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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容腐败

回光返照 第四章 纵容腐败
   
   第四章 纵容腐败
   
   

   马克思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真理: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矛盾,是导致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他的办法是用暴力手段剥夺私人资本,建立以无产阶级专政为保障的国家所有产权制度,即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应该说这是极具理想主义的,既要保持阶级镇压,又要维持社会公平,当执政者掌管全部国民财产时,必须保持圣人般的高尚情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无产阶级的工农大众也应该象圣徒一样,无怨无悔,忘我工作,实现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国家统治者还要有火眼金睛的本领,精确细微地发现每一个问题,制定周密的国民经济计划,让经济运行恰到好处,让人民普遍受益,圣人圣徒一起建设共产主义。怎么实现如此美好的理想呢?马克思没有详尽的论述,但在阶级镇压体制下,剥夺一部分人的权利,一部分人享受民主,便能从腐化的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到光明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马克思为医治人类社会的弊病所开出的药方。可惜,马克思没来得及看到他的理论实践,只好由他的徒子徒孙们来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了。
   中共实行的公有制分为两种:一是全体人民所有的“全民所有制”,也称作国家所有制;二是劳动群众所有的“集体所有制”,归参与集体劳动的劳动者所有,国有资产管理分别由代表国家行使职权的各级政府及城市街道或乡村自治组织实施。待到社会主义从书斋走向实践,这种极具诱惑力的全民公有制度却遭到了无情的嘲弄,不但没有达到原设计标准,反而演变为全面贪腐的官僚体制。所谓全民所有制,在全民无权用选票委托代理人参与资产管理时,就只能是一种空洞的政治经济学术语,无非公有制掩盖下的党有制而已。共产党掌握着国家最高权力,同时又是全民资产的管理者,掌控着国家经济活动的一切方面,它营造着一个无处不在又毫无制约的活动空间。中共通过“党管干部”原则控制政府及官员,用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防止党政官员贪污和滥用职权,一切贪污案件都要先经过纪委的审查,经过同级或上级党委书记决定后,方能交给司法部门审理。这就形成国有资产经营者只对书记负责就够了,在巨大利益的诱惑面前,全民资产的党有化便为权力寻租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制约人性贪婪的办法是有效监督,是权力的制衡,无人可以监督共产党,贪婪之人性失去制约,就象人体的防癌基因缺损一样,贪腐文化便如癌细胞般迅速扩散于整个社会。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却否定了欧洲的民主共和制度,以为资本收归无产阶级就可以解决剥削问题,却没料到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迅速成为最凶恶最残酷的剥削阶级,又堕落为侵吞全民资产的血口巨鳄。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诱使人们走向了邪路,以为靠新型专政取代市场规则,便可一劳永逸地解除人类的苦难,却不料成为人类史上最大悲剧的始作俑者,也实在是人类社会的悲哀。人类社会不经过共产主义的失败试验,还以为马克思主义真是好东西呢。
   其悲哀还在于公有制并不能为公众谋福利,因为公有财产无论多寡,都要首先满足专政机器的运作需求,这套系统极其庞大,剩下的民生部分只能维持在最低水平。社会财富再多,放在国家这口大锅里就显不出多少了。民主制度下的私有制就完全不同,私人资产一旦超过家庭消费需求,财富就变为一组数字,一个成功的标签,一种死后带不去反而会贻害子孙的祸患。钱多到花不完了,赚钱的意义也会转化为社会责任,升华为一种社会服务意识,如何反馈于社会便成为一种当然的选择,否则便有攫取不义之财之嫌,落下为人垢病的为富不仁形象。过去富人捐资助学或修桥补路,就是一种回馈乡梓之情,死后带不进棺材,不如留下行善的好名声。全球首富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将个人资产的绝大部分捐给慈善机构,而不是全部留给子孙,体现高尚情操。美国富人普遍有捐赠社会的热心,说明私有制度的优越性,与腐蚀社会的公有制度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公有制度下,个人财产多为隐性财富,见不得阳光,贪污八千万没事,捐出一百万就一定会招来麻烦,让人置疑财富的来源。所以我们很少听说中共领导人有大手笔的慈善捐赠,仅邓小平有过几千块的捐款,被喉舌吹得天花乱坠。邓为什么不捐出百万大单呢?不是没有钱,而是公有制限制死了。实际上现代社会的私有资产大部分以股份形式运作,也是一种自愿组合的社会所有制度,任何人都可以购买上市公司的股票而成为资本拥有者。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不同了,资产所有者的“全民”因无投票权处于缺位状态,全民资产实际是在党政官员手中,饿死几千万人的困苦年代,中共却自行将几百亿美元之多的国民财富,以输出革命的方式白送给了外国共产党小兄弟们。现在也一样,为了召开“非洲高层论坛”会议,一口气免除了非洲一百亿美元的债务,而免除公民义务教育阶段收费总是舍不得,要号召大家捐款。在全民所有的大锅里,都是有权的捞得多,没人关心留给民众应该是多少,即可看出全民所有制度的虚伪。私有体制下,国家肯定要考虑自已国民的需求,不会将财产先送给不相干的人,否则就是乱用纳税人的钱,就要下台。即使在封建社会,作为民之父母的政府官员不开仓放赈和免除赋税,看着饥民饿死也是不可思议的。建制、官吏、人民,是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础和税赋来源,是维系国脉的需要,若引起饥民造反,便皇朝不保。毛泽东的共产党就不同了,人民不是其子民,与民众个人无税赋关系,全部资产归公,剩余价值便掌握在官员手中,饿死人可以省下口粮,并不是件值得惊慌失措的事。农民的死活纯粹是一种心理压力,所以说有良心的彭德怀大跃进中忧心忡忡,而大多数党政高层人物并不放在心上,照样开会跳舞。刘少奇也无非说了句“这是将来要上史书的”,未谈及饿死人对中共政权有什么现实的损失。只要神经足够坚硬,完全可以渡过危机,甚至根本谈不上是执政者的危机。毛泽东在这方面堪称楷模,老人家在三年困难时期所写的诗词依旧豪情满怀,丝毫看不出有自责之心或心绪沉重的样子:“热风吹雨洒江天”、“中华儿女多奇志”、“芙蓉国里尽朝晖”、“无限风光在险峰”、“只缘妖雾又重来”、“犹有花枝俏”、“冻死苍蝇未足奇”、“基本吃素,饭后百步。遇事不怒,劳逸适度。”诗言志,在毛看来,大跃进的问题与成绩相比,最多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这种处变不惊又安若泰山的“伟大精神”,就是缘于全民资产归共产党所有带来的莫大好处。
   因此,不人道的公有制是没有出路的,不光是效率问题,公有制度对个体生命和人的价值的极端漠视是其走向末路的致命因素。因为政府与民众之间没有一种由税赋形成的契约关系,政府是资产所有者,又是剩余价值的分配者,民众数量多少不影响政府对社会财富的控制。1962年,新疆发生大规模逃亡事件,几十万人逃到苏联,毛泽东知道之后说:“愿意走,可以欢送嘛!”[1] 这要在封建时代是非常严重的事件,没有人民,政府便无法支持。刘备逃离新野,带着十余万百姓,后有追兵,步履艰难,仍不能离弃人民。因为有了人民才有税赋和兵源,才有统治者生存的基础,否则就是一帮失去根基的流寇。毛泽东说:“兵民是胜利之本”,也知道人民的重要性,但中国人口太多,死掉几千万显不出来,逃掉几十万也就连个眉头也不用皱一下。现在农民不用交税了,却未必一定是好事,在无税赋关系的体制下,农民对政府来说是多余的负担,权益更难得到政府关注。所以农民工进城受尽老板的压榨剥削,连最低工资都常常不能保障,政府对农民只有补贴而无税收,在劳资争端中其执政天平自然会倒向税收来源的资方。西方国家即以个人所得税为政府主要收入来源,人民用纳税方式购买政府的服务,形成理直气壮的契约关系。政府靠纳税人养活,不光靠资本家生存,劳动者是大多数,无投票权不纳税的意识也深入人心,在纳税与投票两方面的制约下,政府不为民众办事是不能被纳税人允许的。中共的经济改革放松了对对私人资本的管制,允许非国民经济关键行业的市场化,变单一公有制为国有与民营的双轨制模式。但由于中共对国家权力和民生命脉的双重垄断,使得政府的权力市场化,制造了空前的寻租机会,也制造了空前腐败的社会。
   
   一、腐败之源
   
   诚如邓小平所言:“……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2] 极权体制一定是宵小猖狂、好人走向反面的制度,最终通往无可救药的归宿。在各种社会危机中,腐败是最大的问题,中共执政以来,从未建起一个既高效又廉洁的行政系统。过去之所以比较廉洁,一是中共以打倒国民党腐败政府为号召,执政初期的革命精神尚在;二是社会财富太少,普遍缺衣少食,居民的最低生活资料都要凭票证供应。那时政治挂帅,运动不断,阶级斗争天天讲,民间又极其贫困,政府没有大规模腐败的资源,加上对领袖和革命的神化宣传,民众总以为中共比起历代政府来要廉洁得多。其实这只是一种片面宣传而成的影象,中共执政集团的腐败并不为人所知,在中国人饿肚子的年代,中央也要进口奢侈品,供高层领导享受。毛泽东爱看香港功夫片,江青用的照像器材也都是进口货。与现在朝鲜用外汇进口首饰酒类等奢侈品,供金正日的高层统治集团享受、而不顾上百万人饿死没有两样。同样是农民战争起家的西汉政权,廉洁程度比起中共早期要高得多。刘邦马上得天下,一生忙于征战,不得休息,萧何营造未央宫,刘邦见宫阙甚壮,怒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3] 秦末汉初,长安毁于战火,建造宫殿顺理成章,刘邦虽已为帝,总还有些布衣本色。与民休息是汉朝治国之策,到了文帝时,更为节俭,在位23年,没有修建宫室苑囿,还经常撤消旧有的苑囿,将土地赐与贫民。他想修个露台,听说要花费百金,道:“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立即作罢。“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4] 文帝还裁撤大部分宫女,释其归家。贞观二年,大臣上奏说,依《礼记》所言,夏季最后一个月,可以住进高楼,今宫中低下潮湿,皇帝应该建一座楼阁来居住。太宗曰:“朕有气疾,岂宜下湿?若遂来请,糜费良多。昔汉文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公卿恳请再三,太宗坚不允之。[5] 后代明君修身治国,无不以汉文帝与唐太宗为镜,节惜民生物力,毛泽东就差多了,到处在风景区建行宫别墅还嫌不够,竟然主动要求湖南的地方官给自己造别墅。中共诸侯们也从不放过享乐机会,还在延安的山沟里,就已是舞会宴请不断,美女作伴,唱戏听歌,好不快哉。一位当时在延安的苏联人弗拉基米洛夫,记述了中共高层一次宴会的精彩盛况,十分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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