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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狮子的呻吟-罗桑扎西(41)

4、革命的泛滥
      一九五九年的社会革命促进了西藏的经济发展。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九年“民主改革”之前,西藏的农业 包括种植、畜牧、渔猎和林业 产值总共增长○·七二%,年均增长率只有○·一%,如果再把进藏中共机关与军队的生产刨除在外,增长率就更是微乎其微,甚至可能是负增长。而在一九六○年,农民分得土地的第二年,西藏的粮食总产量就从一九五九年的三·二三亿斤增加到四·一一亿斤,增长幅度为二十七·五%,牲畜存栏量也增长了十%。到一九六五年,西藏农业生产总值达到三·三八亿元,较一九五九年增长八十二·七%,年平均增长十·六二%[40]。
   
     虽然完全由中共部门提供的数字中可能有水分,但是凭经验的感觉,许多西藏人也承认那是西藏经济增长最快,多数人生活改善十分明显的一段时期,加上翻身的欢欣尚在,自由和传统也没完全被剥夺,因此被称为西藏的“黄金时期”。阿沛·阿旺晋美曾代表藏人说过一句总结性的话:“我们讨厌两端。”[41]那两端一端是指旧制度,另一端指的是后来在整个中国日趋极端的革命狂潮。处于两端之间的,就是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五年那段时光。
   

     然而,专制状态下的革命,其规律往往是一旦克服了开始阶段的阻力,就必然地产生出巨大惯性甚至是加速性,把意识形态尊为宗教,把革命本身奉为终极,那种加速到了一定程度,就会难以避免地进入失控状态。如果说中共起初在西藏进行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巩固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一旦革命真正展开,也就卷进了与中国其它部分同步的进程。
   
     那是一个以意识形态教条和毛泽东的奇思异想为准绳的不断革命进程。那个年代的整个中国都被搞得高烧般抽搐不已,而对一步跨越了几个世纪、且革命起点比中国其它地区晚了十年的西藏,就更是被“解放”与革命搞得头晕目眩。不仅西藏的中共人士终于摆脱了达赖与噶厦的掣肘,刚刚可以为所欲为地运用权力,西藏的农牧民也刚从底层翻身,被分财产、当干部、上学校那些前所未闻的变化搞得欢欣鼓舞,忘乎所以。整个西藏就像被扔进了一个巨大的革命加速器。
   
     十世班禅当时是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主任委员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为了向中共表示效忠之心,他在一九五六年就带头表示愿意拿出自己的庄园做为改革试点,为西藏全面改革创造经验。“民主改革”开展之后,班禅父亲贡保才旦为了顺应形势,自觉从拉萨去其日喀则领地,为他曾经是农奴主阶级的一员向群众道歉,表示要进行自我改造。可是他的“自觉革命”并没有像他期望的那样使他得免灾难,班禅之父的身份也没能保护他。他照样被群众斗争,并在斗争中遭到殴打[42]。既然连班禅之父都无法幸免,别人的情景肯定只能更加糟糕。班禅喇嘛在《七万言书》中描写,当时斗争会一般是这样的情景:
   
     斗争一开始、怒吼几下,同时拨发揪须,拳打脚踢,拧肉掐肩,推来掀去,有些人还用大钥匙 是一种专门用于打架的形如钥匙的钢板制工具──译注 和棍棒加以毒打,致使被斗者七窍流血,失去知觉而昏倒,四肢断折等,严重受伤,有的甚至在斗争中当场丧命。[43]
   
     “民主改革”开展不到一年的时间,西藏工委指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将西藏强力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阶段,进行合作化和公社化。一九六○年七月一日,西藏成立第一个手工业合作社──拉萨“七一”铁木生产合作社;同年八月八日的《人民日报》报导,西藏已经建成八千四百多个互助组,十多万农户入组,占完成“民主改革”地区总农户的八十五%;紧接着,又开始了试办农业合作社的热潮。刚刚分得土地的农民被要求加入合作社,不愿意入社的人遭到围攻和批判。翻身农奴理解不了马克思主义那套飘渺的理想,他们被搞糊涂了,既然已经把土地分给了他们,为什么这么快又要收回去?
   
     客观地讲,当时很多做法是地方共产党组织自己所为。中国各地的各级共产党干部都对上级意图层层放大,宁左勿右,力图以此博得上级嘉奖。中国“大跃进”时期西藏正忙于“平叛”,在实现公社化方面远远落后。在西藏还是“一国两制”状态时,其落后不算问题,但“平叛”之后的西藏已经变成了同样是共产党天下,西藏继续落后就成了西藏工委的责任。当时基本全中国的所有农户都被纳入了人民公社,有人比喻,如果把凡是已经实现公社化的地区都标上共产主义的颜色──红色,在整个中国大陆的版图上就只剩一个“白区”──西藏。“白”在共产党的术语里代表反动和敌人,这种比喻一定使西藏的中共领导人内心不安。那时全国的口号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西藏就必须“飞奔”才能跟得上。
   
     然而西藏总是与形势的发展差半拍 至今也是如此 ,正当西藏准备开始飞奔的时候,中国其它地方已经因为“大跃进”的灾难陷入困境。激进的公社化对农业造成的破坏导致全国性大饥荒,饿死了上千万人。中共不得不在其八届九中全会上宣布改变激进路线,毛泽东也因此退居“二线”,让位给党内“务实派”,开始实行一条比较稳健的路线。一九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指示西藏工委,西藏地区几年之内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要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在试办的农业合作社全部解散,连“西藏自治区”也拖延到五年以后才成立。这种路线的调整,使得西藏的“黄金时期”得以保存。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到五月二十九日,中共在北京召开了为时一个多月的民族工作会议。当时的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在会上检讨了“平叛扩大化”的错误,要求加紧“甄别纠正”。在似乎开始解冻的气氛下,硕果仅存的几位西藏上层代表开始表达他们积郁已久的不满。佛学大师喜饶嘉措在会上的发言相当尖锐,他当着中共领导人说:“我今天要说句真心话,你们有些做法太失人心,蒋介石、马步芳没有做过的事,你们做了、、、、、、你们老爱回避实质问题而搞数字游戏、、、、、、我也向您学习,用几个数字,讲讲你们这几年的毛病:一说假话,二不认错,三乱整人,四无佛心,不讲人道、、、、、、”吓得翻译当时不敢给译[44]。班禅喇嘛的《七万言书》也是在那期间抛出的。
   
     然而策略上的收敛并非等于意识形态的改变。毛泽东是一个从不甘心承认自己犯有任何错误的人。他在检讨“大跃进”失误的中共“七千人大会”上向他的全体部下鞠躬,亦是一个令他耿耿于怀的耻辱。中共“务实派”的稳健路线仅仅实施一年时间,他就开始以新的方式重新确立自己的“伟大舵手”之正确。一九六二年九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路线,指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这条路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确立为“党的基本路线” 。当毛泽东看到班禅的《七万言书》,便将其定性为“无产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45],厄运由此降临到班禅喇嘛头上。
   
     从晚清到民国,班禅一直与汉人政府保持相对密切的关系,成为西藏上层“亲汉派”的代表。一九四九年,在毛泽东还没有把西藏问题放进日程表时,十世班禅就致电中共,要求中共进军西藏,“肃清叛国分子,拯救西藏人民”[46]。班禅堪布会议厅还主动为中共进军西藏出谋划策5。西藏“平叛”之后,中共让班禅取代达赖担任西藏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班禅则公开配合中共,谴责叛乱,支持中共在西藏发动的改革──包括取消寺院特权,鼓励僧人参加生产劳动。如果中共在一九六二年还有一点“统战”意识的话,它完全可以不理睬班禅的《七万言书》,那种从内部上书提意见对中共并不构成实质威胁,如果施加某些影响 中共长于此道 ,也足以使班禅因恐惧而闭嘴。然而那时的中共却毫不留情地把他划到了敌人一边,展开对《七万言书》的围攻批判。一九六四年,班禅被撤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的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的职务,遭到抄家,被群众斗争。从那以后,他被禁止过问西藏事务,直到“文化革命”结束一直没回西藏。“文革”中,他被关进监狱达九年八个月之久。另一位尖锐批评中共的喜饶嘉措大师则被遣送回老家青海循化县,由当地群众批斗,最终受折磨而死。
   
     班禅的遭遇显示了中共在西藏依靠对象的变化,从与西藏上层合作为主,到彻底抛弃他们。一旦中共能够牢固地控制西藏,西藏上层人士就失去了价值。班禅上书反而说明,继续豢养他们还可能制造麻烦。按照共产主义的阶级阵线,依靠对象应该是劳苦大众。既然中共给了劳苦大众以“翻身”,就是他们的解放者和大救星,怎么说他们就会怎么办,何况他们的文化程度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七万言书》的,依靠他们可靠且没有麻烦。
   
     从“民主改革”到“文化大革命”之间,西藏虽然没停止过在革命旋涡中翻卷,但总体来讲,那时受冲击的主要是上层社会,下层群众更多地是得到好处。即使刮过一阵办合作社的风,全西藏也只办起了七、八十个社[47],很快又被解散。而牧区实行的是不分财产、不斗牧主、不划阶级的“三不”政策,基本没有搞民主改革,仅实行了一些有利于贫苦牧民的措施。所以那一段被班禅和喜饶嘉措视为暗无天日的日子,才能被另外一些藏人视为“黄金时期”。
   
     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一切则发生了变化。那是一场被称为“触及每一个人灵魂的革命”,人人都被卷了进去,西藏的“黄金时期”也随之戛然而止。
   
     对西藏人影响最大的是公社化。公社是中共在中国农村实现其社会主义目标的一种组织形式,把农民的财产合并到一起,由公社进行支配,既符合共产党消灭私有制的意识形态,也是中共政权控制农村和农民的有效方法。对西藏来讲,通过公社把国家控制延伸到农村牧场的每一个农牧民,还具有进一步稳固中国主权的价值。西藏的公社化比中国内地晚了七、八年时间,基本是和“文化大革命”同步进行的。一九六四年,西藏办起第一批人民公社。一九六五年底和一九六六年初,办起了一百三十个人民公社。一九七○年是西藏公社化大发展的一年,新华社六月十日报导西藏三十四%的乡建立了六百六十六个人民公社,到年底公社数量就已达到一千○七十多个,被纳入公社的户数占全西藏总户数的六十三·六%;到一九七五年,西藏九十九%的乡完成公社化,共建立人民公社一九二五个。[48]
   
     西藏农民“翻身”的日子只有短短几年,公社化使他们重新被剥夺,再次失去土地、牲畜和生活的自由,他们重新遭受压迫,而且被压到一个更为庞大和沉重的名叫“公社”的牢笼之下。当年的公社社员告诉我,那时想领一斤酥油,都得先打报告给生产队,再通过队长、会计、保管员等层层手续。通过此一小事即可想象“社员”被控制的程度。那时社会经济中的个体成分几乎全部被消灭。一九六六年以前,拉萨有个体小商贩一千二百余户,到一九七五年,只剩下六十七户[49]。扎朗县曾经有三千部农民自家织氆氇的织机,被冠以“资本主义尾巴”的罪名,统统割掉[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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