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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事先警告邓式改革必然走上歧路的几篇文章


徐水良


   

2014-7-9日


   

   
   自1973年《反对特权》,1974年3月《战斗宣言》等文章开始,本人始终强调,当代中国的根本任务是反对特权官僚专制制度,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离开这个根本任务,任何改革都必将走上歧路。自1979年写批判四个坚持并鼓吹革命的文章,以及1981年在看守所中写的《批判四个坚持》长文以后,本人就一直强调,按照邓小平四个坚持搞的邓式改革,是歧途,它必然导致规模巨大的动乱。《批判四个坚持》一文后面有个附件,强调指出:按照“四个坚持”搞下去,十年之内,必定爆发类似当时波兰那样的大规模冲突和动乱。可惜该文在香港发表时,不知为什么漏掉了这个附件。
   
   中国邓式改革的歧路,始于四个坚持而不是64。
   
   89本质民运的本质,学生和民众反官倒反腐败,要求自由民主,就是反对邓式拒绝政治改革,单纯搞腐败的经济改革,要求进行自由民主的政治改革。最后,邓式改革血腥镇压了民众的反抗。”枪声一响,变偷为抢“,就是反应的这个事实。
   
   所以,我不赞成胡平兄说法:即“‘六四’把中国的经济改革引向歧路”的说法。实际上,邓式改革与民众自发的改革,包括民众自发大包干的改革,完全不同,邓式改革,以及邓式改革代表的中国改革,整体上,从四个坚持开始,就走上了歧路。64没有改变邓式改革的歧路本质,64只是邓式改革与反对邓式改革的89民运之间的决战。最后邓式改革通过血腥镇压,打垮了中国民众对邓式改革的抵抗。所以,才是“枪声一响,变偷为抢”。
   
   下面是本人在89以前,以及后来私有化改革以前,警告邓式改革必然走上歧路,必然导致特权官僚谋私掠夺的部分文章。
   
   
   
   

材料两份


   

徐水良


   
   
   【按】这里是我在监狱中于1988年12月写的一个《建议书》,以及1988年9月写的《短论数则》,转自1995年香港出版的本人论文集《批判四个坚持》一书。建议书和文章写成后,马上设法带出监狱,寄送中共领导,并寄给许良英,方励之,严家其等先生。中共把1989年初知识界上书定为89民运起点,这个《建议书》时间更早一点,因为没有看到“64”期间有关电视,我不知道它们是不是包括在当时电视上播出的、在全国几个地方公开抄家抄出的、以我的名字署名的“反革命材料”中,也不知道它对后来的上书起了什么作用,但我想它们应该是89民运的先期材料之一,并可作为本人回忆《我在狱中过六四》一文补充。从材料中可以看出,当时本人还受着马克思主义的束缚。
   
   ――徐水良2004-4-16日
   
   
   

短论数则


   

徐水良


   

1988年9月


   
   


   
   前一段把生产力标准捧上了天,甚至说它是“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查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凡是对生产力有利的,都是允许的”,【按:摘自赵紫阳13大报告――徐水良2004-4-16日】等等,完全是胡说八道。过去用政治标准来取代经济、文化、道德、文艺及其它一切工作的标准,是非常错误的。现在,把生产力当作最根本的标准,也是错的,它只是经济标准之一,它从属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根本标准。按上述主张“凡是对生产力有利的,都是允许”的人的逻辑,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也会采取某些地方曾经有过的做法,例如开设妓院,或输出妓女,去赚外国人的钱;租借军事基地或割让,出售领土,以取得外汇或外国援助;寻求军事保护,以减少军费开支;出售国宝文物,使之变成生产力;破坏风景名胜,以求经济发展,等等做法。(另外,按这个逻辑,不知他们是否允许用希特勒式的杀人工厂来处理痴呆、残废、老弱、患有患烈性传染病及不治之症等等各类人,以减轻国家及社会负担,来取得生产发展呢?)按我们的标准,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标准,以及从属于这一标准的道德标准(抱括人道标准),文化标准、祖国的自由独立标准(政治标准之一),我们自然将坚决反对这样做,因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标准高于生产力标准。
   
   “反对社会主义、主张资本主义”的,究竟是谁呢?是我们这些持自由化、民主化、主张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呢,还是反对自由化、民主化、蔑视人的特权官僚专制主义者呢?
   
   附:“社会主义社会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个说法是不对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扫清道路。其中包括发展生产力,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物质条件,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及其它各方面,包括扫除阻力,促使人的自由解放,包括宏观体制改革,也包括微观各种具体做法,等等。
   
   


   
   根据我们的论述,现在是提出“六个现代化”理论的时候了。魏京生在七九年三月入狱前提出的“五个现代化”(即四化加政治现代化)理论,是对我国的现代化理论的一个贡献,当时虽然遭到反对及压制,现在却已普遍为人所接受。不过,本人一直主张再进一步补充,提出“六个现代化”的理论。概括地说,这就是“四个方面,一个关键,一个根本”,即为了实现工、农、科技、国防四个方面现代化,必须实现制度现代化,其中首要的关键是政治现代化,而为了实现上述五个现代化,根本的问题又是人的现代化。
   
   这一“六个现代化”理论(简称“一一四理论”)与本人关于走真正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简称“一、二、三理论”)是互为补充的一个整体,是同一个理论系统中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在“一、二、三理论”中,人的发展作为目的出现,而在“一一四理论”中,人的发展又作为手段出现。因此,人的发展,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中,人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应该始终处于中心地位。
   
   


   
   现在的理论水平,尤其是治国水平,太低太低,以致像生产力标准问题等等许多不言而喻的问题,都不得不由我们来论述。理论、决策、做法等方面错误和荒唐的东西,比比皆是。(而本来,我们关心的是更深,更高的理论问题。)这确是颇为遗憾的事。
   
   事实上,我们不乏杰出的理论人材,也有为数不少的杰出的治国人材。但是专制主义压制及扼杀他们。专制主义者大反自由化,压制和束缚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及全国人民的自由思想,扼杀他们的创造性。专制主义者不得不公开承认自己盲目无能,毫无预见能力,以致不得不采用瞎子摸石头走路(即“摸石头过河”)的办法来走路,来处理国家大事,把十亿人的大事作儿戏来摸,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超级大船以一个人过小河的“摸石头”办法来驾驶。轻率、盲目、朝令夕改、摇摆不定。(陈云同志说了一句错误的话,即改革是“摸石头过河”,结果被专制主义者到处用作掩盖自己无知、无能、盲目而毫无预见能力的遮羞布)。(既无高瞻远瞩的预见及领导能力,何不辞职?)
   
   不仅如此,他们还强迫十亿人民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巨轮按这种灾难性的方法行驶(而不管这种方法会使巨轮沉入海底),谁要是有一定预见能力,并指出未来应走的航线,他们往往就把他关入监狱。在这种情况下,治国水平的低下,及因摸石头开巨轮而造成船毁人亡的结果,也就将是难以避免。
   
   “摸石头”改革及解决重大问题的思想也是对现代系统论、系统科学的反动。
   
   


   
   从满清末年到蒋介石时期,统治阶级常用“中国式的宪政”、“中国式的民主、自由”等等来欺骗人民,搞伪民主、伪自由。(按:在国外也有奈温的“缅甸式的社会主义”等等例子)因此,人们往往把“中国式的”几个字,当作讽刺性的“伪”字的同义词,加以讽刺性的应用。而八零年以后,许多人也用“中国式的”、“中国特色的”等等字样,来讽刺伪现代化、伪社会主义、伪民主、伪自由及各种腐败现象,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要顺从人民意愿,强调社会主义及现代化、以及民主、自由等等的国际性和国际标准,因为社会主义及现代化,自由民主等等的本质方面,不是它们的地方性、地方特色,而是它们的国际性及符合国际标准。我们不能抓住非本质丢掉本质,抓住芝麻丢掉西瓜。只有强调其国际性及国际标准,才能击破封建的及其它各种旧势力,以及伪社会主义及伪现代化的做法,破除他们贩卖假货掩盖真相的防空洞,以及在“国情特殊”的借口掩护下,保护旧势力的企图。另一方面,我们又应该指出,任何理论,任何外国的好东西,都必须适合中国实际,应该在中国实际中再创造。我们一定要吸取全盘苏化的教训,也要吸取中国近年来盲目引进,盲目照搬的错误。例如,中国质量管理协会照搬日本的TQC(全面质量管理),结果只是照搬日本TQC中的缺点错误,并进一步把它发展成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缺点错误体系。照搬及发展错误的结果,是失败加虚假,TQC变成系统制造伪材料。
   
   因此,我们需要的社会主义及其现代化,应该是真正符合国际标准的,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并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及现代化。这才是正确的提法。
   
   


   
   一九七四年,本人根据浙江人民反对翁森鹤之流的斗争情况,以及国际国内的历史经验,总结了在一党专制的现代专制主义条件下,广大人民群众在反对专制主义中将会采取的斗争形式。在七五年的文章中,本人指出,杭州人民反对翁森鹤之流的斗争,乃是全国人民反对特权官僚专制主义,尤其是反对新官僚(指王洪文、翁森鹤及“海派”之流)的一次预演。自七五年以后,本人一再向朋友们描绘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对现代专制主义的斗争中将会采取的形式。我国的四五运动,南京事件及天安门事件,八六年的学运、波兰的情况,捷克的情况,以及最近发生的缅甸的情况,都证实了本人的预见及描述。
   
   由于专制主义的高压,社会没有及时消除对立及危险、释放紧张应力的安全机制,专制主义者压制别人反对他们的一切行为。结果,矛盾积累着,经过一些必然的过程及阶段(此处不详述),最后导致矛盾的总爆发,以至大规模的冲突。这种冲突,当然会给民族带来巨大的损失,与社会的顺利发展相比,冲突之前的压抑,以及这种压抑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迟缓落后,再加上这种冲突所造成的损失,是民族的灾难。(当然,这种灾难会有冲突后巨大的社会飞跃作为补偿。)
   
   七八年三中全会后到七九年三月,我们曾经有避免这种灾难的很好的机会,如果我们的特权官僚专制主义者足够明智,抓住时机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的自由化及民主化,那么,我们将能完全避免这种灾难,并使我们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得到高速发展。小的冲突,当然在所难免,但这是正常现象,是正常的“应力释放”,只要处理得当,这些矛盾和冲突,就会变成社会前进的动力。但我们的专制主义者却在自由化、民主化的小小萌芽及由历史矛盾积累造成的小小冲突面前吓破了胆。七九年三月,迅速刹车,动手根除和压制当时刚刚萌芽的社会主义自由化、民主化的幼芽。当时,在四人帮、林彪垮台前曾经举起反对林彪四人帮旗帜的人,从事民主运动的人、广大人民群众,几乎全体一致地反对这种做法。不少人还在此后的两年时间内,作了不少努力,希图挽回局势,但结果,有的被投入监狱,其余的被视为敌对力量或危险分子。避免民族灾难的道路最终被堵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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