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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狮子的呻吟-罗桑扎西(39)

4、“平叛”
   
      对西藏实行了八年的“一国两制”以达赖喇嘛的流亡而告最终失败。中共发现自己绕了一个大大的圈子。既然最终免不了还是与西藏上层彻底决裂,以枪炮解决问题,当初费了那么多心血实行的“统一战线”就成了多余,如果一开始就以武力“解放”西藏,直接建立共产党政权,仗不一定比后来“平叛”打得多,后来的很多事情也可能不同。
   
     当然,不能因此就说“平叛”前中共在西藏的八年是白呆了。仅以它修筑的两条公路──川藏路和青藏路──来说,就使从中国内地进藏所需的时间由过去的几个月缩短为十几天。交通的改善对于镇压西藏的武装反抗发挥了巨大作用。

   
     另外,在西藏的八年时间使中共以其穷人翻身的主张,吸引和培养了一批藏人追随者。那种断言中共在西藏没有任何群众基础、所有西藏人都忠于达赖喇嘛的观点是偏颇的。一个专门在藏人中间搞实录访谈的记者曾经在西藏《雪域文化》杂志上开了一个“高原人物”专栏,其中一篇是一个藏人在“平叛”中的亲历,可以对当时的情况获得一些比较直观的认识。
   
     那天,大概是一九五九年元月三日。我陪着翻译蔡嘎到索县绒布乡的冈达去,那儿的绒布本 官职 冈青是我们工区的区长,蔡嘎从筑路队牵出四匹马,我们就上路了。骑到仁岗,早已埋伏好的叛匪朝我们打冷枪。我的左肩中了一枪,左脚还挨了一弹。蔡嘎也被打伤了。他们窜出来,截住蔡嘎的马。对方有八个人,我一看,差不多都认识,都是绒布的人,其中四个是喇嘛,他们也知道我们是工程队的。蔡嘎当时带着长枪、短枪,还有四颗手榴弹,来不及上手,几个叛匪一拥而上,把他抓起来。我自己有一支英式步枪,没有带,没有料到会遇上伏击。
   
     有个叫彭措旺加的叛匪在我背上捅了一刀,我一看他们人多,掉头就跑,也顾不得身上的伤痛。后来听说蔡嘎被他们杀害了。正跑着的时候,迎面遇上个少年,我赶紧问他出了什么事,他不说话。我当时带着砍柴的斧头,就吓唬他,你不告诉我,就劈了你。他赶紧说,别杀别杀,现在叛乱了,领头的是索县热登寺的丹增囊珠活佛,现在正在召集呢,十八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人都得参加。后来我知道,领头的还有康定人安珠·贡保扎西。
   
     那天是个星期天,工人们都休息 工程队有八十四个人,还有三十五个昌都的解放军,人倒是不少,但如果没有防备准会吃大亏。得赶紧告诉他们。这么想着,便加快了速度。那一年。我二十五岁。
   
     赶到工程队,我找到翻译白嘎,让人给我翻话,因为我不会汉话。可他不给我翻。我直接找到管理员邓克金,告诉他,叛匪来了。他不相信。我想可能是他没明白我的意思,又去找翻译洛罗,我告诉他刚才遇到的和听到的事情,洛罗又翻译给邓克金。邓克金马上宣布,吃完饭撤退。
   
     当时,大部分工人都到山上砍柴去了,在家只有十八个人。撤退转移的路上遇到叛匪,准备对打,一接火,就被打死两个打伤两个,只好掉头又返回部队里。
   
     太阳已经落山了。工区的几个领导把大家叫到一块,开会商量怎么办。我没去开会,还在为刚才他们不相信叛乱的事生气。我走到院子里。为大家放哨。有人来劝我:你是大家的救命恩人,现在决定派四个熟悉情况的人到雅安多送信,你、安措、诺尔嘎和嘎瓦·庸仲去。你们化装成要饭的,不要带枪。
   
     夜已经很深了,我提出走夜路要带枪,大伙说要饭的带枪会暴露身份。就这么上路了。如今,四个人里,只有我和嘎瓦·庸仲还活着。
   
     头一天,我们走到娘隆住下了。第二天睁眼一看,山上都是叛匪,已经包围了工程队。白天走路不方便了,第二天呆了一天,夜里出发的。走到巴达松多住下了,第三天,又是白天呆着夜里出发。走到恰夏松多,天已经快亮了,可以看见叛匪满山的走动。我们在山里呆了一天,已经几天几夜没吃东西了,嘎瓦·庸仲说,他又渴又饿,对面山沟里有他的亲戚,弄点饭吃。他走以后,我看见对面山坡上有个女的,好像是甩了俄尔多 放牧甩石头的工具 ,不久,就有二百多个叛匪,骑着马一群群地跑过来,朝我们这边开枪。这时已无法跑了。
   
     我们三个不幸被叛匪抓住。从山上赶到一户人家门口,庸仲还没有回来。有人喊:派八个人看住他们仨!让他们跪在地上不许动!有几个人看着我们,其它人一窝蜂进屋开会。有封信还在我身上,趁他们没注意,我赶紧塞进嘴里,拼命往肚里吞。有个芒康人,是贡嘎喇嘛强措的助手,叫土登,他吓唬我:吃的什么?我说吃的虱子。一会儿,他们把我悬空吊在梁上,每个腿上绑着一口袋盐,把衣服也扒下来,然后用鞭子抽。那个叛匪头子喇嘛强措过去知道我。他们抽我的时候,他就翘起二郎腿冷笑:有人说你带了枪和信?我说我听不懂,我是个要饭的人。他们继续抽我,抽到五十一下的时候我昏过去了。
   
     在梁上吊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上午放下来。我醒过来的时候是在帐篷里,康定人安珠·贡保扎西弄了点糌粑糊叫我吃,他跺着脚嘲骂我是相信魔鬼的人,是魔鬼的狗腿子,说他是从美国回来的,衣服是美国人发的。是坐飞机回来。还说飞机是什么什么,想飞哪就飞哪,说我是糊涂了,他们要我清醒过来。最后。还是让我交代信、枪哪儿去了,让我动员工程队投降。我还是那句话:我是要饭的,只是路过此地,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索县领头的就是热登寺的绒布·丹增囊珠,他问:“信呢?枪呢?你们单位多少人?有多少枪枝?不交代就罚你。”有个人在石头上磨“堪贝”,是个吃糌粑的小铜勺。他走过来说:你不交代?我不吭气。他用磨利的勺子割开我的眼皮,问道:说不说你们单位多少人?我说不知道,是要饭的。他又用勺子割开另一个眼皮:再不说就挖你的双眼,剥你的皮。
   
     我当时横下一条心,反正也活不了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那人抠出我的眼珠,一拉一放揪了三次,疼的钻心,眼球原来是有弹性的,它们垂落在脸上,还有些微弱的视力。人已经看不清了,只能看到自己的鲜血流得到处都是。
   
     我激动起来:你们说共产党是魔鬼,你们才是魔鬼,只有魔鬼才这么折磨我,共产党给我们饭吃给我们衣服穿、、、、、、没等我说完他们便气急败坏地挖掉了我的双眼。这以后,我失去了知觉。
   
     醒过来以后。我发现自己已经不在架子上了,手脚绑得还很紧。我用下巴在地上拱了一个小坑,鲜血很快流满了小坑,我喝了自己的血,感觉清醒了一些。旁边看守我的人发现我在喝血,大叫起来:这个家伙实在太顽固了!过了几分钟,随着耳边“嘶”的一声,眼眶一阵刺疼,我又昏了过去了。是他们用烧开的酥油浇到我眼眶里。
   
     不知过了多久,我慢慢醒过来。有一个叫罗丹的叛乱者,过去我们认识,他妹妹才仲我也认识,醒来时发现才仲在我身边。她说:“你这个人呐,上次叫你投降你不投降,弄成这个下场,太可怜了。她帮我解开绳子,我想站起来,脚却是软的,我一步一瘸地走到乌坚的家门口,乌坚拿出些糌粑给我,还给了我一块肉,他让我藏在他家附近的青稞草垛里。
   
     当天晚上,有几个叛匪路过那儿。发现了我,又把我吊起来。他们议论要剁掉我的手和下巴,在手上和下巴上捅了几刀,现在还有疤痕。有个人说:你是个死不了的人,还想跑?看来腿还没有给你卸下来,我们来帮你卸一下,说完就在我腿上捅了一刀。这一次,吊了七天七夜。才仲给我送了一次用元根做的土巴。每天都要折磨我一次,用带刺的“杂马洛”抽我的背,用火烧烤我的脚。现在,背上的伤疤还在。
   
     、、、、、、再次醒过来的时候,觉得身边坐着很多人,有的扶着我,我依然是迷迷糊糊,旁边有人在走动,有人在弄水。我以为自己快要死了。有个声音很粗,说“金珠玛米”,还把我的手放在他的胸章上,放在他的军帽上,我不敢相信真的是解放军、、、、、、[64]
   
     当然,比起当时参加叛乱的人,布德这样的人那时肯定是少数,但他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藏下层人民可能的趋向。一旦他们真地相信了共产党的主张,认识到共产党的力量,并敢于重新审视西藏的传统生活和把旧西藏的社会结构判为不合理,他们是不难被共产党动员起来,并且陷入革命的狂热之中的。
   
     藉助先进的武器和作战技术,中共军队可以在几十小时之内打垮集中在拉萨的藏人武装,但是肃清游击于雪山草原之间的反抗者却远为困难得多。中共兰州军区一个主力团在藏北草原迷失方向,电台摔坏,断了联系,失踪四十五天才被飞机找到,其间只能以野兽野草充饥,却没有找到一个“叛匪”[65]。没有及时截断通往国外的道路,还使得相当一部分反抗者携带武器逃过边境,以印度、尼泊尔等国为基地,不时返回西藏进行作战。反抗战士熟悉地理气候,多为骑兵,善于游击,有群众基础,可以就地筹措给养,这些都是中共军队无法企及的,所以最终彻底平息他们所称的“西藏叛乱”,时间长达几年。
   
     面对西藏特殊情况给军事行动带来的不利条件,为了尽快稳定占国土面积四分之一的西藏和藏区,中共除了加紧军事围剿,还必须同时切断西藏老百姓对叛乱的支持,使叛乱者无法得到人力物力的补充,难以藏身。不切断这种支持,“平叛”将是无止境的。中共当时从两个方面着手做这件事,一是发动它所称的“民主改革”──即穷人翻身,通过废除劳役、均田分地、斗争“三大领主”争取西藏底层百姓转移立场,分化他们与西藏上层的传统效忠关系,摧毁庄园经济和寺庙政治等传统社会结构,从而使西藏上层领导的武装反抗失去群众基础;二是实行恐怖政策,对一切与叛乱有关联的人给以严厉镇压,通过剥夺生命 处决 或剥夺自由 关押 消灭叛乱方面的人力资源,并在西藏人中间造成人人自危的气氛,使老百姓不敢给叛乱者以任何形式的同情和支持。
   
     当时中国内地正处于“大跃进”之后的严重困难时期,饿死了上千万人,问题成堆,危机重重,中共急于摆脱西藏“平叛”在背后的牵制,使其不惜使用“快刀斩乱麻”的极端方式,加上中共体制决定的“宁左勿右”、“层层加码”之倾向,最终导致中共的“平叛”成为对藏人一次波及广泛的大迫害。受株连的藏人达到相当高的比例。十世班禅喇嘛虽然在西藏叛乱时期站到了中共一边,并在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取其地位而代之,但是他最终也无法忍受中共对藏人的残暴行为,于一九六二年写了一份著名的“七万言书”,向中共最高层发出抗议和指责。在“七万言书”中,他这样指控“平叛”对藏人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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