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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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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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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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民主化的韩国道路——起诉江泽民

   台湾道路和韩国道路

   近代的民主制度是人类的伟大创造,它起源于西方,向着全世界推广。不可阻挡的全球民主化的潮流具有必然性,但实现民主化的道路具有多样性。在东亚,台湾的民主化是元首启动,而韩国的民主化又是起诉元首。二者均具有示范效应。

   台湾和韩国的民主化经历了不同的道路,又具有相同的条件。第一,经济发展快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韩国同为蓬勃向上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发展呼唤民主政治,这是充足条件。第二,公民运动兴起。社会上层的民主变革,建立在广泛的公民运动的基础之上,这是必要条件。

   现在的中国,也已具备这样两个条件。千年专制转向民主制度此其时矣!

   国民党统治大陆时,专制腐朽;败退台湾,却绝处逢生。转变发生在蒋经国时代。蒋经国原是特务头子,又继承了乃父独裁者蒋介石的衣钵,本可当太平天子。由于他看清了“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随之自己跟着变,制造白色恐怖的魔鬼竟变为开拓民主政治的天使。一九八七年,他厉行“政治革新”,宣布解除实行了三十八年的戒严令,开放报禁、党禁,选举民意代表,终结“万年国会”。台湾的民主化,蒋经国的决心和作为是第一推动力。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习近平集党、政、军、深改、国安五大权于一身,有人说搞独裁很容易,我说当蒋经国也很容易,存乎一心,在于一念。习近平声称“老虎、苍蝇一起打”。不由得使人想起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大厦将倾时,蒋经国发起的“打虎运动”。“打虎运动”以失败告终,国民党丢掉了大陆江山。习近平承认,如今共产党的腐败已超过一九四八年的国民党。打虎再加打苍蝇,能否保住共产党的江山?蒋经国一定思考过“打虎运动”失败的教训,转而来一个“开禁运动”,这一次成功了。“打虎”不过是专制惩恶,“开禁”才是民主兴国。蒋经国选择走民主化的道路,不仅挽救了风雨飘摇的台湾,也使本人青史留名。习近平何不一试?

   台湾和韩国的民主化,有相同的条件,也有不同的条件。从他们的相同条件来说,中国也到时候了,选择走民主化的道路,具有可能性;从他们的不同条件来说,中国更接近于韩国,选择走民主化的韩国道路,具有现实性。

   韩国的民主化始于起诉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

   一九四八年,大韩民国军政府颁布了宪法。但宪法并没有得以实施,徒有宪法而无宪政,相继出了三个独裁者: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限制公民自由,镇压不同政见。

   人民要维权,政府要维稳,这是专制政治的基本矛盾。维权是人民针对政府,维稳是政府针对人民,两者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不断爆发群体事件。突出的事件有如下几桩。

   一九四八年,为反对李承晚进行南方单独选举,爆发了济州岛人民“四•三”起义和丽水、顺天的军队起义。

   一九六〇年四月十九日,汉城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起义,导致李承晚下台。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一九六三年,朴正熙参加总统竞选,因支持率不高,三月十六日悍然宣布延长军政时期四年。汉城等地爆发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表示反对。

   一九七九年十月六日,朴正熙任总统期间,在釜山发生反独裁、要民主的示威游行,并迅速扩及马山。政府宣布戒严,军队与示威群众之间发生武力冲突。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六日,朴正熙被中央情报部长金载圭刺杀。随后崔圭夏出任代总统,宣布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实施戒严。戒严期间对各政府机关、重要团体和新闻机构进行军管,禁止国会以外的任何政治活动,禁止各种罢工、游行示威,学校停课,实行宵禁。但另一方面,工人及学生进行民主抗争、冲破禁令的游行示威,一浪接一浪,席卷全国。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汉城,一百四十多名异议人士因要求民主而被逮捕、拷打。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陆军保安司令全斗焕发动军事政变,乱中夺权,随即发布“非常戒严令”,逮捕反对党人士和示威群众。一九八〇年四月中旬爆发工人及学生示威浪潮。五月上旬,示威浪潮扩大,要求全斗焕下台,撤销戒严令。五月十五日,汉城五万人示威。十六日,光州三万人示威。十七日全斗焕扩大戒严令,禁止一切政治活动,禁止召开国会,禁止批评国家元首,并查封大学,拘捕金大中、金泳三等民主人士。五月十八日,光州人民顶风抗争,继续示威。全斗焕派军队进行武力镇压,伞兵尚未着地即自半空中持自动武器向地面扫射,几十人当场死亡。十九日封锁光州,军队大规模施暴。从二十日开始,二十万市民奋起抗争,成立“光州民众民主抗争领导部”,夺取军人的武器,占领了全罗南道厅(相当于省政府)。直到二十八日,军人开着坦克进入光州,疯狂屠杀人民,几千人被逮捕,金大中被判死刑。这一震惊世界的光州事件,造成三百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

   全斗焕踏着光州人民的血迹,爬上了总统的宝座。光州事件被定性为“暴乱”,参与者被诬为“暴徒”,政府禁制一切对光州事件的舆论和出版物。每当总统或官员从汉城到光州访问,死难者家属都被监视或软禁在家中。

   死者家属和受伤者组成了民间团体,要求“查明真相”、“惩罚责任者”、“赔偿受害者”。每年五月十八日,这些民间团体不顾政府的镇压,坚持举行悼念和抗议活动。

   一九八七年,全斗焕的继承人卢泰愚(曾参与镇压光州事件)迫于国内民主运动的压力和申办汉城奥运会的承诺,写公开信致受害者家属,勉强承认“光州事件应被视为民主化过程的一部分”。但民间团体提出的“查明真相”、“惩罚责任者”、“赔偿受害者”三项要求,一项也没有落实。直到一九九三年,民主人士金泳三当政,才把全斗焕的军事政变以及作为延伸的光州事件定性为“军人叛乱”和“内乱事件”。一九九四年春,全国主要的民间团体,共同组成“追究五一八真相暨传承光州抗争精神国民委员会”。五月,光州事件受害者郑东年等六百十六人向法院提出为了韩国的民主化,对全斗焕和当时的主要军人共三十五名进行起诉,展开法律行动。

   一九九五年,总统金泳三指令制订“五•一八特别法”,并成立特别侦察本部。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全斗焕、卢泰愚等被提起公诉。经过法庭辩论,反复较量,八月二十六日,首尔地方法院确认他们的“率军队叛乱和发动内乱罪”及“以内乱为目的的杀人罪”。全斗焕因“叛乱、内乱首恶罪”被判死刑,卢泰愚因“叛乱、内乱主要任务从事罪”被判监禁二十二年六个月。至此,光州事件在法律上获得彻底平反。全斗焕、卢泰愚向高等法院上诉。十二月十六日,全斗焕改判无期徒刑,卢泰愚被判入狱十七年。

   光州事件平反后,五月十八日被定为韩国的国家节日,而光州成了人权和自由的圣地。每年五月十八日,光州举行国际人权、民主、自由讨论会,同时进行圣地巡礼(墓地参拜)等活动。光州事件成为永垂青史的壮举。

   起诉前国家元首全斗焕、卢泰愚不仅是平反光州事件所必需,从此改变了历史,韩国走上民主化的坦途,没有暴乱,没有政变,没有大规模的群体事件。韩国开创了一个先例,在法庭上实现社会转型,这是比议会政治、更比街头政治远为平稳的过渡。韩国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在国际舞台上是成功的典范。

   独裁者也希望发展经济,以为经济繁荣可以巩固专制统治。社会的发展自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经济的现代化必然催生政治的民主化。结果,事实走向独裁者愿望的反面,经济发展成了埋葬专制政治的坟场。

   李承晚的方针是“先统一,后建设”,直到五十年代末,经济衰退,民生雕敝。六十年代,朴正熙改变方针,实行“先建设,后统一”,启用经济专家,制订五年计划,开展新乡村运动。以低工资为基础,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取得了成效。一九六二至一九七九年,GDP年增长率平均达9.3%,被称为“汉江奇迹”。

   独裁者全斗焕同样也重视发展经济。他改变了此前以GDP增长为目标的模式,推行低物价、低利率、低汇率以及打击房地产投机等一系列政策,保持物价稳定,争取贸易盈余,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平稳增速。

   在专制制度下发展经济,不能不受政治动荡的冲击,特别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发生贪污腐败。起诉全斗焕、卢泰愚之后,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经济加速发展。二〇〇四年,工业增长率高达10.1%. 二〇〇六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7,600美元。政治民主化,不仅加速了经济,也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从此韩国跻身于发达国家和文明国家之列。

   恩格斯指出,政治权力“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加快速度。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这少数例外就是个别的征服事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三卷第526页,人民出版社)当代国际政治中就有这样两种相反的事例。伊朗前国王巴列维,以专制的手段搞现代化,一时也能奏效,最终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专制的政治权力陷于崩溃。韩国在朴正熙、全斗焕的专制政治权力下,经济起飞,由于按照经济发展的方向而转入民主化,消除了政治权力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了。伊朗人、韩国人都不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却管着他们。

   中国的民主化应以起诉江泽民为始

   江泽民成为党国元首,本来就没有合法性的依据,既不是按共产党的指定接班人培养出来的,更不是循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一九八九年,面临汹涌的人民运动,军委主席邓小平调兵遣将,勤王京师。在李鹏宣布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干部大会上,杨尚昆说:军队进城不是针对学生的。当时人们以为这是掩饰之词。后来才明白,确实不是针对学生的,而是针对赵紫阳的。兵临城中,发动军事政变,夺了总书记赵紫阳的权。老人帮慌忙之中乱点鸳鸯谱,点了江泽民。江泽民本人,应召进京时,还以为“凶多吉少”。赵紫阳下台,江泽民上台,才发生“六四”血案。《李鹏日记》1989年6月3日记载:“小平同志批淮了今晚的清场方案。江泽民同志在警卫大楼四楼上,从窗外可以直接看到天安门的动态。” 开枪以后,政变集团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发表《告全国人民书》,《李鹏日记》揭露:“这份文件是江泽民同志主持起草的。”江泽民当然也是制造血案的责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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