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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刀斧头帮

中共今昔 第十章 镰刀斧头帮
   第十章 镰刀斧头帮
   
   
   一、文化流氓

   
   我听“美国之音”已有几十年,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事业,要在一片喧嚣声中听清楚外国电台在说什么,非要苦练听觉神经不可。红色恐怖年代,国外对华广播一律划为敌台,偷听敌台一度视为严重罪行。文革后,只剩下美国之音和英国BBC两台受干扰。胡耀邦、赵紫阳短暂执政时期,曾一度停止干扰,算是国内听众的黄金年代。六四时期又恢复干扰。后来自由亚洲电台(RFA)开播,于是又多了一份干扰。中共放下了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共领导人成天往欧美国家跑,不能再以收听敌台的罪名处罚听众。便在干扰技术上大下功夫,更新了干扰方式,过去是连续放杂音,后来由中央电台全面覆盖美英三台各个频率,再混杂敲锣打鼓的高音调器乐合奏,如影随形,不厌其烦,春节也不放假,为其干扰史上最恶劣的时期。在广东,一些地方台在转播香港电视节目时,遇到敏感内容,也是经常中断其信号,强行插入地方台广告,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干扰电台广播在国际上比之于海盗行为,1984年生效的《国际电信公约》第三十五条规定:“所有电台,不论其用途如何,在建立和使用时均不得对其它会员,或对经过认可的私营电信机构,或对其它经正式核准开办无线电业务并按照无线电规则经营的电信机构的无线电业务或通信造成有害干扰。”附件中解释的“广播业务”是:“为供一般公众直接接收而传输的无线电通信业务。这项业务可包括声音传输、电视传输或其它类型的传输。”是不是会员国都应该遵守一般的电信行为准则,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政府与广播机构都应该具备的起码道德水准和职业操守。中共不允许外国在其境内开办广播传媒,却利用西方国家的新闻自由,极力将自己的广播传媒输出到自由国家,同时绝不停止对自由广播的干扰。蛮不讲理,胡搅蛮缠,就是典型的流氓行径,中共政权不受任何国际准则和人类道德约束,流氓政府没有行事底线,维持流氓政权需要政治流氓和文化流氓做骨干力量。
   控制国内媒体和封杀国外信息是中共宣传部门的日常工作,最高机构是中宣部,属于中共的党务系统。限制言论是中宣部的老勾当,这个文化大流氓得意忘形时,甚至连毛泽东的指示也阳奉阴违。毛在发动文革时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原因是天子脚下的北京城,毛竟然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小阎王竟挡了大阎王的道!也活该中宣部倒霉,部长陆定一最先被毛斩于马下,祭了文革的大旗。而今中宣部恶习未改又变本加厉,绕过行政和法律程序,直接整治关注民情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关闭反映民情民意的网站,封锁境外网址,监禁良心记者。中宣部是党务机构,不能参与行政执法,它在整治传媒时,都是通过党务系统打个电话,从不下达红头文件,不留下受害者提起诉讼的证据。以致于北大教授焦国标怒不可遏,强烈呼吁解散中宣部,写了篇文章叫:《讨伐中宣部》,听起来象是吊民伐罪的檄文。中国人要争取言论自由,非要有敢把阎王拉下殿堂的英雄气慨不可。文章说:
   当下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瓶颈是什么?是中宣部(及整个宣传部系统)。当下中国文明发展的绊脚石是什么?是中宣部。当下中国为邪恶势力和腐败分子撑起最大最有力的保护伞的是谁?是中宣部。何以言之?谁都知道中国不是新闻自由太多,而是新闻自由太少,试问是谁把本已少得可怜的新闻自由又来个缺斤短两、横挑竖扣?是中宣部。新闻自由度是一个社会的文明度,西方先哲说,可以没有政府,不可以没有新闻自由。中宣部以新闻自由为敌,连“新闻自由”四字都不许随意使用,这分明是对最起码文明准则的公然践踏。中宣部已经堕落为当下中国最愚昧落后势力的堡垒,在他们弄权得到快乐和贿赂的同时,党和政府的形象、国家的文明进步因此都付出惨重的代价。如果听任其横行不法、擅权祸国下去,不仅它自身将沉沦到阿鼻地狱万劫不复,便是中国改革发展的大业也将被大打折扣,中国的政治文明进程将被大大延迟,我中国几百万人文知识分子亦且颜面扫地。因而我们必须奋不顾身,起而讨伐中宣部。[1]
   中共当然知道新闻自由是公民权利,剥夺人权必受谴责,所以总是说中国政府从不干扰外国广播。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听到有记者质疑中国人权,李部长马上厉声反驳:“中国人权怎么啦?世界上再没有比中国政府更重视自己的人权了,中国现在的人权状况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一剑封喉的流氓功夫博得中共领袖的一片喝彩。咄咄逼人,质问境外记者,也是中共外交官员的惯用手法。外长李肇星以此为杀手锏,每当遇到人权一类的问题,就立即严厉质问和反问记者,以让对方闭口,也省下回答此类问题的麻烦。所以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也是精熟于此道,历届政府发言人都是质问记者的高手。江泽民更是老当益壮,危急时刻亲自上阵,当听到香港记者关于特首是否已钦定了的问话,刹那间好象弹簧顶到了屁股上,从沙发上弹起来,跑到记者面前,张牙舞爪,普通话、广东话与“洋泾浜”英语并用,大声训斥香港记者头脑简单幼稚:“You are too simple, too naive.(你们头脑太简单,太幼稚)”“I am angry!(我很生气)”。又说自己嘴巴如何一流:“你们要知道,美国的华莱士比你们的素质不知高到哪里去,我跟他都谈笑风生。”一个国家元首,置起码的礼貌风度于不顾,一副下三烂嘴脸,活像上海滩的“拆白党”。须知华莱士对江氏的专访,一改他在美国时咄咄逼人的形象,入乡又随俗,由一头迅猛出击的美洲豹变为一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以配合江氏的虚荣心,华莱士的访江表现是一大败笔,美国人多有嘲议。可以说,中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官,没有赢得尊严的元首,全是无赖撒泼的党棍。在公众场合,官员与记者的权利是不一样的,新闻记者有权向政府官员发问,因为这是行使民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但官员却不可以监督媒体,无权对记者指手划脚,否则就是干预新闻自由。国际政治同样要受到新闻的追踪监督,这是言论自由所必须的。记者向总统扔了鞋子,总统不可以脱下鞋子对打,不能有限制新闻自由之嫌。人权大于主权,新闻自由是普世价值,是国际社会之共识,新闻报道没有国界,新闻的监督功能也没有国界限制。中共自以为高高在上,视中国人如猪狗,回答问题是对记者的恩赐,所以才会在国际舞台上大耍流氓手段,摆出一付统治者的架式。中共用尽无赖手段丝毫不觉脸红,正是流氓文化已经正统化的表现。焦国标教授“讨伐”了中宣部,中宣部不仅没有改好,对新闻业的反攻倒算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宣称要向北朝鲜、古巴学习新闻管制。焦国标却连饭碗也丢掉了。
   美国称朝鲜和伊朗是流氓国家,就是因为同这些国家从来不管国际社会的通常准则,与之无理可讲。共产政权的流氓化,流氓文化的正统化或主旋律化,已然为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2010年广州亚运会前夕,广州市公安局公布了购买厨用菜刀等刀具实名登记制度,又发出“禁飞令”,规定气球、风筝、孔明灯和信鸽等空飘物,在亚运期间禁止飞行。这是继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后,又一个高规格的安保措施。共产党的旗帜上是镰刀斧头标志,象征着贫苦农民和工人阶级,却限制工农群众使用厨用刀具,连世界公认象征和平的鸽子也不让飞了,真是荒诞绝伦的逻辑。这也正在说明,一个有着数千万党徒、数百万军警、导弹核武器、坦克机枪一应俱全的中共执政集团,一个杀人无算的政党,竞然恐惧一把切菜刀和一只和平鸽,害怕“两把菜刀闹革命”版的中共式叛乱重演,害怕和平鸽扔下炸弹,怕风筝落到头上,害怕它自称代表的工农阶级奋起反抗。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如此之胆虚可笑的政府了,再也找不到如此与和平无关的体育盛会了。2010召开上海世博会,1.8万户民房与272家企事业单位被强制拆迁,成千上万的人沦为世博难民,被剥夺尊严乃至生命。军警用追踪绑架、秘密监狱、劳教酷刑、精神病院和肉体灭绝等种种手段迫害维权民众,随意盘查市民,搜包验证,让上海充满红色恐气氛,是世博史上最黑暗的一届。世博会本来是展示国家文明成果的盛会,却让中共涂上了血色,成为流氓的盛宴与民众的灾难。《上海骷髅地》一书如实表述了上海世博的阴暗面:“在上海,一群无名小卒遭遇了这个星球上最浩大、最残忍、最邪恶的拆迁史诗革命:中国共产党掌权者以城市改造之名,官商勾结,联手铲除了他们合法的栖身之所;数百万人选择了妥协和沉默。仅有数以千计的无家可归者勇敢地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但他们只能无助地哀号到气断身亡。”2011年的深圳大运会,提前几个月就开展大清查,警察将8万余名外来人员驱赶出深圳市区,这是公然剥夺人权的行为。在中国,任何一场国际盛会,都会成为中共剥夺限制个人自由的机会。
   在中国几千年的皇朝专制中,一直是全民社会。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皆王土王臣,土地臣民构成国家民族,从未将某些群体从法律上天然地列入被镇压阶级。共产王朝不同,你就是工人农民,稍有不慎,也可能被划入敌对阵营,列入坏蛋行列,遭受镇压屠杀。因此,共产党便以反传统为革命需要,以界限极其模糊的定义来进行整肃杀戮。也以思想言论来定罪,让每个人战战兢兢,营造无孔不入的恐怖氛围。这样,革命的外延就可以无限扩大,以革命名义就能任意进行残酷的大迫害大屠杀,发动全民内战,进行党内外大清洗,以阶级斗争来取代社会人际关系乃至家庭关系,重组传统社会为共产体制。通过破旧立新,让朋友师生之间互相斗争,子女揭发父母,妻子与丈夫决裂等等方式,只要符合革命正义原则,就都视为共产主义的善行,来消除民众的耻辱感和罪恶感。以共产主义名义,或者以人民民主专政名义,或者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名义,或者以中华民族名义,可以干尽一切传统意义上的坏事而誉之为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或共产主义事业的正义行为。反传统是政治性的,文化性的,也是产权革命,以消灭人类私有制度和家庭制度为终极目标,以共产主义思想来清洗人们的头脑,灌输共产革命价值观,提升革命者的幸福感。共产党对私有财产的剥夺和民众思想的改造过程,会遇到强烈的抵抗,不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来建立恶人当道(共产党的好人)的镇压系统。因此,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质就是反人类的暴行,但经过改换内容,共产党的理论正义包装也在变化,其颠倒善恶的流氓逻辑依然存在,执政集团通过大肆掠夺国民财富,化公有为权贵集团之私有,甚至不惜使用暴力征地拆迁,都可以视为国家需要。现在的中共毫无实质改变,不过是用“和谐社会”代替了阶级斗争的提法,一年的“维稳”投入竟高达数千亿元,加上数千亿的军费,每年用上万亿元民众的血汗养活着上千万的军警及各类维稳人员,维持中共的执政安全成为全社会的头等大事。在中共把大量国民财富用在提高政权安全系数的同时,却发展到人们对社会生活的每个层面都感受到恐惧,从劣质住房到有毒食品,从生态恶化到未来生计,没一个方面是可以放心的。越来越多的人往国外跑,就是在逃离这个没有一丝安全感和流氓文化充斥的国度。共产文化制造流氓政权,流氓政权营造流氓文化,流氓文化毒害社会,共产社会的黑恶进度便成不可逆转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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