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平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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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不能救中国

   暴力不能救中国
   姜维平
   6月8日,安达市一家快餐店发生可疑物爆炸案件,造成三名警察受伤。这一信息再次给人们敲响社会面临动荡的警钟,可能许多人还不知道这个黑龙江省的小城市在地图的什么地方,如此偏僻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县级市,也像某些省城一样紧张,它说明社会焦虑症的严重程度,不仅一些亡命之徒倾向于暴力解决问题,而且政府也坚信严打可以立竿见影,现在看来,不是那么回事,首先,当然要严厉谴责各种针对无辜平民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申明“暴力不能救中国”的道理,但是,如不深究产生暴力的根源而简单地以暴制暴,避走政改之路,只会进入死胡同,耽搁社会和平民主转型的良机。
   官媒报道说,记者从黑龙江安达市政府了解到,8日的安达市快餐厅爆炸案的犯罪嫌疑人已被当地警方抓获,此人户籍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其实施爆炸的动机警方正在审讯调查中。但媒体已透露他引爆炸弹的原因是想敲诈快餐店,但我推测不会这么简单。从以往发生的多起暴炸事故看,犯罪分子有各种各样的犯罪动机,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对社会某些人或某些事不满,因为人是群居的,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有思想信念和七情六欲,有些诉求得不到满足,很容易误入困局,因此,耐心细致的温情善诱的思想工作,特别重要,这些人的所在地区的官员肩负着责无旁贷的任务,那就是,在社会矛盾处于萌芽之时,就明察秋毫,立即解决,当施暴者有了犯罪动机,躁动不安之时,就应当及时发现并坚决制止。
   但现在的整个社会有这种高效的机制吗?这一问题的提出,使我想起久远的上个世纪的故事,因为安达市属于东北地区,当年在我的采访范围之内,记得有一次去安达采访,一位姓刘的副市长接待我,我们谈得比较投缘,他坦言说,副市长就是一个副县级干部,没啥实权的,一切都是一把手说了算,他自己的职责是“组织会场,带头鼓掌,喝点小酒,应付上访”。。。。。。由此可以看出地方官场的生态,假如安达的“一把手”人品不错,工作抓得好,老百姓就人心顺,假如相反就会积压和孕育很多社会矛盾,我印象里那时的安达奶业发展正盛,社会也比较安定,没听说动辄暴炸的事。而如今恐怖袭击事件频发,是否与官僚体制的不作为,干部选拔,考核,任免制度的溃败有关。


   首先,官员不是民选的,或者是选举时走了过场,没把老百姓真心拥护者推到执政的地位,而是把一些庸才塞进重要的领导岗位;“公仆”是上级任命的官老爷,只会奉承上级,送点礼,喝点酒,互相吹吹拍拍的,他们不表达底层民众的心声,经常侵害老百姓的利益,而冤民上访或打官司也没效果,久而久之,就累积了岩浆式的地火,而这些火气又被官员所蔑视。当官的想,公检法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我就不理你,反正你进京上访我就抓,你起诉到法院也打不赢,你敢闹事我就镇压,这样一来,冤气得不到渲泄,问题得不到解决,有的良民就铤而走险,要与自己仇恨的人同归于尽,或更有甚者,针对不相识的,不确定的群体进行暴力袭击,其目的是为了引起轰动,也一死百了,就这样良民成了暴民。
   当然,这样讲不是要谅解暴民,不论何种理由,都不应当对无辜的群众施暴,当一个人变成了魔鬼,就彻底地丧失了理性,站到公平正义的对立面,的确应当绳之以法,但是,要想改变和扭转目前这种火药桶遍地的状况,唯一有效的路子,是社会政治和司法体制的大变革,比如,像安达,呼兰等这样的县级市,完全可以一人一票地民选县长,当地的公检法人员应当是无党派的,司法是独立的,官员没条件侵犯老百姓的利益,更没有人利用公权力徇私枉法,也不可能肆无忌惮地贪污受贿,假如冤民有问题,就上法庭,也没有必要上访,相信法官也能公正判决,因为没有一言九鼎的上级笼罩他们,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同时,还有制约法官的法律条文,当事人请客送礼,贿赂法官也没市场。这样一来,社会就进入了良性互动的正常的运营程序了,何乐而不为呢?
   不为的原因主要在于体制豢养的利益集团,由来已久,过于庞大,历年累积的问题太多,已经很难自新,习近平,王歧山打老虎,力度够大的,但他们基于党国的利益,想在维护党的唯一性的基础上,根除腐败和化解社会矛盾,用心良苦,但收效甚微;既便是党内派别公开化,透明化也做不到,这样就难以找到制约官员的力量,而权力的滥用必然孕育仇恨,泯灭了一些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希望,很容使魔鬼钻进人心,而一些暴民的盲动就成了火药桶,随时都会因某一时机和原因伤及平民。而且,由于官员总在小圈里更新,近亲繁殖也使他们没有了工作激情和效率,故对各种暴力行为也少有应对的办法和措施。
   比如,官媒说丢炸弹的呼兰人叫朱某彬,是无业游民,他是敲炸快餐厅而犯罪的,假定这是真的,我想,当地官员如果像对待自己的亲人那样关心他,早一点千方百计地为他找工作,让他事业有成,安居乐业,可能暴民就可能回归成良民,从电视截图看,他很年轻啊,凭什么要为了10万元,以死施暴?你说维族人的一些暴力行为,是海外分裂的敌对势力所为,这个小伙子为了什么?再退一步说,就算他天生是一个暴民,如果呼兰区和安达市的公安局效率高些,官员少喝点酒,多干点实事,就会及早发现他做案的蛛丝马迹,也会先前把他抓获,避免一些伤亡。上个世纪,黑龙江省有杀警察的“呼兰大侠事件”,至今未破案,如今又有这样一个暴徒,也来自呼兰,难道长于喝酒的地方官,不应当三思吗?光自我反省也没用,还得变革干部体制,社会是个大系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行的。总之,不论是罪犯的暴力,还是官方的镇压,都不是好的办法,都不能更好地救中国。救中国唯有学习胡耀邦,“以德治国”为上策。
   2014年6月8日于多伦多。
   自由亚洲电台6月9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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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1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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