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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铸老婆谈早期中共成员的男女关系

在女革命者的回忆录很少的情况下,曾志的《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一书值得细读。
   
      一、性解放?
   
      中国革命首先是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但由于社会革命的对象之一是包括“三从四德”在内的传统伦理,由于共产党在革命动员中以“解放”、“自由”为口号,因此对于参加革命的青年男女来说,革命也包含着婚姻自由、一定程度上还有性自由的意义。曾志记得:

   
      当时郴州有一批热血青年投身革命,……这些男女学生白天走上街头巷尾或深入农村,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晚上回来却又是又唱又闹,疯疯癫癫的。夜间男女也不分,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深更半夜还吵吵闹闹的。……他们以为现在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男女也可以不分了。(上页51─52)
   
      革命意欲颠覆原有的社会控制体系,革命青年尤其感到原有的道德系统对人性欲望的约束力,他们理所当然地把性自由当作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岂止是知识青年,在闽西,少年先锋队在反封建、反旧礼教,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方面作了大量宣传工作,“ 一些深受主人欺辱、受公婆虐待的丫头、童养媳,经过少年先锋队的宣传教育,纷纷起来反抗,投身革命。”(上页95)后来成为党的领袖人物之一的王稼祥,1925年由父母包办与一个没有文化的女子结了婚后,革命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想恋爱的幸福,不去组织家庭,只把我的全力,置之社会革命。唉!革命是我的央寄托了。”(1)
   
      一些青年最初是冲着婚姻自由而参加革命的的。胡也频在小说《同居》中这样描写婚姻自由(包括性自由)的吸引力:“ 妇女们更快乐更活泼得利害。她们从前都没有出息地关在贫苦的家庭里弄饭,洗衣,养小孩,喂猪,像犯人关在监狱里一样,看不见她们自己的光明,现在她们好象是在天上飞的鸟儿了。她们的生活自由了,没有压迫没有负担。并且不害怕丈夫了。她们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和男子们结识。她们还可以自由地和一个‘同志’跑到县苏维埃去签字,便合适地同居起来。”(2)
   
      1937、1938年,受斯诺《西行漫记》和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的影响,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怀着对中共和新生活的憧憬奔向延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一度在延安盛行,男女交往相当随意,十月革命后苏俄柯伦泰夫人的“杯水主义”很有市场,一些历尽艰辛的老干部率先“与传统作彻底决裂”,“打游击”和“革命的恋爱”成为新生活的标志。
   
      但中国革命许诺的只是婚姻自由而不是性自由、性解放,严酷而艰苦的革命最需要的是禁欲主义。最典型的是潘汉年,为了一心从事革命,他在苏联做了绝育手术。革命行为是超道德、反道德的,但革命队伍也需要由外向内灌输的“ 道德”,它要求改造人性,灭绝人性,要求无条件的牺牲、奉献。从国民革命时期章太炎的“道德无我”论到共产革命时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在取消个人权利以服从整体目标的意义上,革命道德与传统道德有相合之处。所以无论中国革命怎样提倡道德革命、文化思想革命,但本质上仍然只是政治革命、夺权斗争,革命者在文化观念、人生观念上仍受传统的隐形控制。即使在政权到手、毛泽东仍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时,他也只是在1958年设想过废除家庭,直到天翻地覆的文革,他也从未提出过性解放的理想。
   
      所以,一旦进入革命的体制化阶段,性自由就被坚决地否定。在得知郴州青年的行为后,湘南特委特派员何舍鹅大发脾气:
   
      “这还了得?晚上男男女女都搂在一块睡,男女都不分了,……这些人也是反革命,破坏我们的革命道德。如果发现谁再这样,就枪毙,就杀头!”(上页52)
   
      同样,“杯水主义”在延安也只是流行了一小段时期。1939年后,革命的差序等级制度开始建立并严格执行,此后流行的是以干部级别为基础的由领导介绍批准的婚姻制度。
   
      二、革命生涯常分手
   
      中国革命没有性解放的承诺,但革命者的婚姻确实是比较自由的,这不只是因为革命的目标包含了婚姻自由,也因为革命使革命者处于一种非常规的生存状态中:只有革命同志,没有世俗牵扯;只要上级批准,无需法律约束。以革命需要为原则,男女关系相对单纯。
   
      曾志的革命生涯有过三次婚姻:
   
      1927年4月,与夏明震结婚,1928年3月夏明震牺牲;
   
      1928年4月,与蔡协民结婚,1932年10月,蔡协民和曾志挨批,蔡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曾志到陶铸任中心市委书记的福州去,“临分别前,我提出了就此分手的想法,我们的夫妻关系实际上到此结束了。”(上页145)
   
      1933年初,曾志与陶铸由“假夫妻”而真夫妻。
   
      第一次婚姻是不自觉的。“我觉得这人太豪情奔放,锋芒毕露,所以印象不是很好。”(上页29)一天夜里,夏明震工作后没有走,和衣躺在曾志床边,第二天早上有人拿她开玩笑,人言可畏之际,夏一句“我是真心爱你的”,曾志“心一软”。工作关系促成了第一次婚姻。
   
      第二次已有恋爱的成分。“ 当时,蔡协民调到郴州任第七师党代表,我调到师党委办公室工作后,我们朝夕相处,产生了感情。”(上页65)但后来发现,蔡的感情非常脆弱,“有时甚至像个小男孩,难过得流泪。”(上页103)所以“虽说蔡协民对我确实很不错,可我对他的感情并不是很深。”(上页151)女革命者要的是性格钢强的男子汉。
   
      这就是陶铸对曾志的吸引力。“ 自从与陶铸相处后,他对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同样我也乐于同他相处,心里总是挂念着他。……而过去蔡协民外出时,我就没有这种揪心的挂念。”(上页151)但陶在与蔡协民相反的方向上也是极端,“从延安出来后,我正式向组织上打了离婚报告,我忍受不了他的大男子主义。陶铸表示尊重我的选择。因日本投降后,时局突然发生变化,也就顾不上再扯这些个人的事了。”(下页398)革命形势稳定了曾与陶的婚姻。
   
      无论与谁结婚,无论有没有感情,曾志都没有把自己和谁终生绑在一起。这首先是基于革命者的使命。与蔡协民结婚时,“ 虽说夏明震刚牺牲不久,我也因此感到不安,但当时认为,革命者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夫妻关系也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了。哪还讲什么”三从四德“。对于一个共产党员,头脑中不该有什么旧的观念作怪,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上页65)1932年,蔡协民受到批判,政治生命实际上已经结束,婚姻当然也就不可能再维持,何况曾志对他本来已有不满。党内很多高级干部的政治生涯出现逆转时,组织上都会劝说他的妻子与之离婚。在党的铁笼中,一个得不到组织信任的人,严格地说是不配有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
   
      另外一个原因是,伴随革命而来的牺牲、分离使两个人不能长相守。在闽东时曾志并未想和陶铸分手,但陶铸被判了无期徒刑。“ 而那时我才23岁,我是共产党员、职业革命者,为革命随时都要作出牺牲;同时也早将‘三从四德’、贞节牌坊那种封建的东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对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权利作出选择。”(上页208)为此而和任铁锋、叶飞交往密切。但她过于充分地使用了自由的权利,以至于闽东特委认为:“曾志作为党特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在恋爱问题上,以一种极不负严肃的态度。同时与党内两个负责同志要好,影响党内几个负责同志之间的团结,影响了工作。”(上页209)革命者的婚姻只是口头承诺、组织批准和事实存在,既没有法律约束更不保证天长地久。闽东特委不是批评曾志没有为陶铸“守节”,她有权利在陶铸尚存的情况下另行恋爱,只是不能同时与两人恋爱。因此决定撤销曾志福霞县委书记的职务、留党察看四个月的处分。曾志本人也“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上页209)如果不是闽东特委的处分,曾志和陶的婚姻早就结束了。不过,曾志认为,特委批评的实际原因是由于曾与任、叶密切的关系使特委其他领导感到有被架空的危险。可以设想,如果曾志同时恋爱的不是党内两个负责同志,特委也是可以允许的。
   
      “三从四德”是革命要破除的观念之一,当然不能进入曾志的婚姻观念,没有这种旧的约束,维系革命者婚姻的纽带就是政治需要、组织安排。这对传统的婚姻观念确是一次革命,但由于这一外在约束一般也不考虑双方的感情基础,除非有一方的政治生命发生问题,否则离婚也是很困难的,这种新的婚姻约束机制与传统的伦理约束又有相同之处。
   
      三、农民的“革命性”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为农民革命唱了一曲嘹亮的赞歌,对农民的颂扬成为中国革命史的主旋律。但很少有人知道,在1928年的湘南,农民曾以暴力反对共产革命。
   
      湘南暴动后,国民党军队向郴州的红色政权进攻,湖南省委特派员席克斯、湘南特委特派员何舍鹅提出了一个坚壁清野的“ 焦土政策”,即把从宜章到耒阳一线四百多里长的公路两侧各五里内的城镇及农村的人和财物一律撤至偏远的农村,然后把搬空的房子烧掉,片瓦不留,使来犯之敌难以生存。支持革命的农民原想从革命中得到好处的,现在革命要掉他们的房子,于是农民拿着此前用来和反革命斗争的枪、梭镖和大刀来和中共斗争了。他们的理由很简单:“谁烧我们的房子,我们就反对谁,打倒谁!”(上页55)1928年3月中旬,本来是要动员群众掉房子的大会上,农民们用梭标扎死、用泥土活埋了一些党员,手段是残忍的:
   
      夏明震面朝苍天,躺在那里,脸是青紫的,眼睛闭着,两只手还紧握着,衣服被撕开,胸前被刺了三、四刀,肩上、肚子上、脚上都有伤,大概被砍了几十刀,两腿伸直,一只脚光着。
   
      特别是那个妇联主任,赤身裸体躺在那里。两个乳房被割掉了,肚子上被挖了个碗口大的洞,肠子暴露着,外阴也被挖掉了。
   
      最惨的是两三百名少先队员,都是些十二岁至十六岁的孩子们。反叛的农民来了他们就往山上跑,反叛的农民哄骗说:“你们下来,就不杀你们。”
   
      天真的孩子们相信了他们的鬼话,一下山就被包围了。毫无人性的叛乱分子竞对手无寸铁的孩子们大开杀戒,好几十个少先队员最后惨死在血泊之中,尸体被丢在山沟里。(上页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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