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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泱潮文集
·不信 上帝是中华民族走向衰微和覆亡的致命病毒
·匡扶者告全球基督徒书 (全文·二图)
·灵本主义宣言
●陳泱潮不朽的宗教文論
·彌勒論——白陽時期全球佛教革新指南(全文)
·人子论——圣灵时代全球基督教革新指南(上/1图)
·强巴(弥勒)佛嘱咐达赖喇嘛书(组图)
●宗教政治学奠基石
·宗教政治學撮要
·對宗教若干重大問題的探究(二版全文/组图)
●【新王道】對東聖神州與赤縣神洲的印證
·當來下生彌勒與紫薇聖人本一人
·當下尋找宗教正確信仰的指南:未來佛與窄門
·陳泱潮癸巳正月初一彌勒誕辰論未來佛定義
●所罗门—弥勒末日自救寶典注释
·所羅門—彌勒末日自救寶典•注釋1、所羅門
·所羅門—彌勒末日自救寶典•注釋2.彌勒(组图)
·注釋3.聖經明確記載耶稣是大卫王转世的十大证据
·注釋4.所罗門王的转世与圣灵有着极为特別的關係
·注釋5.認定彌勒是所羅門王轉世的根據
·注釋6.認定《圣灵福音》传道者是所罗門王转世的根據
·注釋7.新天新地呼召偉大聖徒促進世界宗教的合一
▲圣灵福音
·圣灵福音目录.1
·圣灵福音概说.2
·圣灵福音快镰刀.3
·圣灵福音新开端.4
·圣灵福音锁钥.5
·圣灵福音6·所罗门王转世
·圣灵福音大卫王转世.7
·圣灵福音确认.8
·圣灵福音谁受圣膏.9
·圣灵福音. 转世证据.10
·圣灵福音 再确认.11
·灵福音末期与“人子”.12
·圣灵福音又再确认.13
·圣灵福音感而应.14
·圣灵福音15·新道路
●对《圣灵福音》的再认识
·宗教政治与人权灵本主义/ 郭国汀
·郭国汀:<圣灵福音>确实值得反复精读
·匡扶者的忠告——以【耶稣取代上帝】是基督教走向式微的一个重要原因
·郭国汀先生关于基督教【三位一体】说法来源的介绍
·郭国汀:三位一体论的由来
●应许的显示
·《天药》跋--对〔《圣灵福音》天象图〕的纪实和感悟
·似乎是戴着光冕的发言人……
·《天药》跋——对〔《圣灵福音》天象图〕的纪实和感悟
·《圣经》明文记载耶稣是大卫王转世的10大证据
·末世倒计时一谈关于耶稣复临
·《圣经》关于神的复数恰恰证明了上帝是【唯一真神】
●天垂异像
·天垂异像,旒挂目前给人的启示(图)
·深望法轮功人士暨民运人士珍重之、珍惜之、遵循之!
·关于民运的归宿
·陈泱潮请教科学家:五彩祥光从何来?
·陈泱潮(陈尔晋)何许人也?
·天赐异像与人为造假的照片,根本没有可比性 (16张图)
·陈泱潮故乡宣威出现日晕奇观
●匡扶者告全球基督徒书
·《匡扶者告全球基督徒书》按语与目录(图)
·一、[圣灵妙道](图)
·二、[收割时期四大特征]
·三、[“三位一体”本义]
·四、要注意保护圣灵启迪的真知灼见
·五、大突破带来大转变,迎接新天新地的到来
●圣灵神舟概述
·《圣灵神舟•概述》(6图)
·3张天像图:《窄门真经导读》经上帝核准证据
·陈泱潮(陈尔晋)代笔撰写《圣灵神舟•卷一》时留影2张
·就适时开展“全球呼救祈祷日”活动,致教宗等宗教领袖暨各国首脑敕令(多图)
·圣灵神舟概述目录
·题记Ⅰ:何以称呼“上帝耶和华如来”?
·1、【上帝之道】信条暨【圣灵神舟碑】铭文
·2、《圣灵神舟》总目录(图)
·3、本次地球文明将毁灭于灭世天火而不是大洪水(图)
·4、挪亚方舟是《圣灵神舟》的预表
·5、积极传播《圣灵神舟》,是获得圣灵神舟拯救的前提条件
· 6、《圣经•启示录》的预言和印证(图)
·7、《圣灵神舟》出世时的特殊征兆和背景
·8、上次大洪水毁灭人类时没有宗教
·9、宗教的目的和功用
·10、全宇宙唯一真神 上帝耶和华如来是客观存在
·11、遥闻“七雷”之音 ⑴
·遥闻“七雷”之音⑵
·末日之说绝对不是虚言!
·遥闻七雷之音⑶--对基督教
·遥闻七雷之音⑷--对佛教兼及一贯道(图)
·【全球呼救祈祷日】祷告辞
·弥勒诞辰对全球一贯道信徒的呼召(图)
·遥闻七雷之音⑸--对伊斯兰教
·遥闻七雷之音⑹--对各类非主流宗教
·遥闻七雷之音⑺--对无神论
·12、 “三迷信”是把人的灵魂引向灭亡的宽门大路
·13.坚信《窄门真经》、彻底弃绝“三迷信”
·简谈孔孟之道与《圣经》文化
· 14、再谈积极传播《圣灵神舟》与得救的保障和凭据
· 15、“不再耽延了”!“不再耽延了”!
·16、圣灵神舟就是慈航普渡(图)
·17、一个全新的宗教革命神学思潮即将蓬勃兴起
· 18、《窄门真经》执笔人今生今世的造化和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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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60年文场士风怪现状/资中筠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6月29日 转载)
   
     建国六十年来,军事成就最大。以中国“士”的传统而言,这六十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规模。
   
      中国再一次出现大变局,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最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新政权废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加引号是因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学院,而在中南海。不但“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过去天下士子考科举,需要熟读经书,而不是当朝皇帝的御笔批示。今之“政治学习”需要熟读的不是马恩经典著作,而是领袖言论。

   
      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导致“思想国有化”有透彻的论述,他指出:极权主义宣传摧毁一切道德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对真理的尊重。在这种社会中,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尊重个人等,都将消失 。这一论断已经为事实所证明。这是新的道德沦丧的起源。
   
    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主观因素
   
      达到文化专制的前提是“武化”统治。胜利者挟雷霆万钧、横扫玉宇之势,君临天下,手无寸铁的“秀才”们不由得不为之慑服。但是简单地把一切归之于高压下的恐惧,完全是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导向人格卑下,既不全面,也不公平。深层次的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1.“家国情怀”的延续。中国人,特别是其精英,百年来最深切的感受是民族屈辱,最大的诉求是国家统一、民族兴旺。这一诉求高于个人荣辱。所以,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话,足以使无数男儿热泪盈眶,下决心委身于新政权、追随新领袖,其他的都可以放弃和牺牲。这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
   
    1949年,化学家傅鹰在美国正在犹豫是否回国,读到解放军炮击英国“紫石英号”军舰的消息,他根据以往经验,以为仍将以中国政府道歉了结,没想到新政府对英国态度如此强硬,大受感动,于是决心回国。这种心情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多数知识分子拥护新政权,首先是满足了外抗强权的要求。即使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仍未摆脱寄希望于“明君”的传统。革命领导的个人魅力、传说中的长征英雄事迹,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也足以使没有参加革命的人自卑。另外,新政权开始正处于“其兴也勃”的时期,与溃败前的旧政权成鲜明对比,令人对它能扫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升起无限希望。在这种形势下,个人显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觉间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统并不感到太勉强。
   
      2.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和潮流。当时两大阵营的对立,非此即彼。选择留在大陆等于选择留在一个“阵营”。二战之后,国际知识界左倾也是一种潮流,因此不少知识分子相信“这边”代表未来,急于跟上世界潮流,怕为时代所抛弃,作“向隅而泣的可怜虫”。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多数国家是敌对的关系。政治上的选择与意识形态的“站队”无法分开。思想上有任何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倾向,就有“里通外国”之嫌。国家的敌人与思想的敌人相重合。尽管公开宣布的“政策”有“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的说法,在实践中却难得分开,稍一不慎就落入政治罪人,人人自危,只能兢兢业业接受“改造”。外部“敌人”的存在被统治者充分利用。所以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眼看自己在中上层干部中一贯正确的威信有所动摇,领袖曾布置高级干部学习柳宗元的《敌诫》。用外敌的威胁转移对内政缺失的注意力,用以巩固其权威,是统治者常用的手法,在特定的环境下,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效。
   
      3.知识成为原罪。1949年以前受过高等教育者,多半非工农子弟,伴随着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同而来的是无法摆脱的“原罪”感,“阶级烙印”有如罪犯的金印。“书香门第”不是荣耀而是耻辱,这是对几千年传统的逆反。即使贫寒出身的子弟一旦受了高等教育,也被认为“变质”。除了少数已是“左派”的知识分子外,多数对“马列”理论不熟悉,所以许多饱学之士都有一种自卑感,真心诚意愿意重新学习,用新的理论来审视自己过去的学问。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开始学俄文,却很少人学德文,可见实际目标还是学苏联而不是马恩经典。
   
      4.“颂圣文化”的延续和大发扬。如前所述,“颂圣”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无论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领袖神化、歌颂太平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气候条件下推向极致而很少遇到质疑和抵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论受到怎样的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确对待”,还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延续。后来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则感激涕零,“天王”更加圣明。“文革”之后,还有人发明了“娘打孩子”之说,一切罪责一笔勾销,就此对绝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灾难心安理得地拒绝反思。
   
      以上几点是最初阶段接受“改造”的“自愿”因素。以后,一轮紧似一轮的“阶级斗争”使强制的成分日益增加,但已无退路,衣食住行的厚薄有无,以至婚姻、亲情、友谊的自由一切操之于“组织”,想要“归隐”也无可能。同时又被示以“出路”,只要努力改造,达到“脱胎换骨”,就有希望被接纳。这是一种漫长的修炼过程,或可比作经过炼狱达到天堂之路。有人将之比为“温水煮青蛙”,每次政治运动是一次加温,但又对不同人群有所选择,所谓打击5%,团结大多数,于是人人争相加入那95%,直到“文革”95% 都被“横扫”。
   
      当然每个人的阅历与处境不同,思想轨迹各有差异。每一轮的整人运动裹挟一大批人进一步丧失自我,同时另一些开始怀疑、有所觉醒的人数也在增加。“文革”的狂飙使全民陷入疯狂与愚昧,而混乱失控的局面又无意中提供了某种自由思考的空间,那种达于极致的荒谬反过来唤醒了许多人的理性和良知,心中的“神”一经动摇,人性就从混沌中开始寻找回归之路。这种情况在部分知青中尤为突出,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乱读”了许多“禁书”,无意中大开眼界,吸取了迥异于官方教条的知识营养,成就了新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代文化骨干,有的后来进入高等院校,有的散落民间,成为今之颇有成就的“自由撰稿人”。
   
      以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三十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期被压抑的理性爆发出来,借此冲破牢笼,封闭的国门再一次打开,中国人与百年前的先辈一样,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长期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和权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来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为现实。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幸而长寿的老一代学人,劫后余生,又焕发新的活力,恢复自信,在学术上仍能有所贡献。恢复高考初期入学的青年学子有幸得到这一代老先生的亲炙,在某种程度上,薪火得以传续。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虽然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为1949年以来所仅有,涌现出一批好学深思、勇于探索的中青年学子,如果有机会发展下去,有望继承“五四”的传统,对在新时期重建新文化有所作为。
   
      但是,这场思想解放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不可相提并论。其致命的弱点在于收放仍在“如来佛手心”。掌权者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务,给予一定的鼓励,但不打算作彻底的反思和清算,基本体系不容突破,旧势力的阻力十分顽强,所以在前进中道路迂回曲折——镇压“民主墙”、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人道主义……知识分子仍然动辄得咎,心有余悸,没有安全感。这一轮新的启蒙仍以“武化”手段结束。以此为分界线,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号下,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以在位领导的是非为是非。1992年的“南巡讲话”,挽回了经济倒退,而对政治思想却反其道而行。一方面是毫不放松的思想钳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文化进一步低俗化。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之事仍不断发生,但比前三十年环境已相对宽松,也存在体制外的其他出路,但是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更盛,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
   
      再以前面所列“士”的三点传统来看今之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
      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这些在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别强烈,同时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主流媒体以外的报纸、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前仆后继,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网络对冲破禁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
   
      但是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其原因是现在个人命运不一定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可以“用脚投票”,而且出路与才能成正比。合则留,不合则去。人才国际流动是大势所趋,无可非议。同时,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而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于是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状;今之留学生则是主要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选择回国来发展,大多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成为维护现状的吹鼓手。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少数有所坚守,进行了抗争的,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至于主流文化,一切新老传统的特点中唯有颂圣文化如鱼得水。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经济增长迅速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颂圣”表现为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此举招来网上一片骂声,但是并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感受不到任何压力。那位文化明星依然为主流媒体所追捧,频频以“大师”面貌亮相。实际上这种“颂圣”充斥于媒体乃至日常生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已经麻木,只不过那两位的言论发生于国殇之际,特别引人注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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