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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下令活埋东北抗日青年


   
   
   
   转载的这篇文章原名是《写王实味——贺龙下令杀的/ 戴晴》。但我对文中讲到的八路军某部贺龙下令活埋东北抗日青年这一段印象特别深。因家父当年响应蒋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历经九死一生,回到祖国参加反法西斯抗日战争。后成为罪名,经受多年苦难。

   我以为挺冤的,心想抗战结束父亲就离开了部队,没参加党派之争,干嘛被整呢?
   
   却没想到,戴晴这篇文章提到的这批东北学生更冤,他们想南下参加三清团抗日,却连这个权利都被剥夺,被八路军贺龙部活埋了!
   
   写王实味——贺龙下令杀的/ 戴晴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4月10日 转载)
   
    (一)
   
    王实味这名字,1980年代之前,估计凡在“新中国”念过书,而且——用如今的话说:“被看社论”和“被听报告”的百姓,都模模糊糊有个钦定顶级恶人的大概印像。如若碰巧有1935-1947年“奔赴”延安,或者在此后的日子里被“延安过来人”修理过的(比如沈从文遭遇丁玲),“王实味”三字,差不多已成脑海中抹不掉的现世蛇蝎(“叛徒、特务、托派、反党集团成员”)。
   
    我属于第一类。我的继父唐海属于第二类。我母亲属于第三类。
   
    读者也许看过我在《四个父亲》里边写的那一段:
   
    因为从事的工作属超级机密……父亲的名字和事情绝对不许提。妈妈严格遵守这一规定,包括她自己在文革中被当做“叛徒”揪斗——直到1980年代中。一天,听别人转告,有人在高级党校作了个关于“第三国际军事情报”的报告,她慌不迭打电话给我——“爸爸的事让说了……。”她装做很平静,可是我感觉得出……父亲牺牲40年,她已将近70岁!
   
    后来,不知道怎么打听到,她得知有人在编一部《烈士传》,于是起念,希望父亲的名字能够列进去。我不知这想头折磨了她有多久,我只以不闻不问来泄她的气。那年,李克农、叶剑英都已不在世,怎么办……她最后还是下了决心,给父亲尚在的显赫老友写信: 聂荣臻,邓颖超,还有谁谁,希望他们就入《传》这事,为父亲的身份做个证明。信发出去了,她等著,一周、两周,一月、两月……没有回音。信不会收不到,她寄的是挂号。或许人家太忙?不会——他们不但都已离休,却都保留著自己一应俱全的“办公室”。忘记了?也不大可能。因为,除了老年人其实有更清晰的早年记忆这一般规律而外,邓颖超1970年代末在一瞥间即将我认出,脱口说的是:“和大璋当年一模一样。”
   
    事情明摆著,他们不回答,是因为不愿或者不屑回答——虽然妈妈在信里既没有要求房子,也不曾恳请安置子女;我那时也还没有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这类帽子。她希望最后能为亡夫作点什么。她心目中的他的“老友”到了儿也没有睬她。
   
    老友不睬,后人出场吧。不费吹灰之力,我就打听到,编《烈士传》的是曾任中央台副总编的前右派温济泽。温老当时已退休,正怀著相当不时髦的情愫认真地缅怀先烈。他跑到胡乔木、或许还有临终的李维汉那里,自荐担任《革命烈士传》主编,而且明确宣称“传主不限于共产党”。
   
    我感到有共同语言,就径直敲门,报出父亲履历与牺牲。他当即表示绝对没有问题——可能读过几篇我的报道,就放下主旨聊起天来。他认为《烈士传》一人仅收几百字太单薄,他手上累积了多少生动、“有教育意义”的材料啊,而且,以此打底的月刊《中华英烈》也批下来了。
   
    “你手头事情多么?”他切切地问,“过来一起干,给我当执行主编。”我忙不迭推辞——父亲能入传,此行目的已达,一心想著喝完茶即告辞回家禀告母亲交差。
   
    就在这时候,他说起王实味。说起这潢川汉子张扬的才具、暴烈的脾气,还有当年笼罩在他们这些“奔赴革命圣地”之读书人头上浓郁得化不开的、与理想纠结在一起新体验,一种与抗战热情原本相抵、但转瞬间又能转化为相砥砺的诡异的恐惧——“那次大会,我是现场记录。《斗争日记》是我写的……”。
   
    我感到自己咚咚的心跳。或许,我们——“共和国螺丝钉”们,终于能知道历史原本而非浇铸或者车镟出来的结论。我放出手段,诱他多谈再多谈,原来就在不久前,他还联系上了几近湮没的王实味发妻:1920年代北大学生党员刘莹……。
   
    我不再玩花招,直接问他是不是打算写。“当然。只不过……年纪大了、手头还有……”。我说那就由我来写?温老就是温老,温厚慷慨,几乎没怎么犹豫就同意了:他愿意把所有线索交给我,包括介绍钢铁学院研究者宋金寿。条件么?我帮他编《中华英烈》。“没问题。”我说,随即抄下刘莹湖北襄樊的地址。
   
   
    (二)
   
    开始收集资料并且采访当事人。那是在1986年夏,这我记得很清楚,因为王小嘉刚考上北大,说好了玩北戴河犒劳犒劳。没成想,王实味的妻子、儿女一下子就联系上了。我说:怎么样,闺女……她说,当然,你走吧,去湖北!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篇不过两万多字的故事,最大遗憾,是作者学力不够。比方说,我未能抓住王实味案件里边最要害之处——他那篇重头点题文字《政治家 艺术家》,居然没有引用。还有,李维汉、胡乔木、凯丰、周兴……一干人的秉性作为没在这里展开;至于这位大才子匆匆“奔赴”,实际上是带著女学生情人的——我当时已有线索,惟想到一无所知的刘莹,实在不忍伤她啊,就一个字没露(可气的是,没多久河南一家晚报就登出了)。好在本人不过一介“客串写作的前工科生”,责任所在也就是“讲好故事”(标准当然是不瞎编,还要引人入胜),至于故事讲过之后的理论分析与制度性创议,就看各路高手的啦。
   
    采访,应该说十分顺利。1980年代中啊!从毛时代走过来的共产党们,还沉浸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卸下历史包袱,轻装再创未来”那样的气氛中——王实味案是党必须记取的深刻教训,似乎不言而喻。于是,这场噩梦,由“过来人”谈出,更多的是感慨而没什么出于纪律与防范的自我噤声。连安全部——这个到了90年代以后能把所有人或吓成呆傻、或驯成油条的维稳重镇——也取这样姿态。我不但得以进入他们大院,采访一个接一个重要当事人,到后来他们(联手公安部)反过来从我这里取证最后平反王实味案的时候,不但态度开朗和气,还把傅大庆称作“本部老前辈”。特别是凌云。他思路清晰、语言简洁,无官腔,特科干员本色不时闪见——万万没有想到如此精明老到的先驱,最后会“折”在俞强生案子上。
   
    王实味案,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在当年是毛、康用过之后,抛给公安“擦屁股”的——恰如50年代胡风的“反党集团”和今天艾未未从“特立独行”到抛给税警。周兴和凌云的当年部下,也即接过案子之后负刑讯、押送、看守之责的人,到我采访的时候,有的是前参赞、有的是前局长……他们谈得很自由,甚至相当动情。我居然查到最后举刀行刑那小子的下落:在四川某市干老本行,也是什么“长”了。讲王实味的故事,当然也会聊起当时环境与价值取舍,特别他们曾经亲历而终生难忘的情景——坑杀前往南方抗日的东北青年那档子事,就是谈王实味之余他们对我说的。
   
    刚动笔,《文汇月刊》(这家刊物当时声誉与今日《炎黄春秋》、《同舟共进》相类,64之后遭关闭)梅朵和萧关鸿他们就知道了,当然是不停地催。那年头,资浅作者如我辈,多长的稿件都是手写。草成的文稿不知怎么被包遵信看到,他什么都没说,即动用他在《读书》和人民出版社的特权,让手下用打字机给我出了一份八开纸的大样。
   
    照理,大样送《文汇月刊》之前,须经温老最后审读把关。虽然怀著尊敬,但王实味的故事,出于他或者我之笔,将很不一样——对此我心里太清楚了。若将大样送他,当年小温定会眉头紧锁,说不定还要“问问乔木同志的意见”。如若落到如此下场,我还不如一开头就不动笔。为难之中,忽然想到温老的邻居,我“学者答问录”采访对像黎澍。他们同属“开明高干”,但黎澍早已自我解放,再不是编《文萃》时候的一线左派。
   
    我将文稿送到黎家,请他在手里压几天再交温老,就说“一直联系不上”。黎澍没问我为什么,连笑一下都没有,我于是飞速寄稿上海。
   
    一周之后,接到温济泽同志几乎气急败坏的电话:“怎么能这样写……这里……那里……”。我说:“您怎么现在才说呀?上海那边昨天就开印啦。”他说,“我刚看到这东西!黎澍说找了我几次:电话没人接,敲门没人应……不可能嘛。”
   
    《文汇月刊》将这篇文章刊出——崩塌、地震都没发生,我也转身忙起了别的,包括编《中华英烈》。不料一段时间之后,一位任职《文艺报》的朋友传过话来:“薛明阿姨很生气。”
   
    我与贺家无怨无仇。1927年南昌起义当口,我的父亲不但为壮贺部之势联络当地枭雄,傅家在临川上顿渡那所九进院子,还给他充当临时指挥所。当然后来我们姐弟从来没有上门套近乎,对他那“一把菜刀”云云更是不敢恭维。处决王实味的命令来自何处,薛明本可以找我谈谈——没准贺帅生前对她耳语过什么——从而使作者得以在新资料的基础上请《文汇月刊》发一段补遗。无奈贵妇当惯了,要搂住脾气也难,于是有了前两周发给上海网友杨兄海鹏的一小段说明。
   
    谢谢惦记。确切故事如下:
   
    因为贺龙是斩首王实味那死地的党政军首长,我在文章中写“最大的可能是他的命令”——还非常体贴地说,政治标签已经由毛贴上,贺龙下令杀的是“坏人”云云。
   
    薛明大怒。她调用了参政(总参政治部)前往调查。他们约谈与调档的能力我是没有办法比的,最后结论是“康生下令”,于是打算以“恶攻”将我送上法庭。
   
    当时有个文坛朋友往来传话。我说“有了确切结果真好。贺龙下令与康生下令,从我写这个故事初衷看,没有任何区别。你们要法办作者,随便。但我余下的生命里边一件大事,就是调查贺龙刀下的冤魂——你们都知道他临死时候如何为滥杀而痛悔。”
   
    我当时确切知道的一个案子是:一批东北学生,想要南下参加三青团抗日,在山西路过贺龙防地的时候,抓获他们的贺部得令“全部活埋”。对我讲述这段历史的那个目击者(原部下)说:女学生抱著行刑人的腿,求一条活命,答应当小老婆伺候……最后还是埋了。我对中间传话人说:这事当事人还活著。那批学生失踪,也能从当时报上查出来。贺龙没杀王实味,也没杀别的无辜么——我就从这个故事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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