会有点慢,但是会降低危机,获得国际支持,也免于带来动荡。两岸和平要以中国良治为根本,民主是良治的不二法门。台湾要从旁助力,给予更多的经验协助、跟国际上人权民主组织串连起来,共同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这一全球最期待的发展。
   公民同城圈运动与《变局策──当前中国的大谋略》新书讨论会
   
   主办:台湾北社
   
   时间:二零一四年二月十八日上午
   
   地点:台湾北社
   
   主持:曾建元(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
   
   主讲:李一平(中国公民同城圈运动倡议者)
   
   与谈:汪岷(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代理主席)
   
      钱达(中华民主进步同盟主席)
   
      简锡阶(台湾促进和平基金会董事长)
   
      陈怡仲(民主进步党中国事务部副主任)
   
   纪录:陈翊筠(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学生)
   
   
   
   
   
   
   《变局策──当前中国的大谋略》,李一平、成斌麟着,香港: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二零一三年六月。
   
   
   欢迎李一平与台湾社会对话
   
   台湾北社社长张叶森致欢迎词(略)。
   
   曾建元:李一平先生本名王仲丘,生于一九六七年,湖北宜都人,正好小我一岁。我们虽然分别在两岸成长,党国体制下的校园控制以及学生运动,却是我们共有的成长经验。还有,我们的知识背景也相同,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同一个时间,我在台湾也念东吴大学法律学系,李一平又考上北大法律系法理学专业的研究生,我在国立政治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的研究也是法理学。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门学运之时,李一平还只是一个声援者的角色,直到枪响的那一刻,他就猛然觉醒而投入六四后的民主运动,一九九零年他在北京组织了大学生社团,一九九二年和前北大法学教师袁红冰共同组织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一九九四年,开始逃亡,一九九五年逃抵香港,一九九七年流亡加拿大居住至今。二零一一年开始研究「小圈子策略」,来年三月和成斌麟、陈忠和赵晶等组织团队开始向国内推广,与国内民主同道同城QQ群的网友共同推动了公民同城圈运动的形成和发展,二零一三年初与成斌麟合作完成了本书《变局策──当前中国的大谋略》,系统阐述中国民主革命战略。
   
   正因为李一平具有在中国大陆基层运动的经验,他深深感到有能力自我组织的公民力量的可观,因而深入反省与检讨中国民主运动的策略,提出了公民同城圈的概念,主张在同城「饭醉」、吃吃喝喝的社交形式中去凝聚出公民的小圈子,这也就会形成一个集体行动的组织。我认为公民同城圈是带有列宁主义(Leninist
   )革命先锋队和中国会党色彩,又有现代公民精神的一种社会组织方式,在实践上没有太多的困难,依赖网络传播和平日人际关系的经营,就可以组建,但是需要有因应中国变局的理论和思想准备,等到历史时刻的到来,公民团体就要自行承担起维持社会秩序和重建国家机器的任务,至少可以让政治过渡过程中的各种政治、经济与社会风险受到控制,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具有前瞻性和责任伦理的运动策略。李一平希望大陆的公民和公民领袖能通过香港和台湾这些华人社会,就近接受运动的培训和知识观念上的交流。
   
   这是李一平首次访问台湾,我也要跟李先生和在座各位介绍台湾北社。台湾北社成立于二零零一年,正是日治时代台湾文化协会成立八十周年,社员采推荐制,而多为专业人员,如中小企业主、医师、教授等。文协当年成立的动机,是因为日本统治者台湾总督田健治郎批评台湾人没有文化,没有资格争取自治,因而有蒋渭水医师领导文协之成立,进行台湾社会的现代化启蒙,并型塑台湾人的认同。台湾北社继承文协精神,立足台湾本土,认同普世价值,关心社会公义,追求台湾人文化境界的提升,创社社长吴树民教授也是医师,现任的张叶森社长也是医师。我曾担任过台湾北社法政组召集人,在我任内,在社长张学逸医师的支持下,开展了与中国大陆人士的交流与对话,现在开南大学法律学系担任客座教授的袁红冰,就是因为与台湾北社的因缘,在我们举办的演讲活动中获得台湾社会的回响,才从此坚定了支持台湾自由与独立的信念,也让台湾北社的朋友们从此更加积极关怀中国的人权与民主议题。
   
   非常感谢张社长和台湾北社的支持,让李一平和同行的汪岷有机会在此与台湾社会对话。
   
   中国变局将至
   
   李一平:在台湾这几天我跟大家一直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大陆变局将至,台湾准备好了没有?有一些朋友第一反应就是说大陆会有变局吗?大陆现在这么强大、经济发展得这么快、军队的实力这么强大,能不能做得好,会有变局吗?我想给大家提供几个方面的数据,虽然不是严肃的学术论证,大家至少可以有一个基本的感觉,了解大陆现在是一个甚么样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按照常理是不是能够维持下去?
   
   第一个数据是大陆人口、社会阶层的结构。大陆过去是一个农业的国家。最近几十年进行了工业化,算是比较迅速。但是过去给强加在中国农民头上的户籍制度还没有被消除。他们人为地把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民定为二等公民,那些人即使在城市生活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但是他们的小孩子都没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成年人没有平等的工作权利、老年人没有平等的享受老年人福利的权利。这些人构成了社会最最底层的,但他们占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人口。而大陆的中产阶级人口比例非常地少。
   
   城市里人的百分之七、八十的人现在是处于一个怎样的状况呢?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绝望」。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是你们台湾的那个郭台铭在大陆开了一个很大的企业叫做「富士康」。富士康是深圳给员工待遇最好的企业。但是就在这个企业当中一年之内有十几个年轻工人连续跳楼。这些年轻工人就属于我们刚才说的百分之七、八十的社会底层的人。在一个深圳最好打工的企业居然连续跳楼就说明,他们在这个社会没有出路、没有基本的人格尊严,他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各种发展机会被堵死。一个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处于绝望的社会,大家想一想,有没有可能发生变局?
   
   第二个数据是二零一一年的《福布斯》(Forbes)中国富豪榜统计数据。有一亿元人民币以上的资产的在中国有三千一百多个人,其中有两千九百多人是有家庭人员里面有高干的背景。这就是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超级富豪都是有来自于权力阶层。这说明了甚么问题?整个中共官僚体系已经全面地腐败了、已经沦为一个掠夺的集团。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这么辛苦、这么勤劳、做事情这么认真,但是还有这么多的穷人?就是因为那个掠夺集团不断地在这个国家身上吸取营养以自肥。
   
   去年美国的彭博(Bloomberg)新闻社和《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的记者都公布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海外八大元老家族在海外拥有的资产数目。他们是经过长时间的调查,最后得到的结论是这个八大家族在海外控制的资产是一点八万亿美金。两个月前又公布了一个数字,无国界记者协会(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经过调查就发现了中共很多的高官包括习近平家属、温家宝家属、胡锦涛家属都在叫做维京群岛的一个小群岛上都开有公司,通过那些公司向海外转移大量的资产。一个国家最上层已经腐败到这个程度,这个变局能够不发生吗?中共中央委员是二百一十人左右,其中家属移民海外的占到一百九十多人。……百分之九十都把家属都转移海外!习近平家属除了他本人和他的妻子彭丽媛以外,他的弟弟习远平、姊姊齐桥桥、齐安安、姊夫邓家贵、吴龙是都在海外都有长期的居留身分甚至取海外的国籍,他女儿习明泽也是在海外接受教育。中央的官员是如此,那么地方上的呢?当然也是要转移财产。我们把这种人叫做裸官,就是一个人只身裸体在中国做官,财产家属全部转移海外。
   
   中国的富豪呢?前年有个调查显示,百分之七十的富豪有移民的倾向,其中百分之四十七的人已经完成了移民的手续。权贵阶层向海外转移财产和家属,就是因为对这个政局没有信心,完全没有信心!这样的社会,菁英阶层都在逃离了,大家想一想,有没有发生变局的可能?
   
   第三个是老百姓的反抗。中国有一个名词叫做群体性事件,中共发明的,实际上就是老百姓集体反抗权威的事件。从一九九一年九二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就开始在统计这个事件的数量和参与的人数,那个时候是每一年有八千多起。到了二零零五年的时候成长到九万起,十多年增长了十倍,等到二零零五年以后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就不再公布人数,因为增长得实在太快,公布出来对中共维持他们统治没有好处。民间的一些学者还在继续研究。中国最著名的一个社会学家叫做孙立平,传言他本人曾是习近平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职研究生班的博士导师,事实上不是。他在二零一一年研究的结果是,当年全国至少有二十万起群体性事件,卷入的人数超过一千三百万。去中国旅游的人在街上就能够碰见群体性事件,很多地方都有大规模的老百姓集体在市政府门口示威。
   
   虽然这些都是被法律所禁止的,但是老百姓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忍受了,所以很多人冒着违法的风险继续再进行这样的抗争,有一些规模特别大。比如说去年的启东和什邡反对高污染工业项目事件达到数万人,前年的大连抗议的PX(对二甲苯)化学工厂的项目,参与人数达到八、九万人。还有一些群体性事件是对抗程度非常地非常地高,比如说我老家湖北石首在二零一零年的时候发生了的事件,全城的老百姓都起来暴动,把政府大楼给烧了。最后政府出动了五千多个军警,抓了很多人才把这件事件镇压下去。还有乌坎事件、瓮安事件、吉首事件等等。这样的事件层出不穷,现在可以说是烽烟四起,到处都有反抗的活动。在一个老百姓反抗已经普遍到这种程度的国家大家,大家想一想,变局是不是有可能发生呢?
   
   老百姓反抗之后中共采取怎么样的对策?他们的基本的战略就是「维稳」,维持稳定。维稳经费两年前就已经超过国防的军费。那么也就是说,中共意识到他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在海外,不是在香港,不是在台湾,也不是美国、日本,最大的敌人是国内的老百姓!当政府和老百姓对抗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大家看一看历史上哪一个政府能够维持长久?在这种情况之下变局有没有发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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