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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谈中国知识分子

谢泳谈中国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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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泳 男 1961年出生。山西省榆次市人。1983年毕业于山西晋中师专英语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校报编辑。1986年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批评家》杂志社任编辑,主要研究中国当代报告文学。1989年后在山西省作家协会理论研究室工作,后任《黄河》杂志社副主编,转而研究储安平与《观察》周刊、西南联大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出版过《逝去的年代》、《储安平与<观察>》、《清华三才子》、《血色闻一多》等著作。他的文章平稳舒缓,但在平缓背后隐藏着深沉的思想和个人风格,被摩罗誉为“现代随笔新三家”(谢泳、林贤治和余杰)。2007年被厦门大学破格聘请为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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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谢泳说:常遇到一些朋友,问我最近有什么好文章,我总是这样回答:好文章都在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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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谢泳说:一般说来,凡是批评的声音,最后证明总是对的。
   > 3、谢泳说:中国新闻史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被查封过的报纸不是好报纸!
   > 4、谢泳说:过去学美国历史,曾记住林肯说过的一句话:"让民众了解事实,国家定会安然无恙。"这句话后来成了美国新闻史上的一句名言,因为在美国人的理念中,民众有知情权。
   > 5、谢泳说:宣传这个东西有时候是很厉害的,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这可说是对宣传的最好解释。
   > 6、谢泳说:这一百年间,谁最爱这个国家?谁最关心这个国家?谁最能替老百姓说话?谁比较最能不计自己一时的利害得失而为国家的命运着想?我想了想,还是知识分子。
   > 7、谢泳说: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个时代政治宽容的主要标志,在这方面,大陆这五十年实在是乏善可陈。
   > 8、谢泳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作家不是自由写作的群体,而是权力控制下的宣传力量。
   > 9、谢泳说:对于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对于新时代的政治要求,没有表现出普遍的抵抗性,可能是他们后来悲剧命运的开始。
   > 10、谢泳说:不信任知识分子,可以说是新时代的基本特点。中国在五十年代顺利走上苏联道路,就是因为听不进知识分子的意见。
   > 11、谢泳说: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政府应该听听不同的声音。一个政府犯错误是难免的,而我们的历史是,一个政府从来都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圣人之举,这是很可怕的。
   > 12、谢泳说:现代政治是不记仇的,尤其不记异己的仇。政治是有成败的,成的不一定都是好人,败的也不一定就都是坏人,政治的成败和人格的高下不是对等的关系。
   > 13、 谢泳说:新政权让许多大学教授去参加了土地改革,这可以说是后来发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前奏。许多大学教授不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才与新政权妥协 的,而是在土地改革时就开始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当时参加了土改的知名大学教授潘光旦、全慰天、孙毓棠、李广田、萧乾、胡世华、、贺麟、郑林庄、朱光潜、吴 景超,都写过文章来检讨自己的过去。
   > 14、谢泳说:对工农群众的简单认同,是1949年以后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个基本逻辑,这个逻辑的前提就是工农比知识分子强,其实这是非常荒唐的。
   > 15、谢泳说:思想改造运动是四九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政治运动,由于运动的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知识分子的第一次清理,为随后到来的1952年的院系调整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从此以后,知识分子就开始变得谨小慎微了。这次思想改造运动到1952年基本结束,它带给知识分子心灵上的伤害是很重的。
   > 16、 谢泳说:从个人命运来说,黄万里的人生是个悲剧。因为对一个科学家来说,他一生最有价值的思考没有得到国家的认可。不过对悲剧英雄来说,他们存在的意义是 超越他们职业本身意义的,像吴祖光、马寅初和梁思成他们一样,他们的专业成就早晚会被超越,但他们的精神可以成为永恒的财富。
   > 17、谢泳说:1949年以后,中国的历史却很令人深思。北京市政建设中,历史证明梁思成是对的,但老北京还是消失了。三门峡水库,黄万里是对的,但三门峡水库还是建起来了。马寅初提出要计划生育,但中国的人口还是激增了。
   > 18、谢泳说:中国历史的吊诡处在于:对者出局。这已成为基本的潜规则。因为专业声望的建立过程中国家有决定作用,所以黄万里不可能成为两院院士,不可能居于他所在专业领域的重要地位。
   > 19、谢泳说:作为一个水利科学家,黄万里专业声望的最后建立要依靠巨型水利工程的失败来证明,这是多么大的悲剧!但这样的悲剧在黄万里一生中,还上演了不止一次。
   > 20、 谢泳说:一九四九年的时代转换,在中国历史是空前的。因为以往的改朝换代,对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影响并不是突变的,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一般可以延 续,而这一次的时代变革却把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全部改变了。马寅初是新政权建立后的北大校长,而他的一个学术观点却受到了政府的批判,北大的自 由主义传统到了他这里已经淹淹一息,独立思想,自由精神已成绝响。
   > 21、谢泳说:叶企孙和饶毓泰是中国早期物理学发展中的两个奠基人。他们同是留美的博士,后来主要从事物理学的教学工作,中国多数物理学家均出自他们门下。1948年他们俩都是中央研究院物理组的院士,这是当时科学家的最高荣誉。到了“文革”,饶毓泰自杀,叶企孙重病缠身,凄然离世。叶企孙由于卷入一桩重大冤案中,很长时间受到迫害,曾被投入监狱。叶企孙晚年十分凄惨。“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了这种情景:叶企孙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在一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啃,碰到熟知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叶企孙、饶毓泰后来都获平反,但他们的死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强烈的,一个连物理学家都容不下的环境,到底在哪里发生了问题?
   > 22、 谢泳说:李宗恩先生是一个科学家,一九四七年他出任著名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成为这所一向由美国人主管的医学院的首任中国院长,他也是一九四八年老中央研究 院的院士。胡适和傅斯年曾动员在北平的著名教授和学者去台湾,很多人拒绝了,李宗恩也是其中之一,他要留在国内办医学教育。李宗恩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派, 奇怪的是年过花甲的老人竟被发配到了云南昆明,没过了几年,一九六二年就死在了那里。想想这些知识分子的遭遇,真让人有说不出的悲愤。像他们那样的人才,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积了多少年的精华才出现的,然而一个新时代就那样轻易把他们葬送了。
   > 23、谢泳说:胡先骕是中国生物学的创始人,享有世界声誉的植物学家。1949年以后,胡先骕没有走,而是留下来继续他的生物学研究,那年他五十五岁,还是一个科学家最好的年龄。1955年 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时,在自然科学家中,胡先骕是极少几个老中央研究院士而没有成为学部委员的。就是因为他坚持自己独立的科学思想,在一个新时代里,他最 终很难和他所处的时代达成平衡,他是中国生物学界少有的享有世界声誉的科学家,但在一个一切以政治为首要标准的时代里,科学完全成了政治的婢女,胡先骕就 因为反对李森科的非科学理论,而最终没有成为学部委员。胡先骕的落选,不是他个人的耻辱,而是这种体制的耻辱。胡先骕于1972年去世,终年七十五岁。他在文革中身心受到极大的折磨,他由原来所住的一所约三百平米的住宅,被迫迁到了一所仅有十平方米的斗室中,平生所藏的图书、资料和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均散失殆尽。一代科学宗师,就在这样的处境中离开了人世。
   > 24、谢泳说:安福是江西的一个偏僻小县,但在本世纪初,不到几年的时间里,却有三位少年,由这里走进了千里之外的清华园,他们是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罗隆基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王造时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彭文应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硕士。安福三才子,在40年代都达到了他们人生最辉煌的时期,无论是学问,还是社会声望,他们没有与旧政权共进退,都满腔热情地投入新的环境中。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也许是偶然的巧合,1957年全部成了右派,而且罗隆基、彭文应是全国五个未获平反的右派中的两位,三个人都在“文革”中凄惨离世,想来真是令人心酸。
   > 25、谢泳说:董时进是一个始终让我不能忘怀的知识分子。历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主任;国立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等教授。董时进对国民党政府取缔民盟很有看法,他认为这是一个政府的下策,是害多于利的。他说;“因为一般人民对于政府大多恨它腐败贪污,而认为尚可取的,则是比较上还能给人民一点自由,政策不同的政治团体也还可以存在。人民对于共产党最害怕的是它的专制,太不给人民自由,党派根本不能存在。”他认为,自己腐败但还给人民一点自由的政府,比那种又腐败还不给人民自由的政府总是要好一些。这个简单的常识,中国多数知识分子要在经历了半个世纪以后的悲惨命运中才想清楚。
   > 26、谢泳说:董时进有一件让后人肃然起敬的事是:一九五零年,他上书毛泽东,反对土地改革。他的根据是:旧中国农村土地是‘自由买卖’的,租佃关系是一种‘自由契约’,所以它不是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因此就不应该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把土地分散了,经营不利”。 “地主是勤劳的,而农民则是懒惰的” “地主土地私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九四九年以后,在老一代知识分子当中,人们比较熟悉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是梁漱溟和马寅初,但与他们比较起来,真正能在大问题上看出轻重的还是董时进。
   > 27、谢泳说:张东荪曾做过私立光华大学的文学院院长,在专业领域,他是被否定的人物,对一般人来说,这个人就更陌生了,但张在1949年以前,却是非常有名的人物。新时代里,他已是被遗忘的人物,青年人早已不知他是何许人也。张的被重新发现,首先是许多学界人注意到他思想的价值,还有就是他后半生的坎坷命运。1973年,张东荪离开了这个世界。此前,由于受其连累,他的次子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物理学家张宗隧,三子社会学家张宗炎,已先后自杀。1949年后张没有写什么东西,作为哲学家的张东荪在1949年就死了,那时他也不过63岁。
   > 28、谢泳说:杨树达是中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在专业上的成就在同时代的学者中被公认是最好的,陈寅恪、钱玄同、黄侃等均对他的成就表示过赞誉。新中国成立,65岁的杨树达走进了新的时代。此前,他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人文和社会科学组的院士,在新的环境里,他的学术地位同样得到尊重,他是第一届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他在学术上本来应该是心情舒畅,自由自在的,然而事实上,50年代初期,杨树达在学术上却极不顺心,他的遭遇是同时代著名学者不适应的另一种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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