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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亞洲的甲午戰爭歷史觀

   

作者:上海特約記者 曹國星

   
   2014-7-25
   


   
   120年前的7月25日,中日甲午戰爭爆發。這是改變中國國運的一戰,所謂亡國滅種的危機感,正是從甲午之後滲入了中國人的文化血液。甲午之後的戊戌變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甚至之後的中日戰爭,共產黨革命,無不可以從甲午之敗追根朔源。
   
   百年已過,甲午之戰或者說甲午之敗對中國當代政治的影響仍然深遠,遠的來說,中國當權者對外部世界的敵視和戒備,正是甲午種下根源,就直接的影響來說,當下中日圍繞釣魚島的紛爭,正是百年前甲午慘敗留下的隱痛。
   
   在2014年的公開講話中,習近平就先後兩次談及甲午。2月份,習近平在會見連戰時說,“120年前的甲午,中華民族國力孱弱,導致台灣被外族侵佔。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極為慘痛的一頁,給兩岸同胞留下了剜心之痛。”
   
   在6月9日的兩院院士大會上,習近平又說,“今年是甲午年。甲午,對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具有特殊的含義,在我國近代史上也具有特殊的含義。”
   
   並非偶然的是,中共政治局委員韓正在為《解放日報》旗下新媒體平台“解放書單”撰寫的文章《靜心讀書》推薦書單中,第一本是習近平的短論輯錄《之江新語》,第二本就是劉亞洲、金一南的集體新書《甲午殤思》。
   
   這本新書原本是由新華社解放軍分社和參考消息報社聯合組織策劃的“軍事名家的甲午觴思”的一系列文章,因反響巨大,後結集為《甲午觴思》一書,由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
   
   該書的兩名主要策劃者是國防大學政治委員劉亞洲上將和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金一南。劉亞洲接受新華社解放軍分社社長劉聲東和《參考消息》報社總編輯張鐵柱的訪談《談甲午戰爭:制度•戰略•信仰•國運》,作為序言收入該書。
   
   劉亞洲說,甲午戰爭是一場深刻影響和改變了兩個國家命運的戰爭,當然,受影響最大的還是中國。對中國而言,這場戰爭的歷史深刻性在於兩點,戰爭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至今仍在追問之中;戰爭雖然早已結束,但戰爭的傷口並未癒合,仍然橫亙在歷史和現實之間。
   
   劉亞洲強調,甲午之敗並非海軍之敗,也非陸軍之敗,而是國家之敗。
   
   在他看來,日本與清朝的對決,是一個現代國家與前現代國家的對決。清朝怎麼能贏?很多日本學者在總結甲午戰爭經驗時都認為,國民意識是戰爭勝利的最大法寶。國民國家是近代日本的基本國家模式。反觀大清帝國,當日本在不顧一切地調動和激發全民族的創造力的時候,清朝則不顧一切地將民間思想火花撲滅於萌芽之中。
   
   戰爭從來就不是老百姓的事,甚至不是軍人的事。威海衛陷落後,南洋艦隊曾派人向日本海軍請求,歸還被俘去的南洋艦隊的兩艘艦隻,因為這兩艘艦是北上參加北洋水師會操的,而非參戰,理應歸還。此事成了海戰史上的笑柄。
   
   其次,劉亞洲提出,甲午戰爭也是中日兩國發展戰略的對撞。
   
   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入侵東方,中日兩國奮起自強。中國發起洋務運動,日本搞起了明治維新。問題是,東亞狹窄,容不下兩個國家同時崛起,尤其容不下中國這樣的大塊頭崛起,這就決定了中日間必有一戰。
   
   日本對此認識得非常清楚,而清朝則懵懵懂懂。日本實現了由傳統戰略向現代國家戰略上的徹底變革。相反,清朝在確立具有現代特徵的國家戰略上始終裹足不前。直到國家覆亡,都沒有制定出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戰略。
   
   清朝經過30年洋務運動,迎來了千載難逢的戰略機遇期,將強未強。清朝的首要目標是確保戰略機遇期不失去。日本則強調“強兵為富國之本,而不是富國為強兵之本”,8次擴充軍備,準備“舉國發動,國運相搏”。誰的國家戰略目標正確,一目瞭然。但戰爭結果是,正確者失敗,錯誤者勝利。差距就在軍事戰略上。
   
   清朝經過了30年的軍事變革,建立了一支表面上脫胎換骨的新式海軍和陸軍,但它的軍事變革是失敗的,主要是觀念落後。北洋水師雖然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鐵甲艦,奉行的卻是長期防禦性戰略。
   
   劉亞洲說,“我曾為北洋水師在全部海戰中沒有擊沉過一艘日艦而震驚。後來我想透了,這絲毫不奇怪”。全世界的雞蛋聯合起來就能夠打過石頭嗎?退一步講,即使是防禦,第一道防線也應該在對馬海峽展開。反觀北洋水師,只敢在大陸沿海做些機動。作為失敗的典型,這支水師實在太“成功”了。
   
   甲午戰爭中,一些優秀的清朝軍人儘力了,特別是北洋水師的一些將領。北洋水師共有11名管帶,7名殉國,近3000名官兵血灑海疆。但這並不能改變戰爭結局。他們越英勇,就越反襯政府無能,反襯戰略出錯所造成的代價之慘重。
   
   劉亞洲認為,甲午之敗還是文化之敗。
   
   看甲午戰爭時期中日兩軍的照片,總有一個強烈的感覺:清軍士兵無論拿什麼武器,看上去都像一個厚道的農民;而日本農民不管拿什麼武器,看上去都像一個武士。
   
   清軍沒有守住一座該守住的城池,沒有攻下一個該攻下的陣地。豐島海戰、平壤之戰,乃至大東溝海戰,日軍無一戰有十足勝算,但清軍卻總是無一戰不一觸即潰。
   
   在中國,一共發生過兩次刺殺日本高官的事件,一次是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一次是尹奉吉炸死陸軍大將白川義則。兩個義士卻都是朝鮮流亡者,並非中國人。
   
   旅順大屠殺時,中國百姓幾乎未有任何抵抗,絶大多數神情麻木,如待宰羔羊。日軍攻擊旅順,遠沒有像10年後日俄戰爭時那麼吃力,傷亡那麼大,但它還要在旅順進行大屠殺,殺得旅順只剩下36人。
   
   劉亞洲說,“面對這樣兇殘的敵人,你想當時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狀態下的中國人能夠抵擋嗎?”
   
   劉亞洲最後提出了有趣的觀點,他說,甲午一役,是中華民族之哀,民族之痛,“但同時還是民族之幸”。因為在這場戰爭之後,歷史向古老的中國打開了另外一扇門。
   
   甲午戰爭的失敗導致了中國人群體意識的覺醒。甲午戰爭對中華民族的影響,梁啟超曾有過入木三分的評論:“吾國四千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始。”從準確意義講,不是鴉片戰爭,而是甲午大敗才是中國人真正睜開眼睛看世界的開始。
   
   劉亞洲的論述中沒有談及的是,中國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仍然沒有完成,而甲午之戰帶來的弱者和受害者的心態,仍然阻礙這種向正常社會的轉型。
   
   
   
   來源 :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RFI
(2014/07/2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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