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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崛起之疑

回光返照 第二章 和平崛起之疑
   第二章 和平崛起之疑
   
   
   一、战争崛起

   
   准确地讲,“和平崛起“并不是中共官方通用口号,是国际和国内一种通俗讲法,中共的标准用语是“和平发展”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平崛起一词首先由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于2003年11月3日提出,他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讲演,和平崛起一词遂不胫而走,受到官方与民间的普遍认可。改为“和平发展”是为了消解西方的中国威胁论,让国际社会放心,中国完全是在和平的愿望下发展自己,不会给世界带来威胁。并且和平发展不以西方国家为具体定位和目标,放弃了毛泽东雄心勃勃的赶英超美口号,掩饰中共与西方长期对抗的火药味。和平发展之表述虽然减少了对外刺激性,但其潜台词并未改变,因为意识形态之争还在,中西对抗的国家潜意识仍然起作用,民族主义的狂热心态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仅仅是被刻意掩盖了。怎样认识当今中国,怎样判断未来的中国,在诸多“中国问题”中,这可能是最重要和最难解释的问题,比之民主问题或环境问题的答案要复杂得多。除了官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标准口号外,其他的所有中国人——有产或无产、精英或平民、党内或党外、在朝或在野、居住国内或身处海外,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看法。说“繁荣兴旺、太平盛世”者有之,说“积弊丛生、崩溃在即”者有之,说“大国复兴、强权崛起”者有之,说“内忧外患、国将不国”者亦有之,形成了在中国问题上的巨大反差。虽然国内公开的观点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成功的,但同时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这种高资源消耗、高能源需求、高投资拉动、高环境污染、高金融坏帐、高外贸顺差、高外汇储备、高通货膨胀、高贫富悬殊和低劳动力成本、低福利、低就业、低效率、低附加值的GDP 增长之实质意义,甚至提出这究竟是“谁的发展、谁在发展、为谁发展”的种种质疑,体现出民间和国际社会对中国未来的诸多忧虑。官方通常按照是否为中国现状唱赞歌为标准,将评论者划分为“爱国”、“友好”与“敌对”、“反华”两种力量,这种贴政治标签的作法自然形成“中国观”的两极化。其间的巨大的差异至少表明一点,就是中国现状的高度复杂性和中国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
   地球进入工业文明以来,国际安全便成为一个大问题,在此之前是地区和种族冲突,落后的交通技术搭建不起全球化的战争舞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武力冲突,大战结束后,人们认为这是一场“结束战争的战争”。可是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又引起了更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永远的和平,世界上由爱好和平的国家组成联合国,以取代失效弱势的国际联盟,赋予安理会五大国以否决权,以大国一致的原则形成强制性的大国权力,以联合国的国际法权威来制止大规模战争。可惜事与愿违,共产主义崛起,又开始全球扩张,在苏联幕后操纵下发动朝鲜战争,导致联合国干预,十几个国家参战,是微缩版的世界大战。国际社会分为两大阵营,共产主义与自由世界之间形成了严峻的冷战格局,两大阵营都在加紧军备竞赛。苏联垮台,柏林墙倒塌,以意识形态为阵营的冲突结束了,恐怖主义和种族冲突又影响到全球安全。以911为标志,显示文明间的冲突已到不可调和之地步,西方受到伊斯兰恐怖势力的威胁,伊斯兰受西方民主价值观的冲击,美国人担心中共政权的崛起,中国不断掀起民族主义狂热,还有核武器扩散失控,环境生态不可逆转地破坏,说明人类世界离和谐生存的前景还极为遥远。于是中共不失时机发出和平崛起(发展)的口号,虽然诱人,也有策略,可以掩饰狂热民族主义,但国际社会仍然视之为共产主义的扩张。中共持续的扩军备战,也让周边国家感到恐慌,以军事同盟或松散联盟的方式遏止中国人的民族主义野心。中国成为亚洲的孤立大国,也使中国人的心态更为焦虑,民族主义更加狂热,战争叫嚣不绝于民间和网络。继毛泽东输出革命之后,又一轮全民性的战争崛起意识,已然无法掩饰。纵观近代以来,任何一个强国的崛起,包括18世纪崛起的大英帝国、19世纪末崛起的德意志帝国、20世纪上半期崛起的苏维埃共产帝国和大日本帝国、以及二战以后崛起的美国等,都不是和平崛起,无一不靠战争赢得强国地位。即使是小国以色列,也是凭借几次中东战争的胜利而重新崛起于中东地区。坚持绝对和平的国家就难以真正的崛起,因为国际发言权首先是以国力及军力来支撑的。
   然而,世界秩序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光靠战争不行了,战争是硬实力,若无软实力为支点,崛起是不能长久的,很多靠战争崛起的大国之所以迅速衰退,也是软实力不强所致。软实力也是崛起的重要因素,也是地位牢固的基础,是获得地球居民所普遍认同的生活方式,西方世界用自由民主和科学技术这些软实力来影响世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即使是最保守的国家,也十分喜欢西方的现代技术。在改变人类生活品质的同时,也输出着价值观,虽然这种价值观未必十全十美,也不能将普世文明简单化为西方价值观,但自由价值观与生活消费方式还是适应当今世界的。西方社会从希腊文明到文艺复兴,从罗马政治到基督教的救世精神,从工业革命到科技创新,从自由理念到普选制度,从哲学思想到互联网,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推动着人类社会进步。光靠战争崛起的德国或日本一时得势,很快就失败了,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什么让全世界感受受实惠的软实力。古代的蒙古帝国或奥斯曼帝国,这些令人恐惧的庞大帝国都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西方的崛起有两个支撑点,一个是富强,一个是文明。富强是躯体,文明是灵魂,战争只是富强与文明对旧秩序的否定。有人将这种秩序定义为霸权,但其霸权的真正内涵在于知识与道德上的领导权,即所谓的话语权。假如美国人一味扩张,而无典范性的民主制度和科技文明,无维护人类自由的坚定理念,不占领道德权威的高地,世界各国必然结成强大的反美联盟,好比二战时期的反德意日联盟。美国的核心原则就是自由,当年德国沉醉于纳粹主义,知识分子因为不自由而纷纷逃往美国。如今生存在红色恐怖下的中国人,首选避难之地也是美国,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富人,甚至中共高官也毫不犹豫将子女财产转移到美国,获得美国自由制度的保护。中国崛起将不得不面对自由世界的制约,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根本就不可能崛起,当它的专制野心最终不得不挑战自由联盟时,自由就是它无法逾越的屏障。中共政权不过是个一时发达的暴发户,完全不具备替代西方自由理念的文化优势和普适性,能让人类共享的精神文明一样也没有,党文化不可能成为人类精神的核心价值观。中国也没有任何科技优势,缺乏创新能力,更没有一种科学和发明是领先全球的,与美国根本不在一个竞争层次上。美国苹果公司一款IT产品(Ipad)配上愤怒的小鸟(AngryBirds)游戏,便令全世界的人不分老幼如痴如狂,一个乔布斯胜过一百个中国IT精英,这就是软硬实力的证明,是创新能力巨大反差,更不用说更多的科技和文化上的优势了。而中国的软硬实力尽是些低档消费品或张艺谋之流的影视作品,再加上毛左愤青的狂妄叫嚣。共产专制是反人类文明的,它统治中国是从文明回归了野蛮,丝毫不占有道义优势。西方以自由主义发现人的价值,中国用集体主义培育忠君意识,从文化层次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迷信暴力,压制民权,远离神佛,惟问胜败而无是非,是疯狂物欲下的极端实用主义,是一种丢弃灵魂的赤裸裸的“性力主义”,是一个最坏的典范。“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流氓逻辑,它不尊重民众权利,不能让人类社会感受到文明与关怀。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需要这种文化,西方世界不必说,伊斯兰国家也不要,连被强制服从的中国人也十分厌恶。如同中国人无法接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一样,外国绝不可能接受中国模式,借助于儒家文化的包装也不行,那仍然是一种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儒家文明强调的是王道和君臣秩序,是开明专制与个人修身为基点的政治伦理和世间道德。中共把经过党文化包装的实用主义儒学推向世界,以共产党暴富式的‘中国崛起’为先导,一图主导全世界,没有成功的可能。中国人爱说“东风压倒西风”,21世纪的中国崛起,只剩下战争这一途径,但胜算完全不在中共。中共的硬实力不过是出售些低福利工厂制造的廉价商品,靠垄断国内资源牟取暴利,通过赚取外汇和掠夺国民暴富,换取GDP大国称号,再购买欧美国债当债主,军事与航天技术上也落后于西方半个世纪。中国正处于各种势力的环形包围之下,一重又一重,冲破这些阻力而达到美国一样的国际领导地位,绝无可能。中国经受不起经济制裁和军事封锁,一旦发动战争,连南海也出不去。不是这些意识形态各异的国家非要与中国作对,而是中国模式及其强烈的崛起心态,给周边乃至全球带来“黄祸”般的恐惧感,不得不防而已。
   以历史经验而论,世界性的大国都是通过战争而崛起,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大不列颠,法兰西,德意志,日本,俄罗斯,美国等等世界性大国,都是如此,从古至今,找不到和平崛起的先例。即使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华帝国,从黄河中下游的部落民族,利用了无数次的战争手段,历经几千年,拓展为具有一千几百万平方公里版图的亚洲大国。虽然中国的崛起基本上是内陆型的,不是崛起于全球,因为周边多是些文化落后的小国,有了高山大海的地理屏障,中国人就心满意足了。所以一遇到海外强国,便一败涂地。如今的崛起是面对全球的,一定会挑战由美欧主导世界的格局,这种崛起,必然隐藏着巨大的战争风险。崛起是指国际地位的强势而言,必须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以武力为依托,可以用美国为例说明问题:美国兴起于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崛起于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拖垮了共产主义的苏联,打击地区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以自己雄厚的经济能力和军事实力崛起于全球。国家不能靠和平而崛起,但和平却是不能节省的口号,历史上那些深知不能和平崛起的大国,无一例外地高唱和平的调子,将崛起之魔爪伸向国外,德意日法西斯是以争取世界和平来为侵略扩张辩护,斯大林的苏联与毛泽东的“新中国”都是在和平的烟幕下输出共产革命。当年日军在中国及南太平洋的每一次重大进攻,都冠以和平的名义,东条英机如此,裕仁天皇亦如此,裕仁在御前讨论战争的会议上曾朗诵和歌一首:“四海本来皆兄弟,缘何世上起风波。”[1] 每一次战争升级背后都有天皇的因素,向美国开战也是天皇下最后决心。日本天皇嘴里的和平,是各国应该无条件接受日本领导下的和平,共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否则就是破坏和平,日本必须武力讨伐之,来维护日本式和平。这种逻辑下,高昂的好战情绪一直是日本国民的集体心态,战争可以保证日本的领导地位,还可以突破经济或外交上的困局。在日本看来,对外战争是争取帝国荣誉之圣战,其神圣性不容置疑,是加强国际领导地位的必要手段,也是提振民族精神的强心剂,认为“一打起来,神洲正气一定大放光明”。[2] 德国也一样,国民完全支持国家的战争扩张政策,全民狂热支撑着法西斯政权。苏联从列宁时期的内外交困转移到斯大林手中,经济、军事和政治行情开始一轮强劲上涨,二战结束后,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斯大林政权于是采取咄咄逼人姿态,在美国削减军备的情况下,积极扩充军备,准备与美国打一场世界大战,并武力干涉东欧国家政治,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霸主。幕后支持金日成和毛泽东发动侵略韩国的战争,表面上都打着维护和平的旗帜。赫鲁晓夫上台后,从打破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入手,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和平竞赛”的理论。他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和爱好和平的力量不断壮大,世界大战并非不可避免,不同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是多样的,不应把暴力和内战看成是过渡的唯一途径。也可以通过议会民主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主张与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展开和平竞赛,以对话取代对抗,谋求苏美联手主宰世界。在国内政策上,为遭受斯大林杀害和整肃的冤假错案平反,放松对农民的控制,减轻农民负担,刺激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也开展工业方面的改革,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上升较快。但赫鲁晓夫也有斯大林的专断作风,权力过度集中,武力镇压东欧国家民主改革,又引发古巴导弹危机,一度与美国濒临核大战边缘。赫鲁晓夫的改革在经济比较成功,在国际政治上仍然是失败的政策,是在和平口号掩饰下的苏美对抗。勃列日涅夫执政提倡集体领导,实行“三驾马车制”,即党的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不再由一人担任。1965年开始,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实施“新经济体制”改革,适度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价格、利润、资金等手段刺激企业职工的生产热情。持续了10年的新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国民经济,1950年苏联与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2180和6570亿美元,按人口平均值为和1213和4315美元;1982年分别为15870和29260亿美元,按人口平均值为5878和12587美元,差距逞不断缩小趋势。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是苏联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是苏联为了与美国争霸全球,将大量的国民收入用来发展军力和全球扩张,常规军力超过美国,总兵力为530万人,国外驻军80万人,可利用的国外基地和军事设施100余个,坦克5.1万辆,各类飞机2万余架,洲际弹道导弹1398枚。美国现役部队总兵力为213.7万人,飞机23860架,战略导弹1663枚。苏联1979年军费开支为1480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6%,远高于同期美国的6%和西德的4%,导致经济停滞,增长率下降到1%以下。又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侵略阿富汗,干预和参与中南半岛战争,苏联在与美国的战争竞赛中已是疲惫不堪。接替勃列日涅夫的安德罗波夫是个68岁的病号,他以“社会主义起点论”取代了过勃氏的“发达社会主义论”,认为苏联正处于社会主义漫长过程的起点(与中共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相似),对苏联积累的弊端有较清楚的认识,但仅一年多便去世了。契尔年科更是73岁的老病号,在医院中渡过了他13个月的任职。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戈氏年轻有为,大刀阔斧,提出“加速苏联经济发展的战略”,以他的《改革与新思维》为蓝本,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政策的全面改革,以公开化、民主化推动国家政治进步。但后来的发展出乎意料,共产主义体制在民主化浪潮中迅速崩溃,苏联告别了社会主义阶段,开始向民主国家转型。经过转型期的剧痛,现在的俄罗斯经济和人民生活有了大幅度提高,人均GDP已超过苏联统治最好的时期,但东欧集团瓦解,由武装力量支撑的超级大国地位已不复存在。俄罗斯自古以来就有强烈的扩张主义色彩,其重新崛起的欲望极其强烈,以大国意识形成民族的凝聚力是俄罗斯难以化解的民族主义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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