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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明:约法八章的骗局--中国的卡廷惨案

彭小明:约法八章的骗局--中国的卡廷惨案
   
   [文报论坛]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诺贝尔奖获得者、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的卷头语

   
   1949年4月毛泽东以他和朱德两人的名义向全国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3日解放军攻陷南京。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土崩瓦解。25日,毛泽东再次以他和朱德名义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又名《约法八章》(《毛泽东选集》1459页),通过共产党的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并在各地城乡街头张贴散发,成为敦促国民党军政人员放下武器,安抚各地居民和外国侨民的重要文告。文告当时的作用是积极的。战况表明,大局已定,国民党一败涂地,大批耳闻目睹《约法八章》的国民党党政军各级人员审时度势,放下武器,不再作无谓牺牲,保存了自身和家属的性命,也减少了解放军的伤亡。此后的战事除了上海战役双方皆有较大的伤亡以外,其余的南方战斗再没有发生中国大陆史书所指称的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那样惨烈的大规模战役,使南部中国的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财物损失稍少。
   
   约法八章说了些什么
   
   2000多年前秦末乱世,刘邦的军队进入关中京畿地区,宣布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抵罪”。以安定民心,减少社会动乱。解放军占领前首都南京,即将攻陷最大的都会上海,也发布约法八章,以安民心:1,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严惩反革命破坏;2,保护工商业继续生产;3,没收官僚资本,凡愿意继续服务者准予量材录用;4,保护医院、学校、体育等文化设施和公益事业;5,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员警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责成上述人员各安职守,服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如有乘机破坏,偷盗,舞弊,携带公款、公物、档案潜逃,或拒不交代者,则须予以惩办。6,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凡自动投诚报到,并将所有武器交出者,概不追究。其有抗不报到,或隐藏武器者,即予逮捕查究。窝藏不报者,须受相当的处分。7,暂缓农村土改,城市的土地房屋,不能和农村土地问题一样处理。8,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反革命罪和历史反革命
   
   解放军进城立刻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着就是镇压反革命(镇反)。什么是反革命,历代刑律皆无此项罪名,西方法系也不载此项罪名。纯属苏俄十月革命的产物。按列宁《国家与革命》的逻辑,“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他们发明了这个严重的罪名,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符合法律的标准。国共两党接纳了这个宝物。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制定了“惩治反革命办法”,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瑞金)也有过“惩治反革命条例”。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了这个名目,从富田肃反到延安整风,然后到建立全国政权,不断动用这个罪名打击内外异己人士。1949年以后,反革命罪又逐渐分化为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现行,就是当下犯罪,是抵抗共产党政权罪;而所谓历史反革命罪,更是各国刑法所不载,国际法学所不容。1997年中国也宣布废除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罪。实际上历史反革命罪是用来惩治中国历届前政权,主要是国民党政权,以及汪伪政权、军阀政权和满清政权军政人员的罪名。历史反革命也成为20世纪现代中国历史上人数最庞大的囚徒群体,估计可能近千万人左右。
   
   背信弃义
   
   1950年镇压反革命和1955年肃清反革命是两次针对政治敌人的清剿。每个政权上台都会立刻清剿社会上的反抗残余。但是镇反和肃反不仅清剿了确有反抗行为的反抗分子,而且持续惩治早已放下武器没有任何反抗的前军政人员,甚至起义投诚及有功人员。历史反革命的概念,是不论有无现行刑事罪行,凡是在前政权有过一定党政军职务的人员全部追究。1967年公开张贴的《关于文化大革命中公安工作的规定》(俗称公安六条)虽然是文革时期的文件,完全披露了文革前17 年内部掌握的政策条款,即“反革命”的标准。其中除了现行罪犯以外,对于敌伪的反动党团骨干(国民党、三青团区分部委员以上)、政(保长以上)、军(连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以上)和特(特务人员),虽无刑事犯罪行为,一律按历史反革命处理。这是世界上罕见的严刑峻法。
   
   德日法西斯政权崩溃以后,举行了纽伦堡和东京两次“世纪大审判”,对首恶的战争罪犯戈倍尔、里宾特洛甫、东条英机等判处了极刑。可是对于一般前军政人员并没有全面的追究,在西德,他们被登记在案,强制参加“去纳粹化”学习班,除非有人提出刑事指控,才能审判,依刑法定罪。两德统一后,联邦德国对待前共产党干部更加缓和而人道。1991年德国统一,昂纳克因患癌症被免予起诉,克伦茨因政治局柏林墙枪杀令被判处6年半徒刑,沙波夫斯基等另两名前共产党政治局领导人3年徒刑,两名边防军人直接开枪射杀翻越柏林墙的青年,被判处两年半徒刑,其余党政干部按时作为公务员退休,除非确有刑事指控,一般都不判罪。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1969届联邦总理、《时代周刊》主笔施密特(也是西方为中共现政权歌功颂德最卖力者)曾经是纳粹少尉军官,德国著名色情业大老、企业女强人贝阿特。乌泽女士曾经是纳粹空军女飞行员,德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尔。格拉斯曾经是纳粹冲锋队员,(并在美军登记处登记);奥地利交响乐指挥家卡拉扬也是纳粹军官,他们都没有被追究,战后都发挥了个人的特长,服务于社会。中国人熟悉的“南京辛德勒”--约翰。拉贝是纳粹党在中国的地区党部负责人,曾经救助了数以万计的中国难民免于日寇虐杀。战后他因纳粹党驻外地方负责人的身份未能获准出席对日军战犯的审判作证,但在“去纳粹化”的过程中,毕竟也没有受到刑事处分。只是失业和穷困潦倒,并得到了南京人民的资助和关切。如果他(她)们生活在东德,或生活在中国,必定会在劳改营中九死一生。
   
   中国共产党违背了他们在《约法八章》中宣示的承诺,其中第5条宣告,除了国民党高级战犯以外的军政人员,只要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一律不加逮捕,不加侮辱。然而在取得政权以后,对前军政人员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处罚。除了少数具有宣传作用的人物,(原地位较高,又善于表演顺从和歌颂党政领导)被选为共产党 “宽大为怀”榜样的花瓶,例如末代皇帝溥仪、前国民党军统中将总务处长沈醉和前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宋希濂等,其他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遭到杀(死刑)、关(关押、劳改)、管(不入监狱留在社会上严格限制人身自由)各种惩处。跟西方国家的战后处理方式相反,1949年被毛泽东点名的43名战犯,翁文灏、卫立煌和李宗仁投诚赴京,成为统战对象,其余皆逃逸台湾或海外,除了一人(杜聿明)战场被俘,关押了11年,获得特赦,也成为统战对象,均未遭受共产党的惩罚,而几乎所有留在大陆、并无战争决策权力的中下层军政人员全部受到了残酷惩罚。例如中共党史专家王年一的姐姐王年芳在大学时代曾因家贫申请为三青团做过抄写工作,赚取生活费。后来成为方言学专家和教师,一直因历史问题被整肃,文革中上吊自杀。
   
   毛泽东的狡辩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中有一篇关于镇反的批示《正确解释对旧人员包下来的政策》(第156页),他狡辩说:(约法八章)说过“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当予分别录用。”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从来也没有说过可以把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包下来。现在审查旧人员(还有新知识份子),就是要将那些混入军事系统和政府系统(包括公营工矿)中的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清理出来,分别加以惩办或淘汰。……所谓有严重的反动行为,包括恶霸,匪首,惯匪,特务,欺压过许多人的行政官吏(这些人多属国民党及三青团的重要分子),反动的军官以及反动会道门的头子等。
   
   这段辩辞非常狡猾。他故意略去了该第五条中上半段中的内容,其中明确宣布,“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员警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也就是说,照此逻辑,从中央的政府高官到基层的保甲人员,不抵抗、不破坏,都可以不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可以不予俘虏,不予逮捕,不予侮辱。一般人理解都会以为持枪反抗和阴谋破坏就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了。可是批示又说,其中有恶霸惯匪特务官吏军官和会道门头子。退一步说,这类人中确有坏人,也应当依靠法治,即“民不举,官不究”。而不应当由党政发动群众,以运动的方式来惩治。在运动中谁能说明,什么是恶霸,匪首、惯匪、反动官吏和反动军官?具体界线到那里去问责?这里正是毛泽东埋下的“历史反革命”的伏笔。毛泽东的狡辩完全是表面文章。实际上从镇反到肃反,从中央到基层,掌握的政策是追究所有国民党中央、省、市、县、乡、保党政军各级人员,除了极少数统战人物,几乎一律逮捕,一律侮辱。分别判刑,处死、劳改、监禁、管制。阅读许多平反“历史反革命”的判决书、平反证明,可以发现,当时即使没有任何劣迹,也要从口供中挖掘出莫须有的“劣迹”,予以判决。即使判刑10年8年,刑满也不得返城回家,只准留场就业,俗称“二劳改”。县团级以上的直到1975年,也就是最高年限几乎关押了将近25年以后,才予以释放。国际上最高有期徒刑的年限就是25年,再重的刑罚就是终身监禁和死刑了。
   
   暴力嗜杀
   
   从《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中的镇反批示来看,建国后,毛泽东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杀人欲狂。当时并没有发生突然严峻的反抗和杀害革命干部的风潮,而是毛泽东在期待杀人的时机。等到抗美援朝开始时,终于觉得时机成熟,可以开始大规模杀人了。他甚至情不自禁地把杀人描写成“比下一场透雨还要痛快”。他不是因为出现大规模的暴力反抗行为而处死人犯,而是为了“发动群众”。运动开始后1951年3月才发生了一起出身地主家庭的共产党员宣传副科长王聚民因家人被斗争而行凶刺杀山东省军区政治部领导人然后自杀的恶性事件。共产党挑动暴力斗争,出现暴力报复是顺理成章的逻辑。1965年也发生过知识青年杨国庆砍伤东德外交官夫人的涉外刑事案件,究其原因实乃毛泽东推行灭绝人性的阶级路线,过度强调家庭出身所致。杨出身黑五类家庭,升学、就业走投无路,终于铤而走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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