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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光返照第八章困境

回光返照 第八章 困境
   第八章 困境
   
   
   一、中共困境

   
   马克思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不光是缘其理论,那时欧洲的社会主义理论多得很,实践社会主义的方式多倾向于改良派或宪章派,甚至是无政府主义。马克思剥夺私人资本和土地公有化的激进革命,不能代表欧美工人运动的主流,也缺乏现实的可能性,巴黎公社也可以视之马克思主义的试验,其失败即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马克思的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的宗旨是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工人阶级政权,但没有实现暴力剥夺的路径,希望统一指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不免流于空谈。恩格斯的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是社会主义政党的松散联盟,以合法斗争为主,内部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三个派别。以改良主义为特征的社会民主党提倡社会民主主义,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拉开了相当距离,被称之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列宁的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是真正的共产党组织,高举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旗帜,实行民主集中制,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列宁主义的武装革命路线。列宁主义是成功的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是失败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列宁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承上启下,列宁主义又发展为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终被苏共断然抛弃,企图回归于列宁主义的改革失败,导致苏维埃政权垮台。斯大林主义也成为失败的列宁主义,当然还可再上溯到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建立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权,毛泽东思想又发展了斯大林主义,毛泽东大跃进的经济改革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践全部失败,毛泽东思想也成为失败的斯大林主义。中共走上了非毛泽东思想化的进程,喘息于一时,但最终的失败已经没有悬念,正加速行进在覆灭的道路上。现在世界上的共产党政权,有哪个能定义为马克思主义呢?朝鲜不是,古巴不是,中国更不是,它们无一是无产阶级政权。但它们又都是共产党政权,权力皆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无不变公有制为一党私有。马克思主义实在是个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只要进入实践阶级,就一定会走入自我否定的陷阱,变质腐烂。马克思说资本主义是自己的掘墓人,资本主义的墓还没有挖掘,共产主义已经把自己埋了大半截了。马克思死了,马克思主义在第一国际解散时就已经完结了,列宁一国式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一死,列宁主义也完结了,斯大林把列宁主义推上斯大林主义的顶峰,只会让它摔进地狱。所以斯大林死后,斯大林主义立马终结,连一个正式的名称都不存在了,苏联又回归于死亡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死了,毛泽东思想三两年就完蛋了,邓小平理论埋葬了它。邓小平死后,就只剩下权贵资本主义垄断着中国,四个坚持仅剩下一个红色寡头专政。于是极左派们又纷纷叫嚷回归毛泽东思想,假如让毛左们重新玩一遍毛泽东思想,一样会走到今天的末路。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怎样折腾,总是一代否定一代,虽然在表面上是一代传承一代,将一大堆矛盾重重的理论堆砌起一面高墙,阻挡自由浪潮冲击。但每一代领袖的理论都会在实践中碰避,使共产党的理论高墙塌成一堆瓦砾。于是自我否定和前后排斥就成为共产党思想理论的逻辑性陷阱,挣扎不出来,形成难以摆脱的困境。在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欧洲,马克思主义早已成为历史垃圾,但是欧洲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实现了,是私有制保护下的“天下为公”,是为全民增进福利的民主制度。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无关。马克思主义的非人道性和反动性就是被欧洲无情抛弃的原因。
   中共在自身壮大过程中,也不断将中国拖入困境,中共的每一次成功也以加深其困境为代价,将各种矛盾积累下来,并形成中国人的历史困境。中国原本的目标是实现国父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用国民革命推翻专制帝制,创建共和。共产党利用国民党容共之机企图变国民革命为共产革命,遂引起国共内战。共产党虽然胜利了,但共产革命的反共和本质也暴露在国人面前,它的一党专政在毛泽东时代将中国人民推向了苦难的深渊。毛泽东的共产革命为共产党挖掘了自我埋葬陷阱。邓小平中止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启动经济改革,企图建立一个共产党专政下的“全民国家”,但还是深陷在井里。一党专政使中国成为红色贵族统治的社会,红色统治阶级以“和谐社会”的名义打压反抗暴政的民众,中国社会比毛泽东时代更为分化。毛时代的中国人政治和思想上高度统一,阶级斗争不过是人为制造的矛盾,党内路线斗争亦是名大于实。邓时代大不相同,社会矛盾表现为民众对中共的对立,别看它现在政权牢固,财大气粗,军队强悍,“五十六朵花”盛开着,自我感觉良好。正如昔日的荣国府元妃省亲时是何等风光,大观园群芳开夜宴闹诗社是何等热闹,谁会料到这是虚假繁荣景象下的盛极而衰,早已困境重重。所谓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历史已经证明了无数次了,今天中国大陆无论是官或商,无不争相往欧美国家转移财产与子女,已经做好了树倒猢狲散的准备。中共王朝是旧时代的异型,是新时代的肿瘤,现在呈现的繁荣仅是执政者的感觉,大多数人对共产王朝缺乏信心,看不出中共有跳出盛衰循环的可能。
   如今常有人鼓吹所谓“中华盛世”,说经济如何好,以经济总量高居世界第二位为证。经济成就固然是盛世的条件,一个穷若朝鲜的国度是谈不上盛世的。但我们必须看到,经济成果都落入少数人囊中,草根阶层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贫富差距急剧扩大,黑恶势力横行,贪官如蝗,犯罪率高企;民族关系紧张,流亡藏人不能返藏,新疆东突问题未能解决;生存环境坏得一塌糊涂,沙尘暴、江河湖海和空气土地严重污染,没有安全的食品;民主改革不见希望,人权状况持续恶化,各种矛盾不断积累加剧。这一切并非多修几条高铁、炒高房价,办一次奥运会,大家欢聚一堂,便能统统解决的。在民主问题、民族问题和环境问题的三大困境中,民主问题是纲,其它问题是目,纲举而目张。可以断言,中共不可能解决民主问题,民主化是一场与以往王朝更替不同的模式,无论统治集团腐败与否,都不可能长久执政,都必需经过自由竞选来获得执政的合法性。胡锦涛政权最初以“胡温新政”的面目赢得一些声望,但胡并没有勇气刷新政治,而是急剧向后退,其控制社会的严密程度超过江泽民时代,高调声明反对多党制、反对三权分立、猛力批判普世价值观,公然与人类文明决裂,不断出动军警镇压少数民族和反抗暴政的民众,就证明他是顽固的共产党徒。中共也不可能解决民族问题,因为它不能消灭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也就不能消除共产宗教与世俗宗教尖锐对立的历史积怨。作为凝聚力的民族宗教将长远地占据西藏和新疆民族的心理中心,共产宗教或儒道文化在这些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始终处于边缘位置,此非人力可为也。环境问题同样无力解决,人口与资源、就业与发展的矛盾压力越来越大,挥霍成性的数千万的党政集团和几百万军队现代化都需要透支环境的经济高速增长来支持。发达国家为缓解环境难题,纷纷将危及本国生态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中国是落后产业接受国,我们的所谓产业升级无非是再把落后产业从沿海地区转移到西部,从城市转移到乡村,使整个国土生态环境一起走向毁灭。三大困境找不到出路,只能用铁腕统治维持现状,将危机延后堆积。中共的国际生存环境也大为不妙,其人权问题始终是绕不过去的障碍,无论它花多少钱,都不能买来国际社会对中共人权恶行的支持。全球一亿人的退党大潮对中国共产党形成的心理冲击,全球华人抗议中共暴行的浪潮对中共国际生存空间的压制,都是中共无力化解的危机。2009年西班牙国家法庭裁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等5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因为人权是全人类的普世权利,不是内政,根据“普遍管辖原则”(universal jurisdiction),无论被告是在何处犯罪,皆允许各国法院审判违反人权的群体灭绝罪罪犯,对被告发出国际逮捕令,非在职国家元首无法获得刑事豁免权。这必然对共产极权统治者形成重大威慑,全球正义之网的形成,是人类最终从法律上战胜共产主义的重大进步。这些标志着后共产主义时代不仅要从思想组织上瓦解中共,还要清算共产主义暴徒的反人类罪行,这比国际社会审判红色高棉领导人更有重要意义。但具有嘲讽意味的是,西班牙是首个与中共政权有引渡条约的欧美国家,“引渡江泽民” 将成为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引渡条约》的第一案,正所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中共政权一切歌功颂德的宣传,一切大国崛起的口号,都是自我感觉良好的梦呓,都是漠视现实的精神自慰和犬儒主义。
   
   二、官僚体制
   
   中共的政权系统是由多级政府构成的,是共产党民主集中制原则下的中央集权体系,国家政治体制表面上以行政系统为骨架,但治理权主要是由党中央控制下的各级地方党政机关执行,是一个垂直的管理体制。民主国家则不同,如英美国家的地方政府一般不承担自上而下的行政功能,各级政府相互独立,国家一级政府只有主权意义的管治权,不得干预下级政府的具体职责,国家主权功能与地方自治权的边界非常清楚。中央集权的官僚制是维系传统中国社会架构的支柱,它是垂直的金字塔形结构。中共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传统的官僚制度中加入党权至上原则,以同样金字塔结构的党组织,以党员官僚建立分级行政体系,政权之上有党权,形成所谓“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政治制度。党政两套系统合二为一,以党权为重心,对自上而下的行政层级实行垂直领导。中共政权是以党员干部为骨架的政教合一体制,党政军经济文化高度集中,凡是带有管理性质的位置,或认为需要管理的事,诸如写诗编小说的作家,宗教神职人员,学校幼儿园教师,也都囊括于党政系统之内,各按行政级别,形成高度组织化的干部集团。共产党要掌握绝对权力,不允许有民间社会,这就需要庞大的干部集团。在江西根据地时,十几万干部和军队中仅红军剧社就有60个。红四方面一部组成西路军西征河西走廊,军中政治机关、妇女儿童、学校、剧团等非战斗人员就占了三分之一。40年代初的延安人口为38000人左右,3万多人是中共中央和边区各机关学校的干部,城区居民仅7000人。上至党中央首长,下至保育院儿童,全部归属于各级组织行政系统,由各部门的干部管理。这些干部完全脱离战场,大部分时间是学习开会,唱歌跳舞演戏,靠贫穷的地方财政与前线缴获或苏联资助乃至贩卖鸦片养活他们。由于是战时体制,政府行政系统的官员并不多,据1943年3月2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迅速进行整编的命令》规定,首府延安县的县干部仅20名,杂务人员6名;10个区共有35名区干部和10名杂务人员,平均4.5人;51个乡共有102名乡干部,无杂务人员,平均2人。其他如志丹、延川、子长、安塞、延长、固临、甘泉等县也是如此。但这是政府编制,绝大多数的干部不在政府机构,而是充实于党领导下的各种行政事业机构之内,如各类学校和文化团体统一归党管理,不属于政府序列。这部分人是只能扩充不能精减的。那么多投奔延安的人,都是进入党的各类机构之中,不是加入边区各级政府。边区政府不是权力中心,更非政治中心,其职能简单,彻底干预社会的是共产党的管理系统。干部是中共推行政治路线和掌控政权的基本力量,干部队伍越庞大,寄生于体制内的人员就越多,形成荣损相关的各级利益集团,他们会主动维持集权体制,做大统治集团,政权就更加稳固。除非财政无力维持时,才考虑精减党政机构,形势一好转,干部集团就会在充足营养滋润下加倍壮大。延安为何在艰难困苦时期包养那么多干部,一是因为体制问题,为了强化党的绝对领导,必须壮大党的队伍;二是以储蓄干部于中央的方式,以备将来夺取全国政权之需。抗战末期,苏联出兵东北,延安立即结束整训学习,派出大批干部前往,而东北还是感觉不够用。大跃进时城市人口激增,党政机构也随之膨胀,紧接着的三年饥荒,国家财政穷困不堪,不得已压缩城市人口,重提“精兵减政”。直到1962年,县一级的机关工作人员多在500人以上,机构庞大,重叠臃肿。党政人员之所以越减越多,就是因为精减是临时性措施,风头一过,立即报复性地反弹,凡是有些门路办法的人,无不以钻入党政机关行政事业单位,以端上铁饭碗为荣。中共将每个人的前途与党的权力挂钩,除了进入党政机关,再无升迁发达之机会。三年大饥荒中一般干部虽然也吃不饱,但不决不会饿死。这些人普遍带有强烈的食利欲望,形成庞大的食利集团,他们不创造社会财富,不为纳税人提供有效的行政服务,却侵吞噬着巨量的社会财富和绝大部分的财政支出。现在中国有几千万在职干部和寄生于行政系统的大批聘用人员,其中包括军队和国企寄生阶层,以及依附于半行政系统的杂务人员、临时工人等,汲取统治集团的剩余利益,他们约占总人口的10%,超过中国之外的全世界财税供养人员的总和。所以,中国政府的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公务开支占财政支出的37%,而美国约为11%,欧洲国家约为6%,日本约为3%。高昂的行政成本其实是党政成本,因为中国人不但要养活庞大的政府机构,还要包养更为庞大的党务系统及所谓的“事业单位”,还要养活半党务行政化的闲杂人员,比如街道居委会干部及其雇佣人员,比如打乒乓球及下象棋之类的专业人员,比如写小说或五毛党一类的帮闲人员,等等等等。中国人养活着世界上最大的食利集团,以致中国政府的民生支出占GDP的比例为世界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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