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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秋石客先生商榷

与秋石客先生商榷
    陈弘莘
   
   几天前在“中国政治协商论坛”上拜读了秋石客先生的文章《华国锋是1976政变主谋》很受启发。最近几年,一些当代中国政治学者及关注者们开始公开或私下探讨这个发生在38年前,对中国历史起到了重大转折作用却始终被模糊表述的历史事件,有人质疑“抓捕和审判‘四人帮’究竟是否合乎法律程序?”;也有人研究“打倒‘四人帮’到底是谁的意图?是毛泽东生前的意愿?还是邓小平和叶剑英的夺权计谋?或是华国锋保自己的需要?”……秋石客先生的文章是对所谓“打倒四人帮”事件前因后果思考最完整,表述最有依据的一篇。恰巧笔者对此事件也颇感兴趣,并略有心得,对先生的观点有认同,也有异议,列举几点商榷,不妥之处还请指教。
   

   一.不容简化和忽略的政变理由
   秋石客先生概括整个事件是:“用非法的军事政变解决的党内矛盾,所谓打倒“四人帮”,是个阴谋”,同时认定“华国锋是政变主谋”,原由和证据都颇具说服力,文章解析了华国锋具备发动政变的五大条件:1名义上主持中央工作(第一副主席加国务院总理);2由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首脑参加(汪东兴);3有军队支持(叶剑英、吴德);4有公安系统支持;5合理借口(毛生前意愿)。但先生简化并且忽略了产生一场政变错综复杂的人事背景,甚至需要包括误判、契机、突发事件等内在、和外在理由,因此,对于发起政变的原因仅归结为“华国锋为自己真正掌握实权”的说法笔者实在很难苟同。
   毛去世后,希望立刻将江青、张春桥一派全部打倒的人远不止需要保权的华国锋,叶剑英说:“不能再等了!再推迟,不是我们解决他们,而是他们解决我们了”,可见,一群“我们”在伺机“解决他们”,是双方两派人马实力、伎俩的较量,而非华国锋一个人的阴谋。当时邓小平已被开除党内外一切职务;叶剑英“被”养病休息实际夺权;军队元老派王震、聂荣臻、杨成武、熊向辉等从毛泽东去世前几个月就已经开始或者直接、或者以中间人传递消息的方式聚在叶剑英周围商讨对策。文革期间江青,张春桥仗着毛的淫威,原本就积攒了诸多怨恨,此时,又从张玉凤处传出口风说,江青认为纪登奎是苏联特务、汪东兴也是特务、吴德是国民党……这些无法与江青共事,并都需要政治自保的人,又何尝不希望尽快出手,扳倒对方?!
   更重要而且不能忽视的是,毛泽东9月9日去世后草木皆兵日子里,几个特殊事件成为了10月6日政变的催化剂。
   1. 梁效文章
   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梁效”的文章,标题是《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被当时敏感过度的华国锋、叶剑英认为是“四人帮”政变的总动员令,其中“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决然没有好下场的”一句,更是令华国锋一派心惊肉跳。也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后来下令提前于10月6日动手的直接原因。
   据说当时叶剑英看到文章后,立即派人送到华国锋手上,而李鑫则是连要车都来不及,在中南海内骑自行车狂奔,直接把报纸送到汪东兴处,再转至华国锋的办公桌上。这件事后来经过严密审查,最后的结论是一场虚惊。原来作者和光明日报社都是按照当时的宣传口径、舆论惯性发表的文章,文章形成时,完全没有任何人的指示和暗示。当时报社领导莫艾等人后来几年被严格审查,但都未因此受处分。
   2.电话
   毛去世后,中央办公厅秘书米士奇在中南海紫光阁,直接给京沪之外的省市领导打电话,要求治丧期间,有情况直接报告。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平化感觉蹊跷,打电话问华国锋,华回称不知此事,于是引起警觉,认为这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秘密动作的一部分。米秘书后来被审查时交代,是王洪文让他打的电话。此事在1981年林彪江青两案公审时曾作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证提出,也被不少文章拿出来批判性宣传,但事实是,法庭后来因为实在找不出其他旁证而只能对此指控不了了之。
   3.兵变
   “张春桥之弟张秋桥秘密串联南口坦克六师,试图兵变”这一传言出自叶剑英之口。据吴德口述历史书中说:10月初某日,华国锋亲口告诉他,叶帅讲了这一紧急情况,于是华吴二人立刻为此制定了紧急应对措施。张秋桥是八路军老战士,长期在罗荣桓部下从事部队新闻工作,1963年起担任《解放军报》副总编辑,行政九级。文革开始后,他与所有老干部一样,写检查、挨批斗,住牛棚、下放劳动。1973年被召回出任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张春桥隔离审查后,几任专案组始终没有查出丝毫他们兄弟间除职务之外的任何联系。所谓张秋桥去南口坦克师串联兵变,纯属子虚乌有。同为谣传的还有在王洪文家中搜出的组阁名单上张秋桥大名赫然在列……
   张秋桥1984年军职离休,先住北京黄寺总政大院,后长年养病于解放军总医院西院军职干部调养楼病房,直至90高龄去世。张秋桥离休前因其兄而反复受审,但凡他参与了一点所谓“阴谋活动”,都不可能有晚年这般待遇。2009年《炎黄春秋》杂志曾刊出他关于“南口坦克师事件”的说明。
   二. 与政变相关的历史疑问
   1.政变意义?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很多重大历史事件都以发生日期作为起始事件名称,例如:五四、四一二、双十、五卅、七七、五一二、六四等等,那么1976年10月6日发生在中南海那场改变了中国命运的政变,为什么从来没有被冠以“十六事件”或者十六XX呢?如今官方几十年一致口吻地谈论“拨乱反正”“结束文革”的历史,是以两年后的一个会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然而,若没有10月6日政变,何来两年后这个会议一切“重大决定”与“形成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的可能?
   2. “打倒四人帮”究竟起念于何人?何时?
   最近电视连续剧《邓小平》中,将这个问题归于毛泽东去世前的部署,尽管诸多反驳意见,有人认为是宣传需要,有人理解误读毛对江青等四人的批评,无论如何,不可否认这也是一家之言。
   较多共识认定华国锋是整个事件的关键,但是,他何时下决心除掉江青等人,无论他自己还是史学家们都从未真正定论。上世纪末宣传中常规说法是:毛去世后,四人帮为了夺权,一直在会上胡闹,华因无法工作不得不采取行动。而华本人1999年3月9日对来访的张根生说:“我早已考虑很久,下决心搞掉他们一伙”。他说,9月10日,也就是毛去世的第二天,就已和人议论此事了。那时传说中的江青胡闹还没有开始,也谈不上所谓“四人帮要加紧夺权行动”。吴德《十年风雨纪事》中谈道: 9月10日华国锋和李先念商量寻求解决“四人帮”的办法,11日,李先念去找叶剑英,当日,华本人亲自向汪东兴交底,得到后者支持。可见,华国锋自己都在这个时间点问题上前后表述不一。
   也有说江青从76年中期毛病重开始在大小场合为难华国锋,令他从那时开始下决心必须铲除这个讨厌的女人。但是这个说法又和李先念的回忆有所冲突,李的表述是:9月26日,当大家开会商量对待江青张春桥等人是让更多人以组织出面一同开会讨论、投票决定是否处理,还是采取武力突然解决的时候,李先念提到赫鲁晓夫击败莫洛托夫集团的先例,最终说服华国锋决定采取袭击方式,令江青等对手反抗不及。由此,是否意味着26日才是“政变”行动确定的日子?
   3.他们如何说?
   这个发生在1976年10月6日,书写了中国当代历史重要并独特一页事件的诸多当事人包括华国锋本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因为各种政治原因或者被限制发声,或者被禁止写作,有人直到今天还处在非常“自律”阶段。
   最先提出武力解决的李鑫曾经是康生的秘书,1978年后,成了所谓反对改革“凡是派”的头面人物;实施抓捕行动的张耀祠、武建华也同样被归为“凡是派”,后来都分别被调出原来的岗位,并被限制言谈行动。吴德时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陈锡联是北京军区司令员,他们因掌管京畿重地而参与了此事全过程。两人皆很早下台而少人提及,吴德虽略有文字,但字里行间明显不敢知无不言。
   这些人为何参与?如何计划?如何说?如何看?如何想?……非到我们能够读到他们坦率、完整、细节清晰回忆录的那天,非到解开关于那段历史所有疑问的时候,针对10月6日事件下任何结论恐怕都会显得有失公允。
   最后,对于秋石客先生定论“今天,中国走到如此黑暗的这一步……究其始作俑者,不是别人,而是华国锋。华国锋是伪君子,两面派,忘恩负义之徒,是资产阶级政客,投降派,是革命的叛徒。”这些结论笔者都很难认同。今天中国现状形成的因素千百、错综复杂,归于华国锋无论如何过于牵强,由于篇幅有限,此点不再展开。
   
   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
    朱元石:《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版
    范硕:《叶剑英在1976》,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阎长贵、王广宇:《问史 求信集》, 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
    《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如何联手?》 http://bbs.tiexue.net/post_3260897_1.html
   附:
   秋石客:华国锋是1976政变主谋
   
   邓剧也并非完全伪造和一无是处,例如能运用电视手段,把动用御林军占领电台等暴力抓捕四人恐怖画面公开,也有其积极意义,等于官方承认了用非法的军事政变解决的党内矛盾,所谓打倒“四人帮”,是个阴谋。关于热月政变,笔者是有些调查研究的,特发表此文供读者思考。
   一、政变历史背景
   按照历史学家的眼光看问题,公元一九七一年,震惊国内外党内外的当代最富有戏剧性的历史事件,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历史巨人毛泽东陷入了他一生的最富有难言之隐的失败和痛苦之中。面对复杂的激烈的政治斗争形势,作为伟大的政治家的他被迫选择全面性的战略退却。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实际上大为降低,党内外反文革势力死灰复燃,明里暗里向毛泽东为首的文革派发动了不断的反扑,其中一九九二年的右倾回潮,一九七五年的全面整顿就是代表性事件,以至于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在政治局遭受长达四个多月的围攻,可见问题的严重性。而毛泽东也只好静观其变。
   以上种种事件说明毛泽东晚年的政治作为是极其困难的,一九七三年的反右倾回潮,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一九七五年的评水浒和批投降派,以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运动是文革派对反文革势力的主动出击,其结果都是胜负未分,打了一个平手,实际上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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