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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人和日本人在印度支那(1940-1945)



作者簡介

   
   千鶴難波 ( Chizuru Namba ) 女士目前系日本東京慶應義塾大学( l’Université Keio, Tokyo )研究員。由巴黎卡塔拉出版社( édition Karthala )2012年出版《 法國人和日本人在印度支那,1940-1945:殖民、宣傳和文化爭奪 》( Français et Japonais en Indochine, 1940-1945 : Colonisation, propagande et rivalité culturelle )一書是作者於2006年法國里昂第二光明大學( l’Université Lumière Lyon 2 )所完成的史學博士論文。
   

   本文介紹並節錄該書序言和結語部分。
   
   
   法國人和日本人在印度支那(1940-1945)

   著作封面
   
   
   

序言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屬印度支那的三大群民族( 另也有中國人和其他少數族裔,但不屬此文論述範圍 )居住:原住民越南人、高棉人和寮人; 殖民統治已有八十年的法國人和二戰開始後新出現的日本人。 在此況下印度支那的特徵值得分析:這三群組民族的狀況、其微妙互動之三角關係以及如何形成這複雜關係的因素和環境。
   
   此外,那時的印度支那具有另兩種特徵: 一、在日本的允許下,短期的但仍存在於東南亞惟一的西方殖民地。在其他地方,日本早已使用武力取代西方殖民者並設立軍人政府。 二、這個殖民地與宗主國的維希( Vichy )政府維持比較長的關係,至1945年三月為止,而諸其他法國殖民地在1943年上半年已站在戴高樂的一邊。 法、日同時在印度支那出現之時,在法國本土的反戰已變為一場民族解放運動,而日本則極力散播大東亞共榮圈的意識。
   
   
   在本書中,我們重述印度支那從1940年至1945年期間法日關係與原住民之間的“ 文化歷史 ”。 我們所說的“ 文化 ”,並非是狹義的法國和日本在印度支那所推行的政治文化,而是較廣義的, 包括價值、語言、行為、內在互動和表達方式等。 我們審視具體的人文環境,以便指出法、日在印度支那的關係之走向。我們將詳細研究法、日之間,包括在日常生活、意識形態、宣傳和政治文化上的競爭,而且還觀察各群組民族內在互動的反應而不是其各自獨立的行動。本書解釋以下的主要問題 : 面對一個“ 堅固的亞洲 ”的威脅,法國人作出如何的反應? 面對法國人以“ 文明使命 ”和已有八十年的殖民地,日本人的行為又是如何? 這種法日雙重的狀況所導致的影響和重要性又如何? 在敵對競爭之下,法、日政權的殖民政策又如何? 最終,這種雙重場面對印度支那歷史起了何等決定性因素的程度?
   
   
   印度支那的歷史,尤其是越南在二次大戰期間的歷史,已有不少歷史學者論述,因為1945年被視為越南現代史的重要年份:千年的王朝統治,法國八十年的殖民地和日本五年的佔領皆同時在1945年結束。諸多的著作涉及共產主義革命運動( 主要談及越盟 ),從八月革命的初始至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成立。
   
   最近,一些歷史學者對越南共產黨人的對手、其他民族主義者的活動加以研究。 他們不取得政權,但其歷史角色亦甚為重要。 這些研究使人們更加理解這個動盪時期的複雜性, 是諸個因素導致印度支那的獨立。
   
   不少的研究也關注日本人在印度支那的出現,但作者多注重於軍事、外交和經濟方面上。 無疑,我們可看到日本人通過軍事和經濟道路進入印度支那的足跡,然而,這些研究缺乏來自日本的資料:在日本戰敗後,日本發動戰爭和佔領亞洲國家的資料大部分有系統和盡快被毀滅。
   
   越南民族主義者和日本人的接觸很久以來成為歷史學者的研究對象之一。 大部分的研究來自見證人的論述,越、日人的自傳和回憶錄,但也有來自法國的資料。一般而言,以前的研究者並不盡量利用法國已有的豐富資料。 1980年代,Kiyoko Kurusu Nitz 對曾在印度支那擔任職務的諸位日本軍事、外交和民政人士作訪。 這些人大部分今已作古。
   
   Kiyoko Kurusu Nitz的著作十分重要,因為它以戰爭中的國際關係角度下觀察印度支那和日本之間在外交和軍事上的關係。然而,作者極關注兩國的“合作 ”關係,正如書的副題以“ 法日合作之研究 ”( Recherche sur la collaboration franco-japonaise )所示之含義。“ 合作 ”是日法關係的一種方式,但最重要的是,作者作多層次的分析,使讀者明白到這種關係的複雜現象和諸因素所導致的功能。
   
   由此,研究日本人在印度支那的文化活動不多,但以此同一主題對東南亞其他國家的研究卻甚多。最近,一些學者的研究涉及日本人在印度支那的油畫展和文化人之間交流的活動。通過這些研究,我們看到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日本人在軍事和經濟的角度上視印度支那極為重要。 對日本在印度支那的文化政策和尤其是在大東亞共榮圈裡日本在印度支那的位置的分析是必要的。
   
   在法國殖民地歷史中, 對維希時期的研究不多。 即使自1970年起,歷史學者極力開展研究,但他們忽視了殖民時代帝國的重要性和低估了維希政府殖民政策在去殖民化過程中的角色。然而,自1990年起,諸歷史學者開始對維希的殖民政府政策有所研究,並指出其重要性。
   
   極少的學者關注維希時期法屬印度支那的歷史, 就算是有也只探討外交領域。 最近,一些學者評估維希政府政策對印度支那殖民社會的影響。 艾力-珍靈斯( Eric Jennings )撰寫的《 維希時期的熱帶國家 》( Vichy sous les tropiques )探究從1940年至1944年維希的意識形態在印度支那社會的接受和轉變狀況。作者為印度支那殖民歷史研究開闢了一條新的路向,指出人們甚少談及日本方面和日本對法國殖民政府政策的影響。其實,珍靈斯把日本的影響置於法國民族革命對印度支那的影響之前,並指出維希政府曾加強其殖民政策的統治。他也批評太多的研究只注重日本佔領一事。我們認為,客觀的說,理應以探討在與日本合作的背景下,維希的意識形態多於只涉及法國這單方面。
   
   珍靈斯也談及由殖民政府引進印度支那青年運動的影響。另一名作者安妮-拉范( Anne Raffin )指出這些青年運動的發展受到維希意識形態的影響,但只接納若干對當地適應的價值。
   
   
   我們的研究涉及法日之間的關係以及在文化上其內在互動對原住民的影響, 時而它是激動高漲的,時而又十分平靜。關於法國人在軍事上對日本的低調反抗,我們認為,在文化角度上觀察,法、日在緊張又微妙的處理方法皆亦為對原住民加強其影響力的行為。
   
   第一章論及日本和印度支那的關係,以及日本人從1940年至45年間的出現。首先我們探討二十世紀初的東遊運動。 其實,那是日本人和越南民族主義者的首次相遇,同時法、日的首次“ 合作 ”也是為各自的區域利益而已。 這次合作也是日本與印度支那三十年後接觸的前奏曲。
   
   第二和第三章分析日常的景象:法國人在印度支那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狀況。宗主國如何的失敗,孤立的印度支那的演變,越南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日本人對法國人在印度支那的日常生活和意識上的“ 融入 ”。日本駐軍印度支那,無疑是導致法、日之間的接觸,我們將觀察他們為各自應付原住民時是如何合作,以及其合作如何對當地人的影響。
   
   第四、五章內探討法、日在印度支那的文化政策,以及每個政策又如何影響和造成法、日的反應。 我們分析法、日的宣傳手法和各自的被牽制。我們將析剖由於法國與印度支那的緊張關係和加強殖民統治的偏見所造成的法國文化政策。
   
   最終,在第六章裡,我們探討日本在印度支那文化活動的發展。 這個地域是法國殖民地,日本的活動始終是有限制的,因它常遭受法國文化的規範。 不過,我們也觀察日本文化活動在某方面上有所發展,以及其活動對原住民和法國人的影響。
   
   
   

結語

   
   
   遠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接觸,日本人與越南民族主義者早在二十世紀初的東遊運動中已有交流。顧名思義的東遊就是指在日本,主要是在(日本)東京的活動。 初始,運動由潘佩珠領導,並獲得日本人支持,日本政府則不干涉。然而,1907年,法、日政府協商後,鑑於法方要求,日本下令解散運動。 在面對法殖民者時,日本不但不為亞洲人作保護,但為實現領土擴張野心,與西方國家妥協和合作,還扮演侵略亞洲國家的敵人。 日、法的合作關係也是為其帝國主義目標的利益,此也是後來三十年之事件所發展的前奏。
   
   與此其間,日本加劇擴張,日、法“ 合作 ”開始推行; 1925年兩國簽署秘密協議。日本為印度支那殖民政府提供疆柢( Cường Để ;全名稱為畿外侯彊柢 [ Kỳ Ngoại Hầu Cường Để ]; 1882年-1951年;原名阮福單 [ Nguyễn Phúc Đan ],阮朝開國皇帝嘉隆王之第六代孫。二十世紀初越南反法、爭取獨立的活動家。 本文加注 )親王的訊息,他曾被日本驅逐出境,但又獲再次入境而不再被逐。 法國為日本提供朝鮮人在上海法租界反日活動的行踪。有跡象顯示是法國要求這份“ 交易 ”,因為當時在印度支那的反法和亞洲的反殖民主義的運動高漲。日本利用越南民族主義者在日本的活動加深其在亞洲的影響。由此,疆柢是日對法討價還價的籌碼,最終使日本推銷實行從西方殖民者手裡“ 解放亞洲人民 ”的目標。
   
   
   東遊運動三十年後,日本對亞洲領土的野心大大擴展,進入了與西方強國衝突的年代。為實現其野心和帝國主義政策,日本從此扮演亞洲“ 保護者 ”和“ 領袖 ”的角色,推行“ 大東亞共榮圈 ”計劃。然而,日本對越南民族主義者的態度顯得不夠真誠和堅決,因為其改變受限於太平洋戰爭的進展。由此,在涼山事件中,越南民族主義者的復國軍,初起獲日本援助反抗法國,但後來又很快被日本背叛而放棄。在這個意識矛盾中,日本選擇讓法國人繼續統治印度支那,因為親德的維希政府和日本希望把印度支那造成東南亞的一個平穩的軍事基地。法國無能力反對日本,法國軍隊的低能在涼山事件中顯露無遺。 從此,日本漸漸踏足於印度支那的土地上,首先,為“ 調整中日戰爭 ”,日軍進駐東京地區,後再進入南越,目標是從西方人手中奪取東南亞其他地區的殖民地。
   
   
   日本當局高度意識到與法國人同時存在在印度支那政策的矛盾,由此也遭到國內反對派的指責。 但是,日本選擇與法國人“ 合作 ”,最優先的目的是為了實行太平洋戰爭。印度支那是戰爭的後備基地, 可提供軍事物資,日軍在亞洲的中途港。 法國則期望保留印度支那的主權為至關重要,因此也接受日本在其殖民地上駐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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