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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明张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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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明张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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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和当今人类没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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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象横生还开什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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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自圆其说的谎言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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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的书,越读越没人味
·共党穷得向孩子们要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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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要向谁亮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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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人民、国家、民族、文化,共党算个什么
·悼念六四,同时是悼念六十年所有死难的同胞们
·中国人再能忍,也该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了
·人民奉献,共党贪腐,什么时候是个头
·共党制造的黑幕究竟有多大
·外贸出口,引进外资,钱就这样进了贪官的口袋
·八九年六月四日,两件永远无法忘掉的事情
·温家宝不如回天津去卖煎饼粿子
·一穷二白的中国人又背上了巨额债务
·丑陋的温家宝
·习近平究竟是走向极左,还是保护权贵
·共党的超限战,其实就是耍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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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英烈的鲜血,换不来共党的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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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负债不还钱,还想打仗
·贪腐形成的中产阶层不会促成民主
·事情变化的好与坏,做决定的是人民
·国与民,孰先、孰重
·在共党暴政下的死难者的鲜血不会白流
·共党够胆撒谎,难道中国人就该生活在谎言中?
·强大辉煌之下,中国人将会第二次挨饿
·与民休养生息和公然抢劫民财
·反恐?镇压民众?还是灭亡前的疯狂?
·中国人迟早要把被枪走的钱再夺回来
·我们所爱的国家和民族正在毁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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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者

在共党极权主义的统治之下,中国大陆居然强大,且又盛世辉煌。在几年间厚颜无耻的反复宣传的噪音下,竟然有同胞相信了。尤其可悲的是,他们不是假装相信,而是真的相信。同时还做传声筒,帮着共党叫嚣强大辉煌和盛世辉煌。或许是抑制不住本能上的渴望暴富的臆想,甚至说出了40万亿、60万亿GDP总量的吓人数字。殊不知,这些数字就连造假成性的共党都没有胆量说出来。

   说句实话,不关心国事的人是大有人在的。即使是听到了这些荒唐数字,也是不以为意无所谓。对于一些学养不足,或者是一知半解、又被共党煽动的民族主义狂热了起来的人来说,这些数字如同强心剂。对于他们空洞的心灵和僵死的精神,却是毫无作用。只不过刺激一下虚荣、浮华的物欲的追求。然后以少得可怜的见识,去傲视世人,于是就自我满足了。

   盛世之下,为生存而痛苦挣扎,为摆脱贫困而无望的却是占绝大多数的民间百姓。他们对宣传和数字,早已从麻木、到反感、到痛恨,又进入到了愤怒的程度上了。六十年的等待、期盼,始终没有得到丝毫的实惠。可是牺牲却是巨大的,甚至是身家性命。

   原本我们还有一个知识阶层,可以为民请命,为民代言,为民请愿,抨击政府。但是共党败坏,知识阶层也败坏了。尤其八九64大屠杀后,从共党教育体系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学生们、硕士博士们、教授专家们,实际上都是工匠、手艺人。说这句话的是前共党宣传部长李泽厚。

   两年前,又有人说,中国大陆已经没有知识分子了,所有的仅仅是知道分子。也就是说,有知而无识。更有人说,即便是知,也是知之甚少、一知半解。这样说的原因,是学生和学术界的抄袭、作弊、剽窃、造假,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风行了。所以,所知甚少,当然就谈不到识。

   有知无识,所以是知道分子。他们所知道的不过是上学为了改变地位和身份,拿着学位是为了弄份好工作,多挣钱过好日子。无识的人,当然就没有独立人格,更不懂得什么是独立思考。于是,就不可能知道社会的义务、责任和良知。所以,才可以毫不犹豫地出卖灵魂,依附于钱权,甘当犬儒和捂毛。

   中国大陆的百姓,其苦之一,就是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为他们代言、请愿、申诉,和作为道义和良知的支持。因为知道分子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社会道义和良知,更不知道这应该是天职。

   共党干的是极权统治,但却盖上了国情和特色的两块遮羞布。共党六十多年的所作所为,始终顽强地坚持在极权主义统治的六项本质上:

   第一,是以强权的名义,确立一个绝对真理。再以绝对真理的名义,对人民的思想精神实行全面专制;

   第二,以绝对真理的名义,对人民的思想进行审判和屠杀,为的是剥夺人民思想自由的权利;

   第三,以绝对真理的名义,设立一个终极理想,迫使人民确认这就是通向终极理想的宿命之路,为的是否定人所具有的创造自己命运的自由;

   第四,设立一个垄断绝对真理的特权群体,也就是共党这个特权团伙。通过共党这个特权团伙对社会实施精神专制和世俗的统治;

   第五,仇恨精神多样化的各种理念,以铁与血的方式,甚至以残酷至极的战争、屠杀、镇压等种种方式,消灭其他精神信仰和思想派别,妄图保持一个教义,或一个主义对全人类的精神统治;

   第六,垄断了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的特权群体,以所谓的伟大理想和神圣真理为理由,肆意地释放潜藏在它们生命深处的兽性和物性的贪欲,从而使无论东西方的极权主义统治的时代,都成为最凶残、最腐败,同时也是最虚伪的时代。

   生活在共党统治下,但却不知道自己是生活在极权统治下,那么对于个人、国家和民族的前景,就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再不知道,极权主义统治的这六大特征的话,那就是自甘下流,心甘情愿地被共党愚化、矮化、毒化和奴化。然后为极权统治当吹鼓手,做帮闲、做帮凶。

   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这就是不读书之过。在2009年,日本的一位学术大师,叫做大前研一的先生,出版了一本名为《低智商社会》的书。在这部书中,这位大师批评了现代日本人的阅读量下降,不爱读书,于是就不爱思考,不向政府提意见,不批评政府。日本人的整体智商在下降,于是社会上才会出现种种的笨蛋现象。

   由于作者多次去中国大陆旅游,讲学,所以在此书中,他也写出了当下对中国大陆的认识。他说,中国人爱去的地方,似乎是按摩院,而不是书店。中国人每天花在读书上的时间,平均不到15分钟,还不到日本人的几十分之一。于是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大陆是典型的低智商社会,想要成为发达国家的希望是渺茫的。

   一项专门对世界上一些国家教育情况的调查数字显示,排名在世界榜首的是以色列,平均每年每个人读64本书;俄罗斯人,每年平均读55本书;美国人平均每年读50本书;中国大陆又是排名最后,平均每人每年读书不到5本。人类的文明和科学在日新月异地进步中,读书的人唯恐落后于时代,不读书的人自然就生活在悠哉乐哉的浑浑噩噩之中了。

   近日,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在走向低智商社会吗?>文章中说:“高智商社会应该有思想独立、成熟化、规模化的个体群体,有强烈的公共意识,有创新的想法,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大于对信息的需要。但是在中国的民间,现在流行的是山寨和造假,没有名副其实的创新。”

   这就是为什么从共党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博士数量超越了美国,但是每年GDP中自主科技产品的产值仅占万分之三,而美国却占到了百分之七十五。自古以来,中国人尊敬读书人,尊重知识、学问。再穷的人家,也千方百计要送孩子去读一年或两年的私塾。目的不是为了做官发财,而是读书明理。这个理是做人的道理,分辨是非好坏的道理,是做个正直的人的道理。

   可悲的是,自秦以后的两千两百多年的专制文化,读书明理的这一朴实目标变质了,变成了追求名列的手段。自从唐宋以来,就开始出现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的说法。

   读书是为了娶美妻,买房子,发财。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于是就有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途径。也就是吃官饭,吃皇粮。在历代的野史和笔记小说中,一再渲染人生两大快事,一是洞房花烛夜,二是金榜题名时。至此,似乎人生的全部目的就完成了。人生的意义,或者是流行在大陆年轻人中的追求自我价值的理想,就至此结束了。

   于是,就有了骄人的本钱,当然也有颜面去见江东父老了。这里似乎看不到心灵和精神的追求,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更看不到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当然就没有公共意识、义务和责任了。所谓的好官与坏官的区别,不过就是清官和赃官之别。

   前总理朱镕基曾得到了一片赞扬,说他是清官。在老百姓的意识中,清官就是好官。其实,朱镕基并不清,好官就更提不上。官做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上,为什么不搞政治改革?为什么不敢承认、并且保护私人产权?为什么不敢让耕者有其田?为什么不去大刀阔斧地惩治贪腐?等等、等等。

   有人说,他上头有个江泽民。但是,江泽民是主义宗教的教头,是党老板,朱镕基是管理众人之事的行政总负责人。为什么不敢把政教分离?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下,做官的人始终把握住一条底线,这就是:文死谏,武死战。武将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是义务、是光荣。文官豁出一死,甚至满门抄斩,也要指出皇帝的昏庸、残暴,为天下黎民请愿,是义务、是光荣。

   说起来,文臣武将是吃朝廷俸禄的,可是朝廷俸禄是来自于纳税人。就是一条狗,吃着谁,就忠实于谁。共党的干部却连狗都不如。于是,把这二十多年出来的学生、硕士、博士、专家、教授,都变成了犬儒和捂毛。正是这些人整天喊叫着五千年文化,却不知道中华文化的实质和精神是什么。

   得到了一份不坏的工作,于是就豪宅、名车地到处宣扬,并得意地认为自己三十而立了。孔圣人的三十而立,从来就不是指娶妻、挣大钱,而是要人们立德、立言、立行。要人们以道德、正义的人品立于人世,追求知识和真理,力图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所以古人说:“贫乃士之常”。

   对研究学问和发明创造的知识分子来说,贫穷或穷困潦倒伴随一生是很平常的事。但他们做的事是造福后代、造福人类,是名垂千古的圣贤,就如同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道理一样。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就一定是个爱真理、爱文化传统的人。基于这个爱,那么他就一定是个人文主义者,提倡的就是人本。所以说,真正的知识分子,首先就一定是个自由主义者。

   顾名思义,自由主义者爱的是自由,也就是说不想被别人控制或奴役。于是,自由主义者也不会去控制和奴役任何人。由此两点延伸为:自由主义者不允许在这个世界还有任何控制和奴役人的制度存在。这就是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的天职。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是完人,也不高尚,但是在履行自己的天职和义务的时候,却有着殉道的精神。佛家的高僧看天下人都苦,于是发出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浩叹。耶稣基督为了赎取世人的原罪,宁愿被钉上十字架。

   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没有那么伟大。他们站在自己的理念的基础上,不允许人的自由被限制,不允许人的权利被践踏、被虐待,不允许人的自由意志和精神追求被剥夺。他们要起来说话,要抗争。在共党极权制度下,他们是为了自己的自由和权力,但同时也是为全体的国人民众,为了民族,也为了国家。

   就在毛泽东苟延残喘的1976年4月5日,爆发了天安门事件,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提出的口号是“打倒现代秦始皇”。从当时保留下来的许许多多的诗词上看,知识分子和青年学人是主体力量。

   接下来就是1979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在共党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口号上,加上了政治现代化这关键的一条。十年后的北京民主运动,提出了反贪污、反官倒,要民主、要自由的明确的政治主张。发起这场波及全国的民主运动的是中国自然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和北京各高校的教师们和大学生们。

   一场历时近五十天的民主运动,深得各行各业的国人民众的支持。因为无论是贪污,还是官倒,都是人人痛恨的。民主和自由是天赋予每一个人的权力。尽管有人并不想要这个权力,但是中国人民需要,国家和民族需要。自由主义知识阶层站在了第一线,为民代言、为民请愿。为了和共党头子能面对面地坐下来申诉、谈话,甚至不惜下跪请求接见,不惜绝食请求对话。

   共党没理,所以不敢对话。出于兽性的本质,斗胆调动军队进行大屠杀。三、四千的英烈们为国为民献出他们神圣年轻的性命,几十万人被捕、坐牢。凡是参与或支持那场民主运动的几百万、乃至上千万的民众,抗争的是共党极权政体,图的是国家民族的前程和未来,为的是中国大陆跨入世界先进、文明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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