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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璐:《斗争十八年》

《斗争十八年》
   司马璐
   
   初版自序
     从一九三五年我参加中共的工作开始、到现在为止,我整整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斗争了十八年!我们这一代的青年,在斗争中成长;也在斗争中继续摸索中国革命的道路。

     中国是不幸的,我们这一代的中国青年尤其不幸,我们都还在应该受基本教育的年龄,都还刚踏进这个社会,我们就被卷入了政治的暴风雨中。我们热情奔放,动机纯良,以一颗悲天悯人的心,寻求改革中国的图案。但是,在一个病得十分沉重的中国社会中,青年在思想上没有正常的出路。于是,一阵风暴,就把我带进了中国共产党。
     这书中所写的,是我个人所遭遇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一整个时代的悲剧,我们这一代多数青年的悲剧。
     这是一篇有血有泪的报告,我控诉,在全世界有良知的人们前面。历史的殷鉴不远,悲剧是不容再演的。
     在共产党人的逻辑上说,整个历史是一篇大谎话。仅仅为了某一个时期的政治目的,他们才搬出一套钦定的伪造的历史。他们把窜改历史,看作是儿戏,毫不引为羞耻。
     一部党的钦定的历史,也要常常经过一变再变——适合一定时期的情况和领袖的需要。奉命写党史的人,都要随时准备以身殉党。何况我这种对党的罪行赤裸裸的暴露,他们自然可以推得一干二净,一句都不认账。他们以为如此就可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但是,比较老一辈的中共党员,或者当日和我共过患难的一批同志,假如他们还侥幸活着,天良并未完全泯灭的话,他们是应该为我这本书中所控诉的一切挺身作证的。
     在本书中,我反复的说,我绝不为这个不合理的旧社会辩护。但是,我要公道的说一句,一个人当在一个比较自由的社会,往往并不觉得自由的可贵,等到连这一点自由也丧失以后,才发现到自由的价值。
     大陆变色以前,许多读书人整天争争吵吵,我看不起你,你看不起我,互争高下。等到共产党人把他们一个个收拾,排成老大、老二、老三……,居然大家也只好服服贴贴。我不能说这是「自由」的错误,而是说,我们任意糟塌自由,不善于运用自由,就无意间做了共产党人的帮凶了。
     没有自由,就不会有社会的进步,自由和进步是分不开的,我深深地如此相信。
     共产党人要绑我们的手足,就要毁灭我们的自由生活,我们要卫护我们的自由,不要糟塌我们的自由,我们要争取扩大和提高我们的自由。
     一九五二年七月七日司马璐序于香港
   
   第一章我是贫苦人家的孩子
     我出生在一九一九年,这一年,正是五四运动。中国掀起了伟大的爱国运动,文化运动与青年运动,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提出「科学」与「民主」,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辛亥革命推倒了满清帝制,可是代之而起的是军阀的统治;这些军阀为了剪灭异己,巩固自己的势力,不惜卖国媚外,换取帝国主义的借款;巴黎和会中,中国虽以战胜国的地位,段祺瑞的媚外政府却同意以山东的全部利益转让给日本帝国主义,全国民气义愤填膺,在北平知识份子的指导下,如火如荼的运动,就像火山一样的爆发。
     当时在广州的护法政府是一个革命性的政府,全国人民也对他们怀着热烈的希望。可惜他们并没有很好的领导这个运动,和这股巨大的革命洪流结合起来,而不久之后,许多留日参加五四运动的国民党人大都热心「从仕」去了。可是这时候,正当俄国革命的初期,列宁正密切注视中国革命的发展,对于中国内部的动乱一点一滴都在加以利用。在打倒了「孔家店」以后,中国旧文化的基础动摇了,「德先生」和「赛先生」都没有能够及时接应得上,而共产主义的毒菌,却在这时侵入了这个悸弱的病体,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他们以革命的外衣,盗取了五四运动的光辉,我们这一代青年的悲剧就这样开始了。
     我出生的地点是江苏苏北泰州的一个大镇——海安。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门前的一条河流和屋后的一座小丘。丘名凤山。穷苦人家的孩子,没有庭院好玩,也进不起学校,爬山和嬉水就成为我们日常的功课了。
     这条河,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运盐河,两岸是苏北鱼米之乡,出产丰富。但是农民却终年过着悲惨的生活,灾难频仍。每当收获的季节过后,农民们首先要把他们的谷物偿付高利贷,壮年男女就丢下家,到上海去帮工打杂。我们眼看着粮食和牲畜一船一船的从这条河流运出我们的家乡,而换来的却是哀鸿遍野、饿殍载道。这些,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最深刻的烙印。
     相传运盐河的两岸,从前都是盐场,我们的家虽然距离海边只有六十华里,但是我们却一直也没有机会到那一带的海边去观光过,有些农民是靠海岸生活的,他们用手车把海鱼和「私盐」运出来,换点布和日用品回去,碰到税警,就被抓去吊打。在我们的家乡,驻扎的税警之多,足以和他的富庶成正比例。而这些税警,他们平日任性纵欲,为非作歹,横行霸道,简直形同匪盗,孩子们都远远的避开他们。
     我们小时候最爱听的是张士诚的故事,元朝末年,他本来是我们家乡的一个「私盐贩子」,愤于虐政,率众起义,他起义的地点就是我们屋后的那座小丘,丘上有忠义堂,为当年张士诚所建。多数的史家都把张士诚写成流寇或「盐匪」,然而在我们这些孩子中间,他的英雄事迹极受我们景仰。每听到生动之处,我们一个个都眉飞色舞,欢欣雀跃。
     我们的家,虽然倚山傍水,可是说不上什么景色,倒是流传在民间的传奇故事和我们整天耳濡日染的一切,直接启发了我们「替天行道」的侠义意识。
     我们三五个一堆,结盟为兄弟,时而在小丘上演习追逐,时而密议入山探访异人得道,至少每个人都不甘株守,想出去创造。在我们小小年纪,我们的家乡已开始动荡了。
     我的父亲是一个诚实的农民,母亲,姐姐一共四个人,我们租来十二亩田地,每年要交二十担租,遇到东主有事,还要再去义务帮工;过年过节,我们总要送点鹅鸭去孝敬。父亲母亲都很勤劳,一有空闲,总去兼做点小买卖补贴家用。我们住的茅屋,几乎是由父亲一手修建的。父亲在我们家乡中,是一个最安份守己的中年人,他从未想到上海「淘金」去,遇事总是让人三分,自己吃亏,回到家里,逢饭吃饭,逢粥吃粥,绝不埋怨自己的命运,我们几乎常笑他连叹口气的勇气都没有。
     一九二七年,那时我九岁了,孙传芳兵败北退,饱掠苏北,接着齐燮元、白宝山部均一路打劫而来,整个苏北被蹂躏不堪,人民呼号无门。
     一天,妈妈一路号哭着回来,我和姐姐急着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始终不肯告诉我们,这一天晚上,父亲没有回家,我们才知道他给兵拉差去了。幸好过了两个多月,他又溜回来,腿上有一块伤,并不是伤于枪弹,而是吃的枪柄。
     父亲回家以后,比从前更沉默了,更不爱说话了,甚至对孩子们的笑容也没有了,起初妈妈总以为他在军队里受了委屈和刺激,也不去过问他。谁知在后来中共黄桥暴动失败以后,苏北到处成立保卫团,厉行清乡,父亲以一次「通匪」的罪名被逮捕,未经审判就执行枪决了。这项消息立刻震惊四乡,所有认识我父亲的人,无不称赞他是一个老实人,一个无用的好人。都说:「冤枉了,冤枉了!」
     以后我们一家三口,就全靠母亲为人织补衣服糊口,母亲个性倔强,富有生命力,父亲遭难后她极悲伤,但并不气绥,虽然这时我已可能帮母亲做些事,但她坚要我读书去,她以最严厉的态度管束我,她一早即起身操作,同时叫醒我,她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女人,感于父亲苦了一辈,最后又死得不明不白,对我的希望非常殷切。她常常偷偷的流泪,但一见到我丢开功课,又声色俱厉起来。
     我就这样算是受了三年的学校教育。
     但是,最大的不幸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我十三岁那年,母亲逝世了!她死得很突然,连交代我和姐姐几句话都没有来得及,在死前半小时她还谈笑自若,勤劳的操作,一倒下就不省人事死去了。
     丧事由叔叔草草料理了事,我和姐姐也住到叔叔家里,叔叔的家境本来也和我们差不多,增加了我们,负担顿感吃力,我的学业当然停止了。我仅住了两个多月,也感到住不下去,决定自己独自出外谋生。
     从此,我开始了流浪生涯。
     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没有了爸妈,离开了叔叔,走向哪里去呢?
     起先,我走到一个比较富有的舅舅家里去,舅母把我看作小叫化子,拿了一点剩饭剩菜给我,我一气走出门来,临走她还叮嘱我:「以后别来了。看你这倒霉的样子,不要把晦气带到我们家里。」
     我于是又找到一位过去的老师,在那里住了三天,他为我洒了一把同情之泪,写了一封信介绍我到一家如皋的杂货店去当学徒,每月的月薪只有一吊钱,约合当时的银洋二毛半,而每天的工作此一个杂役还要苦,扫地、抹桌子,烧饭、洗碗之外,甚至还要我洗老板娘孩子的尿布。店里夜间打牌,我要侍候在侧,倒茶拿烟,等到他们倦了,天已黎明,他们一个个睡觉去,而我又得提着沉重的身子继续第二天的呆板工作。如果稍有一点倦态,鸡毛帚立刻迎头打将过来。有一次我洗碗不慎打破一只饭碗,老板娘把我鞭打得皮开肉裂,最后还罚我在烈炎下跪了两个钟点。
     到了第十八天,我提着我的小包裹,那是我仅有的全部行李,又去见了我的老师,他惊讶的望着我:
     「怎么,你——」
     「我不干了。」我把背包往他身边一摔,似乎在对他生气。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还没有忘记在大人面前「撒娇」呢,好像在当时我敢于「撒娇」的对象只有他。
     「这没有办法呀,吃人家的饭,就得受些乌气……。」我呆呆的站着,老师苦口婆心的对我说。
     他又介绍我转入另一家布店,还照样是学徒。
     我一进门,见到那个肥胖的老板娘,就想起鹅毛帚、鞭子、棍子……。虽然当老师送我进来的时候,她满脸堆着狞笑。布店里多的是木条尺,我怀疑简直好像都是为我而设的。
     老师常有信来,教导我「立身之道」,不外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有时他抄些「孟子」上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之类寄给我,要我常常背诵。至少他的热情,相当感动了我,虽然这家布店的日子并不比那杂货店好挨,但是我终于忍耐过了三个多月。这期间令我最气愤的一件事是:我离开那家杂货店以后,他们问我的老师讨了了八天的饭钱,他们竟说这是「规矩」!
     我不愿再连累我那位好心肠的老师,决定怎样受苦也在这布店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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