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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集中制

中共今昔 第八章 民主集中制
   第八章 民主集中制
   
   
   一、共党天下

   
   过去中共有一句名言:“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而民谚称之为:“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共产中国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党权体制,人称“党天下”。它掌握着中国大地上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资源。共产党员占总人口的5%,却独霸了整个国家,视国家为一党之私产。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永恒的领导者,支配着这个国家的一切:支配政府、军队和议会,支配法院和监狱,支配一切内外政策,支配国库和银行,支配市场和土地,支配自然资源,支配人力资源,支配一切社会团体,支配着人大代表和村民选举,支配着八个民主党派,支配着教堂寺院和神父喇嘛……一直到支配到老百姓家庭生几个孩子,吃什么饭,去什么地方,说什么话,唱什么歌,看什么戏,读什么书,听什么广播,上什么网页……它是老百姓吃喝穿用的衣食父母,是婚丧嫁娶的主宰,它是中国人的“灶王爷”和“玉皇大帝”,它是救苦救难的“菩萨”,它的理论教科书是中国人的福音读本,它像上帝一样无处不在,时刻接受民众的感恩戴德……它拥有不容置喙的极端权力,否则就是危害国家安全,要受刑事惩处。中国人的命运都在它的掌握之中,顺之者叫做“人民”——昌;逆之者叫做“敌人”——亡!所以它的生日是国家隆重纪念的节日,它编造的党史是每个中国人从小必须熟记和各级考试的内容,它的会议决策也是中国人生活中的头等大事,领导人讲话是全国上下必须学习贯彻的重要文件……中国人近百年的风风雨雨,几十年无数家庭的悲欢离合,数千万乃至上亿人无辜生命的死亡,都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密切相关。
   共产中国虽然挂着“人民”的招牌,却从来不重视人民的权利,无论是财产权利还是政治权利,都被它夺去了。号称是“人民共和”,却是最典型的一党独裁。这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常常表现为“多数的暴政”形式,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就是这种“多数的暴政”。在集体主义方式下,个人的基本权利被“国家”或“人民”强行代表了,共产党既是“国家”又是“人民”。民众权益在遭受侵害时,往往是一个个单独的个体,很容易变为“国家”或“人民”的敌人,成为代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共产党的敌人。一党专政没有分权制衡的抵抗,取消一切民间团体,零散的个人无法结成团体力量,获取救助。但共产党的人民逻辑并不以人数多寡为界定,一个人可以是人民,比如毛泽东;一百万人也可以不是人民,例如土改镇压反中被屠杀的数百万民众。无条件听从共产党的才算作人民,中南海的照壁上赫然写着毛泽东的名言:“为人民服务”,在这里,人民是党的代名词,人民就是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就是为共产党服务。当北京聚集起上百万抗议民众要求人民权利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就断然向民众开枪了。所以法轮功的千万学员,即使超过共产党员的数量,但仍然不是“人民”,而是“人民”的敌人。在特定环境下,为人民服务就是为领袖服务,文革中被毛泽东打倒的敌人,很大一部分人是共产党员。共产党的“人民”概念是与其政治逻辑密切相关的,这就是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导下的行事规则,惟有服从于领袖意志下的共产党才具有“人民”资格。
   民主集中制决定了共产党永远是“人民”,而人民则永远是个人或敌人,没有制度保障的公民权利统统成为冠冕堂皇的空话。正如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狄逊所说:“所有权力,立法、行政和司法,都集中在同样的手里,不管这是一个人的手,还是一些人的手,还是很多人的手,不管是通过继承,通过自我指定,还是通过选举,这样的权力都可以说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专制了。”共产党正是这样,它将各种权力揽于自身,通过自我选举或自我指定完成权力传承。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用“凡权利无保障,权力无分立之社会便无宪法”的声明昭示了现代宪政体制下宪法的核心是“保障人权、限制权力”。这两项原则不可切分,因为对人权的主要威胁来自政府的权力,不制止权力滥用就无法保障人权,人权是由民众的抵抗权实现的。所以人权不是由宪法来保障的,实施宪法若没有保障公民权利和限制政府权力的制度架构,宪法保障就是一堆废话。在中国,“政策是法律的灵魂”,“通过立法程序把集中体现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变成法律法规,成为国家意志,作为全社会必须普遍遵循的行为准则”。这些原则反映出立法的目的是体现国家意志,宪法也就是党的意志的表现方式,同样司法也必须体现党的意志。党权与立法权力与司法职能连在一起,凡重大事项,均由党委审议后再以提案方式交由同级人大或常委会依立法程序制订法律,重大司法案件要由党的政法委审查,提出审判意见。所谓的“国家意志”,实际上就是党的意志或领袖意志的代称,人民的共同意志就是党的意志,党高居国家之上,“党和国家”是中国人最常用的固定词组。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共产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位居一切社会团体之上,享有最高的领导权。在苏联,它居于苏维埃和其他组织之上,领导劳动人民的所有其他组织。在中国当然也居于中央政府和一切机关组织及社会团体之上,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赋予共产党的领导权力,这个权力不是投票产生的,是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的,是用无产阶级专政来保障的,因而它是绝对和不容置疑的超出宪法拘束的权力主体。所以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束缚的专政。中国共产党是以苏联共产党为模板克隆的,在莫斯科的“试管”中诞生,由卢布滋养,凭武装割据壮大,靠严密的组织系统控制党员群众,有一套阶级斗争理论操控民众的头脑。共产革命既是夺取统治权力的过程,也是利用民众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政治运动。在艰难困苦及危机重重的环境下,中共政权形成了党政军社经文等诸元素高度统一和高度集权的合一体,它是马列主义政教合一的党天下体制,它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系统是共产政权的压迫工具,它是一个冷酷的枪杆子政权。
   共产主义从理论到实践,有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扩张过程。1871年巴黎工人举行起义,第一次建立了工人政权的巴黎公社,这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民主政权。公社失败后,马克思总结其失败教训时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思想,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应该有集中的领导,否则党就不能成为统一而坚强的组织,不可能有使各种斗争取得成果的统一行动。恩格斯说:“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胜利以后,你们可以随意对待权威等等,但是,为了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捏在一起,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如果有人向我说,权威和集中是两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加以诅咒的东西,那么我就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要么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要么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1] 巴黎公社仅仅存在了两个月,却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国家形式,那时的马克思还倾向于全世界无产阶级一起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世界,建立全球统一的共产制度,这是极具理想主义的乌托邦设想。直到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国首先胜利的实践成功之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才第一次出现于人类社会。马克思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革命需要集中领导,列宁的共产党政权就更需要集中和权威,限制民主,取消个人自由,创立了民主集制:
   在国际共运史上,列宁首次在1903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集中制”这一概念。他说:“作为党组织的基础的基本思想,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第一个思想,即集中制思想,是从原则上确定了解决所有局部的和细节的组织问题的方法。”这“是唯一的原则性思想,应该贯穿在整个党章中”。“集中制要求中央和党的最遥远、最偏僻的部分之间没有任何壁障”,“中央有直接掌握每一个党员的绝对权力。”
   ……列宁在1905年将“集中制”更改为“民主集中制”。列宁申明,“集中制”有专制主义的集中制、官僚主义的集中制,而俄共所实行的则是民主的“集中制”。1905年12月在俄共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列宁对“民主集中制”之民主特征作了如下说明:“党是根据民主的原则组织起来的。这就是说,党的一切事务由一律平等的全体党员处理或者通过代表处理;并且,党的所有负责人员、所有领导人员、所有领导机构都是选举出来的,是必须向党员作报告的,是可以撤换的。”1906年俄共“四大”所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这就是“民主集中制”从提出到确立的过程。
   尽管列宁称他所提出的“集中制”是“民主”的,但这个“民主集中制”的重点是“集中”,这一贯为列宁所强调。比如,1920年列宁强调,“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列宁还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在党内仍“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2]
   以民主二字包装集中,以民主为表、专制为里的“民主集中制”,便上升为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列宁将他的集中制原则推广到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按俄共(布)为模板规范和复制各国共产党,集中于共产国际旗下。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理论贡献,为通向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开启了一道大门。因为马克思的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和恩格斯的第二国际是协商性机构,不是国际共运的司令部,这种组织形式缺乏统一的战斗布署。列宁用集中制来控制共产国际,形成国际共运指挥中心,领导各国共产党,这需要披上民主的外衣来集中权力。但苏维埃政府毕竟是形式上的共和政制,有委员会作为决策机构,也就必须维持形式上的民主——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体是共和国,这就决定了其国家领导人应由民主选举产生,有任期规定,其权力也要受到限制和监督。因此,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年,苏俄的党政军各有分工,列宁是政治局委员兼人民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托洛茨基为军委主席,负责党务的总书记一职在1922年才设立,由斯大林担任。这表明,此期间苏联党政军的权力并不是高度集中于一人,列宁虽然是公认的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但他的意见却可以被多数反对者所否决,他也只能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予以服从。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他的关于苏德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建议被否决一事,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列宁的意见是正确的,并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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