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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狮子的呻吟-罗桑扎西(17)

Chapter 21 自由的代价
   在1959年3月某个星期五傍晚,我正在我位于纽约市公寓的小厨房,依照传统的西藏食谱煮一锅汤的同时,恰好听到新闻广播中播报员正在报导西藏已发生了暴乱。当时我忘了要将汤做好之事,迫切听着播报员那平静徐缓的声音叙说在拉萨所发生的暴动。有一大群人已经将夏宫(Summer Palace)围住,中国共产党将达赖喇嘛抓走;另有一群人,主要是妇女,已逃进印度大使馆,要求他们帮助达赖喇嘛。我站在那儿,心里头却是一片纷乱。好多年来我所最惧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过去数周,我早已知道西藏的情形已经到了紧要的关头。中国共产党要达赖喇嘛到北京,但是西藏国会(Tibetan National Assembly)拒绝这项要求。中国共产党现在是不是要绑架西藏传统的统治者暨西藏佛教的精神领袖?
   
   我打电话给在华盛顿的罗桑桑天,他也因这个消息而心乱如麻,他承诺在当晚立即赶到纽约。随后我打电话给其它一些朋友,但我几乎不知该如何响应他们安慰的话。其中有些人邀请我与他们共度该晚,但我婉拒,我情愿独处,并坐在收音机旁,以免错失任何一则消息。差不多是午夜的时候,报童开始在街头叫卖新闻号外;于是我立刻冲到外面,买了每一份我所能买得到的各种报纸,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消息。
   

   现在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我亲戚们的生命正处于极度危险的状况中,他们是否能够逃得出来?就我所知,达赖喇嘛年轻有活力,而且健康情形良好,他应可以对付任何旅途的劳累;然而在另一方面,很清楚的,中国人一定布下天罗地网以防止他的逃脱。他仍然自由吗?我的母亲已经有60多岁了,而天津秋结正在哲蚌寺(Drepung)读书,仍然是个小孩子。最重要的是,我深深被这些最令人不愉快的「想象」烦得整晚没睡。
   
   罗桑桑天终于来了,我们尽自己之所能来安慰对方,但我想我们仅是将某些特别的恐惧传给对方而已。隔日上午我们在World Church Service的办公室焦急地等着其工作人员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同样地得到鼓励的话以及要我们耐心的忠告;我们也被问及有关西藏情形的一些详细资料,尤其是拉萨的地形景观,以便于新闻报导用。
   
   有好几天我们都是在希望与恐惧之间度过,但是比这种折磨人的不确定性还要更糟的是无助感-没有能力做些事以影响事件的发展。Dondrub Gyantsen向他工作的航空公司请假以便于到纽约来与我会合,西藏官员 Shakapa 的儿子也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轮流收听无线电广播。很不幸地,消息稀稀落落、含糊,有时甚至还互相矛盾,我们无法确定是否达赖喇嘛已逃出。据报导中国人已经动用空降部队,但是,是在那里?为了什么?是不是我们的弟兄已逃到山区,他们在后追赶?有一则来自中国的报导,宣称达赖喇嘛被他自己的人民抓住。当然,这从表面来看即知是十分荒唐的胡扯,因为没有任何西藏人民会动达赖喇嘛的一根汗毛。另外的报导宣称达赖喇嘛骑马逃走,但从马鞍上摔下,受伤严重。这是意味着他无法继续逃亡吗?还是整个报导都是假的?但是,重大消息终于来到,而且中国方面亦如此报导,达赖喇嘛已经成功的越过边境进入印度境内。然而,如果那是真的,为何印度的电台在此时刻怎么会是如此地安静?
   
   有一天早上,当我到一家广播电台准备接受访问时,有一个可靠的报导进来,指称达赖喇嘛及其家人与95个随行的西藏人民安全的在印度的国土上。带着这个重大消息,我怀着极其喜乐的心匆忙赶回家里,我们草拟了一份恭贺的电报,并同时承诺我们将尽速赶往印度去看他们,我们请Gyalo Dondrub帮忙送出这份电报。然而,事实上我们要同行并不是那么容易,到最后我得独自前往。五月底我抵达东京,立即与当地筹组支持西藏的国际性组织的人士连络上。日本佛教会(The Japanese Buddhists)是第一个要求协助西藏及西藏独立的组织,他们并组织了西藏研讨会(Tibet Convention)。
   
   数天之后,Gyalo Dondrub 在新德里(New Delhi)机场与我会合,然后我们立即搭乘汽车前往莫梭瑞(Mossoorie),我们在清晨三点钟到达那里,但却发现我们无法进城去,因为印度当局已设立了路障以避免发生意外事端。在那时候,警卫对来人的限制十分严格,即使已尽我们所能,我们仍然只有在那儿气得踢车胎的份。约莫四小时之后,我们终于获准进去。一进了城,我们直奔Savoy Hotel,我们被告知就在当天(以及每一个星期四)达赖喇嘛将主持谒见礼接见大家。
   
   在前往达赖喇嘛在莫梭瑞暂时的住所柏拉屋(Birla House)途中,我们追上了许多朝圣者,他们都穿着了他们最好的衣服往谒见礼会场前进。我们愈接近柏拉屋,人群愈来愈多,直到最后,人群太密集了,使得我们不得不下车步行前进。在柏拉屋的庭院我们遇见了天津秋结,他兴奋地跑过来,温暖地拥抱着我们,随后他陪着我们入内。达赖喇嘛已在楼梯等待着我们,以便直接带我们进入他私人的寓所。在我一如往常平伏在他面前以呈献祈福巾(kata)之际(我一直都很习惯如此做的),他用手势告知在此地不必如此。他无言地指着一个有释迦牟尼佛(Buddha Shakyamuni)图像的刺绣丝画唐卡(thanka),我深受感动地将我的祈福巾放在上面。从现在起,达赖喇嘛视他自己为他那受压迫的人民中第一个逃亡者而已。
   
   我们坐下,奶油茶被奉上,我的兄弟开始告诉我们关于他逃亡的事。中国方面一个违反协议书内容且高度可疑的要求引起了这个暴动,达赖喇嘛被要求单独一人,不能有随从侍卫并尽量不引人注意地到中国军方总部去。内阁的阁员强烈地建议达赖喇嘛不要前去,于是他留在诺布尔卡(Norbu Lingka)。年轻的天津秋结正在哲蚌寺读书,也接获了类似的邀请,这个少年人被告知他将与他的哥哥会面,所以他立即由哲蚌寺出发。很幸运地,在数小时徒然的等待之后,他们释放了他,于是他就回到他母亲的房子去。
   
   这项对达赖喇嘛违反常理之邀请的消息,像野火般的传遍了整座城,一下子,数千个既焦虑又愤怒的人民聚集围绕夏宫诺布尔卡,群众们克服了焦虑,全力阻止达赖喇嘛离开了像要塞般的保护墙。就在那时候,达赖喇嘛已派人将我的母亲及天津秋结接来,与他在诺布尔卡相聚。他们设法在中国人封闭所有的通道口之前完成此事。在群众拒绝散开并持续耐心地等待时,中国人开火了。我的亲戚们假扮成仆人从边门逃出,沿着一条通向奇楚河(Kyichu)的小路前进,在这个深具冒险性的逃亡之后,他们终于安全地抵达印度边境。
   
   我很乐意想多知道一些,但是预定接见群众的时间已到,仪式大臣(High Chamberlain)进来请达赖喇嘛本人到集合在房子前面的群众前现身,于是我们便分开。我到母亲的房间去,她站在窗户旁边,看着在底下对她的儿子达赖喇嘛献上尊崇的群众。我静静地走到她的身旁,她牵起我的手。望着在群众头顶上方那美丽的大地,我眺望远方喜马拉雅山那覆盖着白雪的山顶,在那之后即是我那不幸的国家。我的母亲打破了沉寂:「Jigmela,」她低声的说着,好多年来这是她第一次用我小时候的名字。「Jigmela,从现在开始,我们同样都是难民。」我领着她回到房间,坐在她的身旁,要找到想说的安慰话实在不易。是的,当然我们现在都安全,而且可以仰赖某些有限的援助,但是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国家。我们宗教上及生活方式上的敌人在那里占有优势,而且他们意图摧毁每一项我们所珍视的东西。我们的人民被迫着向施压者弯腰,那些拒绝低头者,不是失去了他们的生命,即是被强迫劳动,有多少我的朋友已经身陷于如此残酷的命运里面。在他之中,有很多人被杀害,有多人失踪后从此失去音讯,而那些少数我们在过去数月还有消息的人,则是生活在极度贫困、危难和可怕的情况之中。例如,我那年长备受尊崇的老师Minyag Rinpoche与其它很多人被带去敲凿石头,以便帮助压迫者兴建新的道路。
   
   不久之后,我再一次的接到我弟弟的电话,他很高兴地听到我将要以组织对西藏难民的援助团体,作为我的职志。他问我详细的情形,以及已有多少物资被送来,以减轻这些不幸人民的忧伤。听完我的报告之后,他对分散于全球各地,出面帮助我们的所有不知名人士,表达了诚挚的谢意。
   
   在接下来数周,在达赖喇嘛的指派下,我访问了位于印度北部的难民营。数千位我们的国人在那儿正被照料着。当我回去之后,我做了详细的报告,然后我们计算出进一步的需求数量,以寻求援助。在达赖喇嘛正式授权下,我现在继续从事我已经开始做的工作,并请求全世界能够提供我们持续的支持,这景况是迫切的。非常不幸的,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推测难民潮将会增加,而且,特别地是,我们很怕印度政府会因此而陷入政治的困境中。
   
   所以,我再一次展开我的旅程,但是这一次与我最亲近与最亲爱的人之分离,并没有让我感到特别地痛苦,因为我知道他们都安全,而且我很快地就会再看到他们。当我搭乘的飞机振翅往西飞去时,我回头注视着喜马拉雅山的山顶许久,那是我所失去的国家──西藏,神之宝座。
   
   雪域境外流浪记
   
   约翰 艾夫唐(美)著
   
   目录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沦陷之前 1933年–1950年
   ·第二章 占领 (1950—1959)
   
   第二部分
   ·第三章 雪域境外的流亡生活 1959-1960
   ·第四章 重新建设 1960年-1974年
   ·第五章 为西藏而斗争 1959年-1984年
   
   第三部分
   ·第六章 藏医–治疗科学 1960年–1974年
   ·第七章 跟随达赖喇嘛朝佛
   ·第八章 护法之轮
   
   第四部分
   ·第九章 奴役的西藏 1959年–1965年
   ·第十章 漫长的黑夜 1966年-1977年
   
   第五部分
   ·第十一章 参观团的西藏之行 1977年-1984年
   ·后记
   
   第一章 沦陷之前 1933年–1950年
   
   1932年8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凭窗凝视夏宫(罗布尔卡,意即宝贝园林)园内,开始写下了他留给西藏人民的遗嘱。他警告,「就是在这里—-西藏的心脏,宗教和政府可能会受到内外夹击。如果我们不能保卫自己的国家,情如父子的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以及其它所有受人敬重的活佛就可能销声匿迹,落到无人知晓的地步;僧侣会遭到摧残,寺院会遭到毁坏;佛法统治遭到削弱;政府官员的土地和财产遭到没收,这些官员将被迫服侍敌人,或像乞丐一样飘流四方。众生万物都将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苦难的日日夜夜就会没完没了,令人难熬。」虽然达赖喇嘛并没有明说,究竟是谁将给这个国家带来如此深重的灾难,但他的意思却十分清楚:西藏在与世隔绝、平安无事地生存了二千一百年之后,现在灾难已经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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