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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论》问世四十年,奇书蕴含“六四”和“革命”两大预见

        《特权论》问世四十年,奇书蕴含“六四”和“革命”两大预见
        ——兼悟陈泱潮悲剧性苦心
   
     今年是《特权论》(原名《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创作四十周年。《特权论》是一本“文革”式语言写成奇书,因其“文革”式的形式,遭众多华人异议人士诟病、轻视,以致其价值远为充分发掘,这是民运界殊为可惜的现象之一。
     且莫说“文革”式的语言远非一无是处,其直截了当、酣畅淋漓、板着面孔的幽默风格,具有无可替代的战斗性,《特权论》在其“文革”式的“陈腐”中,蕴含着对“六四”大屠杀惨案极为精准深刻的预言,乃至对中国民主化系列重大问题的先见,此正是此书不朽之“奇”处:


     夏夜重读《特权论》,痛感“六四”之败因,顿晰中国民主化的正途。陈尔晋(陈泱潮)于四十年前,在1974年于云南工厂的简陋单身宿舍中写作《特权论》的时候——竟令人震惊地准确预见到十四年后的“六四”大屠杀及其根本原因。
     第七章(危机)第二节(改良主义行不通)写道:“改良主义者大多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多少有别于统治集团中的顽固派,他们感受到不变不行的压力。。。他们也承认统治机器发生了毛病,甚至可以承认是发生了大病,但是病根在哪里呢?他们要么是真摸不准,要么是真摸准了不敢触及。。。总之,他们的方法是舍本逐末,以标代本,受既得利益的局限和束缚,跳不出既得利益的圈子。。。。。。
     以上的话语提前十多年,传神入骨地刻画出当时中共政改派——以总书记赵紫阳为首的班子畏首惧尾形象。赵紫阳一伙在历史机遇来临、利在速战当头,既不敢谋划,更不敢拼搏,始终优柔寡断、无所作为、束手待毙,坐等邓小平、李鹏、陈云一伙由一度的张皇失控中缓过劲来,从容调兵遣将八九民运剿杀于血泊之中,自己也沦为阶下囚。以赵紫阳为首的中共改良派,就是“六四”运动失败的头号责任者。
     最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向来是俄国人,1989年五月,访华的戈尔巴乔夫旁观者清,一针见血地指出:学生的民主化激情完全是被赵紫阳的政治改革精神激发出来的。对“六四”失败原因,戈氏无比深刻地指出:学运就是赵紫阳的同盟,但赵紫阳却将他们看作异己!
     赵紫阳为何倒错若此?陈泱潮于十四年前在职工宿舍中就解释了:“改良主义者大多是既得利益者。。。受既得利益的局限和束缚,跳不出既得利益的圈子。。。。。。”
   
     《特权论》中关于“六四”的预见性文字,又有如:
     “他们(改良主义者)患得患失,或为官僚主义阶级的既得利益局限,或对官僚主义阶级的既得利益垂涎三尺。他们能够为了现在牺牲过去,却不敢为了将来牺牲眼前。。。“不敢作任何冒险”。他们的斗争是“毫无策略地跪着造反”!
     从这里可见:赵紫阳等人,显然属于“为官僚主义阶级的既得利益局限”的第一类人;而对“官僚主义阶级的既得利益垂涎三尺”、“不敢作任何冒险”、“毫无策略跪着造反”类,显然另有其人,这在今天已经很清楚,就是当年引导学生“守规矩”的体制内“长胡子”类,和当时拼命和工人、市民、士兵划清界限,不准“外人”参与学运,甚至组织学生纠察队将泼污毛像的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三人送进监狱的学运领导者!
     对此种跪着造反的结局,陈泱潮预言道:
     “他们既脱离了人民群众,又遭到官僚主义阶级的仇恨,处境十分危险。一到决定关头,官僚主义阶级定将他们浸入血海!”
     这简直就是“六四”大屠杀的因果和场景描写!
   
     四十年前陈泱潮在预见“六四”类的悲剧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断言:对共产党政权,改良行不通。关于中国民主化的途径,《特权论》明确地指出:唯有革命一途。
     这个伟大的预见,再次正在应验。现在已经越来越明显:邓小平路线是中共党专制的底线,突破这条底线,中共就会垮台,因此三十年来中南海对于触犯邓共当局的任何事件,迄今绝不予任何“平反”乃至让步,“六四”二十五年来,作为邓共伪政权的继承人,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历届中南海统治者,不仅没有一丝一毫的体制改进,倒行逆施反倒变本加厉一再升级,“一蟹不如一蟹”,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六四”二十五年的今天,习近平一伙钳制言论打压异见人士二十五年来空前,宣告了“平反”类改良梦幻的彻底破灭,此有力地印证了陈泱潮《特权论》的预见:中国要实现民主,唯有对“修正主义官僚特权阶级”进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
     关于革命的方式,陈泱潮指出:有“宫廷政变”和大军区起义两种方式;因为“官僚主义阶级”有旧军队体系的反扑,因此大军区起义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在《特权论》中,陈泱潮对军队起义推翻中共专制是满怀信心的,他比喻说:中南海是纸老虎,对纸老虎用不着害怕,焚毁它只需要一根火柴。
     我相信这个比喻必然应验。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就是一根火柴焚毁庞然巨怪的经典例子:武昌的新军划燃了第一根火柴后,满清这个早该入土的纸老虎庞然大物迅即腾起熊熊大火,烧成一堆历史灰烬。
   
     那么,陈老先生既然四十年前已洞见大势,为何近十多年来反而一再向中南海寡头上书,吁请改良不止?吾百思不得其解。最近读了《南明史》张煌言传,忽而得悟:
     此大概是一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性情节。文人、诗人兼南明将领张煌言,早在1645年就悟出明亡清兴的天命,仍然抗清十数载,最后于1664年金门被俘,坐而受戮,算是“求仁得仁”,“尽人事安天命”,对自己人格有个交待。
     陈泱潮虽知晓中国革命必兴、中共必亡的大势,但不忍于中国将来付出的惨重代价,加上人老心慈,故一反常态,十多年如一日忍辱负重上书历届红朝皇帝。诚乃“黄天厚土,可表此心”也!
   
   曾节明 写于2014年六月七日于初夏纽约州
          
      
(2014/06/0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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