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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命運在生與死的鋒刃上艱難行進

《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
   
   (袁紅冰、安樂業 著)
   
   

   
   
   【《殺佛》(袁紅冰、安樂業 著)不僅破解了中共鴆殺十世班禪大師的世紀之謎,具體指出了策劃和主持謀殺的直接犯罪人是鄧小平、陳雲、李先念、薄一波、胡錦濤、溫家寶、胡春華等人,更論證了十世班禪大師是當代藏傳佛教復興運動、當代西藏文化復興運動、當代西藏復國運動的精神領袖。二零一三年秋《殺佛》甫一出版,就引起了全球的廣泛關注。一位居士甚至自願出資印刷一萬兩千餘冊《殺佛》,布施給台灣每一座註冊的寺廟,可見《殺佛》的震撼性影響力。中共對《殺佛》極其恐懼,以致於在上海開設書店的台灣著名連鎖書局誠品不敢讓《殺佛》在其台灣的書店內上架。二零一四年五月份誠品在香港的書店更將《殺佛》以及袁紅冰其他有關西藏的文學作品《金色的聖山》、《燃燒的安魂曲》、《通向蒼穹之巔——翻越喜馬拉雅》全部下架。
   現徵得亞太政治哲學文化出版社同意,在網路上摘登《殺佛》第一章“我的宿命”和第九章“西藏命運在生與死的鋒刃上艱難行進”,以饗讀者。 ——《自由聖火》編輯組】
   
   
   
   第九章 西藏命運在生與死的鋒刃上艱難行進
    ——習近平説:“達賴現在窮得只剩下轉世靈童這個‘寶貝’了。”
   
   十世班禪大師推動當代西藏佛教復興運動和文化復興運動,召喚西藏復國的理想,乃是以佛的大慈悲之心,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對西藏命運的拯救。一九八九年班禪大師魂歸佛境之後,境內藏人從未停止的反抗運動,是在執行十世班禪大師拯救西藏命運的遺囑。與鐵血暴政抗爭,爭取作自由人的權利,當然是崇高而艱難的事業;令人遺憾之處在於,境內藏人反抗運動的艱難不僅來自中共強權,而且來自一個本來不應當為境內藏人的反抗運動增加艱難的地方,即達蘭薩拉。
   桑東仁波切【註1】任流亡西藏嘎廈總理十年。他主政時期,達蘭薩拉癡迷於同中共暴政談判,並公開申明只尋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的自治。桑東仁波切主張的這條政治道路意味著大荒謬,其大荒謬至少有下列三項。
   一、桑東仁波切主張的政治道路,悖逆藏人歷史上走過的艱難而光榮的自由之路。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西藏主政者交出雪域國門的金匙,中共遂入主西藏。數年之後,中共便開始以“民主改革”的名義,在全藏區發動當代滅佛運動,試圖摧毀藏人傳統的忠實於心靈的生活方式,並通過滅絕佛教,從文化的意義上滅絕藏人。暴政逼迫之下,藏人舉行全民大起義,用血河來證明對心靈的忠誠;又有八萬藏人追隨達賴喇嘛,翻越喜馬拉雅雪山,走上艱苦卓絕的流亡之路。那是一條通向自由的路,因為,它走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鐵牢——中共的專制惡法就是囚禁自由的法律黑牢。我因此贊譽達賴喇嘛,並尊稱他為“當代摩西”,因為,是他,引領藏人走出作中共的政治法律奴隸的命運,走向自由;這條流亡之路既是自由西藏運動的起點,也是達賴喇嘛歷史榮耀的起點。
   現在,事隔半個世紀之後,桑東仁波切卻要引領流亡藏人和西藏的命運,重新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之內,即回到中共專制惡法的法律巴士底獄中,去尋找所謂“真正的自治”。歷史不禁感到困惑,並追問: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有“真正的自治”,當年又何必走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管轄,踏上艱難的流亡之路,到異國他鄉去尋找自由;五十年滄桑,又回到命運的原點,即專制惡法的巴士底獄中,桑東仁波切將怎樣面對那些為作自由人死在流亡命運中的藏人的靈魂?無論如何,我不相信,悖逆光榮的歷史,背叛自己過去留在心靈間的足跡,能夠贏得今日的尊嚴和自由。
   二、桑東仁波切主張的政治道路違悖現實的政治結論。
   從一九五九藏人大起義的血海淚滔,到今日自焚藏人生命中騰起的金色烈焰;從十世班禪發出“勿使我佛教滅亡,勿使我雪域之人滅絕”的大悲之音,到十世班禪站在刀鋒上宣示的復國召喚——所有這一切屬於西藏命運的苦難和悲愴,都在表述同一個基本事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只有奴役,沒有自由;只有滅族亡國的痛苦和屈辱,沒有自由人的權利和尊嚴。桑東仁波切盲目於藏人用無盡的苦痛書寫的現實政治的結論,想在專制惡法之內,尋求以“真正自治”的方式獲得自由,無異於癡人說夢,水中撈月,與虎謀皮;如果有一日他真得把自由西藏運動引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他個人或許能得到某種“歷史地位”——那是中共暴政賞賜給奴才的獎品,而自由西藏運動將淪為鐵幕陰影下的囚徒。
   三、桑東仁波切主張的政治道路將自斷境外自由西藏運動的命脈。
   流亡境外的自由西藏運動的生命力之源泉,在於同西藏境內反抗運動血脈相聯。強化這種聯係,境外自由西藏運動才能找到安身立命的根本;這種聯係被切斷,境外自由西藏運動勢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流亡藏人同境內藏人的政治聯係,取決於流亡藏人是否作出努力,利用自由的空間,向世界和歷史講出境內藏人心靈的苦痛和政治願望;如果流亡藏人沒有能力或者沒有意願理解境內藏人的苦痛和願望,並代表境內藏人發出他們在專制鐵幕下無法發出的聲音,那麽,對於西藏的現實命運,流亡者將像天外的一縷風塵,遙遠而陌生。
   正如境內藏人智者群體所指出的,自十世班禪大師蒙難之後,西藏境內反抗運動具有思想慶典意義的特征,就是西藏復國意識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崛起在歷史的地平線上——失去祖國,就失去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西藏復國,藏人才能獲得自由人的尊嚴;藏人的自由之路,就是西藏的命運走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的復國之路。但是,桑東仁波切卻要把自由西藏運動帶回到中共專制惡法的黑牢之中;他的政治路線背叛了藏人用紅血和白骨表述的政治願望,背叛了西藏復國的理想——桑東仁波切試圖用他的政治路線之刀,斬斷流亡藏人和境內藏人反抗運動之間的血脈聯係。如果他最終成功了,他就斬斷了境外自由西藏運動的生命線。
   胡錦濤主政時期,中共對於流亡藏人最關注的有兩件事:其一是預作全面準備,一旦達賴喇嘛圓寂,中共便立即開始操控尋找靈童的程序,以便最終像製造偽十一世班禪那樣,製造一個偽十五世達賴喇嘛,從而讓“達賴喇嘛”這個概念實質上變成披著絳紅僧衣的共產黨員;其二便是誘使達蘭薩拉放棄“西藏流亡政府”的名稱。
   桑東仁波切一方面堅守背棄西藏復國理想的政治道路,另一方面則極力迎合中共想把“西藏流亡政府”這個概念從歷史上抹去的努力。按照桑東仁波切退休前的政治安排,他退休後不久,“西藏流亡政府”的稱號便被放棄,代之以流亡藏人“行政中央”;隨後,原來的西藏流亡政府總理也改稱“司政”。至此,中共從政治上消滅“西藏流亡政府”的戰略企圖,在桑東仁波切心領神會的配合之下,不費一兵一卒、一槍一彈,便取得歷史性成功。
   在現象世界中,表述就是存在;沒有表述就沒有存在。而稱號乃是經典的具有象徵性的表述方式。放棄“西藏流亡政府”的名稱,首先意味著達蘭薩拉由原來的代表和領導境內外全體藏人爭取自由的政治組織,退化成一個只管理十餘萬流亡藏人日常生活事務的行政機構,最多也只能算一個人權團體,而且是一個溫和如羔羊的人權團體——面對境內藏人壯麗悲愴的自焚抗暴運動,他們所作的最積極的事,就是用冷漠的外交辭令切割與自焚者的關係,而不敢高聲向國際社會講出自焚藏人心靈的悲情、現實的苦難和所承受的人格侮辱,彷彿自焚藏人不是他們的族人,似乎他們和自焚藏人不屬於同一個歷史命運和祖先的血脈延續。
   然而,事情還沒有就此為止。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同中共簽訂十七條和平協議表明,西藏的主政者將綿延數千年的西藏主權交給了中共暴政——如果是被迫交出,那意味著歷史的悲劇;如果是心甘情願地交出,則不是愚蠢,就是怯懦。不過,十七條協議至少沒有明確取消西藏政府,也就是説,作為藏人祖先政治遺產的西藏治權還一定意義上存在——主權是治權的靈魂,治權是主權的實現形式;治權作為主權的殘跡繼續存在,常會引發對主權的懷戀。現在,桑東仁波切埋葬了“西藏流亡政府”的稱號,就意味著對西藏治權的否定,並進而徹底否定西藏主權,徹底得連一絲懷戀都不要。在此,人們不禁要問:當年交出西藏主權,藏人只換來了地獄之苦,只換來了幾乎亡教滅族的大劫難;如今桑東仁波切稱中共暴政之意,徹底否定西藏的治權,他究竟想干什麽,他又能為藏人換來什麽?
   無獨有偶。因為取消“西藏流亡政府”而沒有資格再稱“總理”,只能降格稱為 “司政”的洛桑森格,已經充分顯示出他只是桑東仁波切的一條渺小的政治尾巴,而且在討好中共的表現上,洛桑森格更加妖嬈万端,媚態百出,像一隻會討主人歡心的寵物。當前,境內藏人正在用燃燒的生命表述對自由民主的追求,正在用紅焰焚身裂骨的苦痛表述對中共西藏政策的悲愴抗爭,洛桑森格卻向國際社會公開宣稱:他,以及他所代表的“行政中央”,不挑戰中共對西藏的政策;也不追求在西藏改變中共憲法,實現自由民主;他要的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的自治——這個對中共本質和實際政治運作毫不了解的無知者似乎完全忘了,西藏現在實行的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的自治,而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的自治,對於藏人的自由命運只意味著東方的巴士底獄。
   洛桑森格的上述宣示,與境內藏人的追求與希望,可謂南轅北轍,背道而馳,風馬牛不相及。我不能不意識到,洛桑森格,這個喝美國的爆乳母牛的奶長大的人,他完全不理解西藏高原上喝氂牛奶長大的藏人的心靈,就像他從來沒有機會領略雪域高原上那浩盪之風的神韻。他的意識中只有西方政客功利實用主義的淺薄的小聰明,而沒有藏人英雄人格的真實與堅硬。就是這樣一個政治小動物,曾經聲稱他代表這個地球上所有的六百萬藏人。他根本不理解,一個聽不懂境內藏人心底裡的呼喚的人,聲稱自己代表所有藏人,只意味著缺乏自知之明的愚蠢,以及屬於政治侏儒的狂妄。我有一言,請所有試圖作六百萬藏人代表的人們靜聽:你想要代表藏人嗎?那麽,就請你向國際社會和人類歷史說出藏人心底裡的追求吧;那已經浴血半個世紀以上的追求就是——自由西藏與西藏復國。
   中共暴政是人類歷史上最龐大而荒淫無恥的貪官污吏集團;中共暴政是對東亞大陸各民族犯下重重反人類罪行的犯罪集團;中共暴政是中國歷史上最陰狠無恥的賣國賊集團——它出賣了中國人文化的祖國,心靈的故鄉。中國人已經形成一個共識,即中共暴政是當代中國的萬惡之源;只有徹底掙脫中共極權對中國命運的統治,實現民主憲政,中國才可能有光明的前途。現在爭論的只是掙脫中共暴政統治的具體方法。桑東仁波切尋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的自治的政治道路,以及洛桑森格上述一系列媚共言論,實質上是在論證中共暴政政治法律制度的合理性和權威性,也是在論證中共暴政存在的合法性。他們的論證不僅違悖六百萬藏人的根本利益,也極大地傷害了中國追求自由民主的進程。也許桑東仁波切和洛桑森格自己還沒有意識到,他們是在與中共暴政為友,與十五億渴望自由民主的中國人為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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