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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中国经济面临历史巨变 (201406)

中国经济面临历史巨变 (摘录)

   卢麒元

   朱镕基新政解决了一些棘手的问题,但同时带来了另外一些更严重的问题。毫不夸张地说,朱镕基新政带来的问题,一点儿也不比解决的少。首先,中国在获得国际金融资本的同时,大规模让度了国家经济管理主权、国有资产和国民福利;其次,买办资本和官僚资本迅速膨胀,制造了社会财富分配极度不公平的结果,普通国民遭到了国内外利益集团残酷地剥夺。

   客观地说,十六大的主要工作,应该放在修正朱镕基新政带来的各种问题方面。应该将朱镕基新政中合理的东西制度化,应该将朱镕基新政中不合理的东西摈弃掉,应该将权宜性策略转变为长期策略。不幸的是,中国的政、学、商三界均无反思的道德勇气,他们太依恋朱镕基新政带来的既得利益了。十六大之后,朱镕基新政反而被固化、强化、扩大化。十六大经济决策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我国积累了天量的外汇储备,发行了天量的基础货币,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开始极度扭曲;我国的外需发展到了畸形的程度,我国的内需被压缩到了畸形的程度,国民经济结构陷入极度扭曲。此后,中国经济进入畸形发展阶段,经济效率每况愈下,经济危机步步逼近。

   任何经济政策都存在政策惯性。任何经济政策都会带来既得利益,当既得利益集团拥有政策决定权的时候,政策的改变就会变得极端困难。

   就经济史的经验而言,十六大之后经济政策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既得利益集团食髓知味之后,任何改变既定经济政策的决定都阻力重重。于是,机会主义者开始投机取巧了,他们用新经济政策去稳固既定的经济政策。十六大和十七大新经济政策的“稳固工程”,就是持续十年的房地产新政。从管理层的角度看,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他们必须吸纳严重的资本过剩和生产过剩,房地产新政几乎是“保持政策连续性”的不二选择。

   中国经济已经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了,中国经济政策必然与其他国家经济政策形成某种互动。中国在让度了一部分经济管理主权之后,中国的经济政策开始受到外部势力的操控。我们所看到的中美经济政策的完美配合,就是中国经济政策被外部操纵的最好例证。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中国在经济政策上的完美配合,或者说,没有中国提供天文数字的间接补贴,美国经济早就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当中了。事实是,美国将通货膨胀转嫁到了中国,中国动员了几乎全部国力承接了美国通胀,中国为美国提供了修复次贷危机的时间和空间。与之相对应,中国开始承受恶性通货膨胀的悲惨结果。

   当前,影响中国经济效率的核心问题是分配结构扭曲。中国分配结构扭曲包含了两个部分:首先,是国际分配结构扭曲,中国国民福利被大规模地向外进行了横向转移;其次,是国内分配结构扭曲,权力和资本强行将国民福利在内部进行了纵向转移。分配结构的极度扭曲,使得脆弱的社会再生产无法持续下去了,导致了资本不断从生产领域溢出,正常的生产流通濒于瘫痪。

   国际分配结构扭曲主要源于三个价格扭曲:

   第一,人民币价格扭曲。为了吸引国际金融资本进入中国,朱镕基新政采取了低估人民币的权宜性措施。笔者估计,人民币被低估的幅度超过人民币实际购买力的50%或以上。在人民币被严重低估的情况下,人民币硬性地与美元挂钩,形成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补贴。这种大规模的汇率补贴,形成了对外汇的虹吸现象,外资开始大规模涌入。朱镕基新政的汇率改革,有效解决了中国资本稀缺问题,但同时也转移了本应形成内需的国民福利。这就带来了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外汇储备规模失控,带来国有资产的巨大的经济风险(也存在成为政治抵押物的政治风险);二是导致内部消费严重不足,使得经济发展严重依赖投资拉动。

   第二,要素价格扭曲。为了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朱镕基新政采取了压低国内要素价格的权宜性措施,各级政府都在通过贱买资源招商引资。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中国的土地、矿产等资源的价格,都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尤为严重的是,中国不重视自然环境的保护,甚至不惜破坏自然环境以达到降低商品价格的目的。要素价格的严重扭曲,使得几乎所有“中国制造”都具有价格优势,中国产品得以迅速占领国际市场。要素价格的扭曲,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占领国际市场的技术条件,但也带来了严重后果:一是中国的有限的自然资源被野蛮地开发,国民财富大规模流失;二是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为未来的政府埋下了巨大隐患。

   第三,劳动力价格扭曲。由于中国存在极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由于中国底层国民权利意识淡薄,中国在特定时间内有压低劳动力价格的空间。中国底层国民,在承受人民币低估和要素价格低估的双重压榨之后,还直接承受了劳动价格的残酷剥削。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中国没有及时形成稳固的中产阶级,社会进一步严重分化,形成了极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内需严重不足,严重滞后了产业升级的步伐,最终拖累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其次,我们分析国内分配结构扭曲问题。

   国内分配结构扭曲源于三个太高了:

   第一,制度成本太高了。如果,按照笔者广义财政理论来分析,中国实际的制度成本远远超出了政府财政报告中的提供的资料。中国按照三色财政的逻辑(白色财政、灰色财政、黑色财政)计算,政府的总支出已经超过GDP的50%了,应该接近或达到世界税赋(指实际而非名义税赋)水平的上限了。中国政府的隐性负债水平达到甚至超过了GDP的100%,中国实际财政状况并不比希腊乐观。宏观地看,近二十年来,社会分配不断在向权力转移。制度成本极大的压缩了企业利润和劳动者收入,造成经济结构极度扭曲。事实上,中国的生产效率,被高企的制度成本打残了。

   第二,金融成本太高了。中国金融特权在2008年后极度膨胀,民企融资成本直线攀升,已经形成了举世震惊的超高融资成本。金融特权者,依靠金融特权牟取暴利(各种形式的高利贷),除了金融机构外,连大型国企的收入来源都极度依赖变相放贷的收益(可以查阅他们的年报)。金融特权极度膨胀,挤压了民企的利润空间(融资成本普遍翻两番到三番),民企的微薄利润被金融暴利蚕食殆尽。民企老板们别无选择,首先压缩科研,然后压缩规模,尽量挂靠国企,最后送给外资。

   第三,生产要素成本太高了。中国主要的生产要素全部被大型国企垄断,中国缺乏反垄断的制度安排,要素价格成为国企向民企牟利的利刃。近十年来,中国生产要素的通货膨胀要比寻常人理解的严重得多,普通民企根本无法应付连番上涨的生产要素价格。几乎所有生产要素价格都在反复上涨,而民企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调整往往严重后置,为了维持生产,他们耗尽了自己的原始积累,他们只能接受金融特权者的残酷压榨,直到榨尽最后一滴血。国企的生产要素价格垄断,本可通过《反垄断法》进行制度性的约束。但是,利益集团无意于制度建设,他们正在积极推动将国企卖掉。事实上,中国正在经历由行政垄断向资本垄断的过渡。当然,国企现象并不孤立和偶然,中国也正在经历政治权力向资本权力转换的历史过程。所谓的“顶层设计”,所谓的“深化市场化改革”,目的无非就是“两化”: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全体国民正在为一些人的无知和无耻付出历史性的代价!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国际和国内分配出现严重扭曲呢?或者,我们必须找到造成双重扭曲的深层次原因。笔者使用广义税赋的概念给出基本的解释。一般而言,政府的最核心的权力就是征税权。理论上讲,政府可以通过增加赋税来解决政府和国民面临的一切经济问题。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直接增税是非常困难的。在中国这样有社会主义传统的国家,增收税赋一向极为敏感。所以,政府机会主义者就选择了让度征税权的卑劣技巧。简单地说,政府将征税权转变成了利益集团的商品定价权。

   依照笔者广义财政理论中广义税赋理论的逻辑,前文所述的各种类型的分配扭曲,大体可以理解为不同主体(利益集团)对中国国民的非法课税行为。

   我们以香港为例。香港素来被誉为低税赋地区,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打开港人家庭的支出项目表,将税赋和类税支出项目汇总,你会惊讶的发现,港人的实际税赋水平高居世界各类型国家和地区的最前列。依照笔者的广义税赋理论计算,港人高昂的住房支出中,超越国际平均水平的部分,可以视同为类税支出,这部分支出在香港竟然占据了香港家庭支出的30%~50%。很遗憾,这部分类税支出,并没有全部被政府征收,而是被政府让度给了银行和地产商。所以,你就能理解了,香港弹丸之地,竟然出产那么多的世界级富豪,而且毫无例外是清一色的地产商。你也终于可以理解了,香港不存在产业升级的可能了,“税务局”当然没有兴趣搞创业和创新,“税务局”变着法子去搞“税赋”增收。在弹丸之地的香港,存在着三个“税务局”,除了政府的税务局,还有“金融税务局”,还有“地产税务局”。后两个“税务局”绝无社会责任,且基本不受政府和民众的约束,可以利用合法的商业手段剥夺普通民众的福利。十五年来,香港普通居民在如此恶劣的制度环境下,生活质量每况愈下。抚摸香港的经济脉络,你应该可以参透大陆的经济发展思路了。

   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分配制度残破和扭曲。未来改革的关键在于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笔者必须指出,那些跳出分配问题,片面强调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是在掩盖问题、模糊焦点、拖延时间,我们无法等到利益集团胜利大逃亡之后再开启变革(太晚了)。

   从来就没有脱离了政治的经济问题,经济问题也永远无法脱离政治。事实上,正是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被侵蚀,才会出现严重的经济问题。这双重主权是被谁侵蚀的?当然是被国际金融资本及其国内代理人侵蚀的!单纯的市场化改革能恢复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吗?市场化下的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允许国民强化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吗?完全是痴人说梦!由此,底层国民可以认清茅于轼、厉以宁、吴敬琏等主流经济学家的终极目的了,他们在构建中国金融殖民地的理论体系。国家主权丢了,人民主权丢了,还用奢谈什么民主?可悲!

   中国的所有经济问题集中于分配问题,解决分配问题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本出路。当然,解决分配问题远比“分蛋糕”复杂。无论如何,再也不能拖延解决分配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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