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陈泱潮文集
[主页]->[百家争鸣]->[陈泱潮文集]->[新中国60年文场士风怪现状/资中筠]
陈泱潮文集
·时代呼唤德才兼具的领袖,时代呼唤政治道德的回归和升华
·时代呼唤德才兼具的领袖,时代呼唤政治道德的回归和升华
·伪“中国民运之父”魏京生先生批判
·今日中国必须反对两个极端,必须重视政治人物的民主政治道德素养
●陈泱潮(陈尔晋)在若干重大人生十字路口一以贯之的选择(上)
·我的第一个重大人生十字路口的抉择——要不要动笔写出《特权论》?
·我在第二个重大人生十字路口的抉择——要不要组织力量把《特权论》刻印出来?
·我在第三个重大人生十字路口的抉择——邓小平复出,中国有可能和平地进行民主改革,要不要中止发动新疆起义?
·我在第四个重大人生十字路口的选择——挤身官场投靠邓小平,还是为“解民于倒悬”将真理诉诸人民?(图3)
·我的第五个重大人生十字路口的选择——出国创建【民主国际】,还是冒险留在国内促进中国民主化和平变革?
·我在第六个重大人生十字路口的选择——是自顾自立即出逃,还是作为当事人应当以舍己救人精神说明情况,以免中共9号文所针对的一批民运骨干被抓捕坐牢?
●自毁之路耶?成佛之路耶?
·《一个超级傻瓜偃武修文的自毁之路》感言
·水调歌头 题《一个超级傻瓜偃武修文的自毁之路》
·《一个超级傻瓜偃武修文的自毁之路》目录
·陈尔晋(陈泱潮)三次自觉面对被枪毙的无私无畏选择
·传奇性小结:三次公义至上自觉置生死于度外的抉择人不知天知
·成败之间的两个重大选择
●作事谋始者回眸先机的得与失
·陈尔晋孕育《特权论》思想理论诗:雨夜读《赫鲁晓夫主义》一书有感
·陈尔晋1972年形成《特权论》思想立志解冻诗
·陈尔晋1974年决心写出《特权论》言志诗
·陈尔晋1974年写作《特权论》动笔词《浪淘沙》
·毛泽东器重的新疆自治区首任政府主席赛福鼎
·毛泽东的“重臣”赛福鼎在重大历史时刻
·赛福鼎.艾则孜:毛主席永远活在各族人民心中
·中共国和平演变30年《特权论》作者陈尔晋祭
●陈泱潮与中国民主运动
·论时间刻度与历史的公正性
·【当代中共国民主运动】的起源与时段划分
·陈泱潮2009年简略自述(10图)
·陈泱潮、魏京生、哈达、刘晓波、郭泉和中共专制(上)/王宁(图)
·陈泱潮2009年对有神论信仰者简略自述(14图)
·长期以来中国民运两条路线矛盾冲突的反映
·中国体制:党官的罪孽,百姓的痛
·ZT:强烈提议陈泱潮,郭国汀,魏京生,胡平,袁红冰获诺贝尔和平奖
·拾遗:陈泱潮与中国民运队伍的关系
●视死如归,有备无患
·陈泱潮(陈尔晋)墓志铭
◇◇◇◇◇
▲文化卷
●概括与再播种
·国际大有学会章程(草案)导语、背景、理念要点
·国际大有学会章程(草案)导语、背景、理念要点
·征求意见、寻找合作者——中华救世救心大同盟(草创期)章程(草案)
●返璞归真谈妇道
·关于男女分工及相关问题的思考
●2007年迎春曲
·喜读烈雷先生重要文章《从良心救国到智慧救国》
·永遇乐——国际大有学会赋
·念奴娇——谁得势,在乎是否真命
·蝶恋花——1987年8月狱中赠陈圆圆
·陈圆圆,您来也未?
·青春的烦恼又一次降临
·临江仙——英雄爱美人
·浣溪沙——丁亥七夕贺宿友芳龄20华诞
·水调歌头——陈泱潮2007年中秋寄语国人
·复友人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
·为中国自由文化运动首届年会鸣炮
·对中国自由文化运动首届年会的期望
·谈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自觉性
·相兼并容、优势互补是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成功的保障
·论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在新千年深刻影响世界和中国的切入点
●民主社会主义
·回应与献礼——关于民主社嶂饕迥J
·热烈的祝贺与殷切的期盼——陈泱潮致中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观《神韵》有感
·观《神韵》有感1
·2、贺新郎——主題当【尊神为大】
·3.贺新郎
·4.贺新郎——“羔羊婚宴的時候到了”
·5、贺新郎——唐太宗英明过人处
·《唐风提点》(四首)
·反共主力得罪造物主就是在延長中共專制暴政
·观神韵有感
·ZT神韵欧洲巡演圆满结束 各界观众赞美(图)
●人权与文化成就奖提名
·关于提名陈泱潮竞选[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文化成就奖]推荐函
·丁一一:2008第二届中国自由文化奖候选人提名
·雨花:提名中国自由文化奖获奖名单
●奥巴马胜选日感言
·一、奥巴马和美国成功根源的表与里(1张图)
·二、中国应当学习美国成功的表与里
·三、必须创建中国新文化
·奥巴马发表第二次就职演说(全文)
●狱中笔迹
·陈尔晋(陈泱潮)狱中手迹拾遗(3图)
·解《易》学千古之秘
●与独立知识分子的交流
·就信仰问题回应格丘山网友二帖
·关于格丘山与任百棱争执兼及五毛典型特征之我见(2张图)
·希望在否极泰来之中
·《关于格丘山与任百棱争执兼及五毛典型特征之我见》和马上现身的五毛“007”威胁恐怖帖
·答中国留学生问
·有深邃思辨能力的志士仁人应当团结起来
●对枭雄黑道以暴易暴路线的再驳斥
·“中国革命复兴党”到底想要复兴什么?
·正本清源扫荡假冒伪劣所谓“民运领袖”系列文章作者陈泱潮(陈尔晋)简介
●【生命活水】
·中共恐惧[猪瘟]的玄机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新中国60年文场士风怪现状/资中筠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6月29日 转载)
   
     建国六十年来,军事成就最大。以中国“士”的传统而言,这六十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规模。
   
      中国再一次出现大变局,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最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新政权废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加引号是因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学院,而在中南海。不但“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过去天下士子考科举,需要熟读经书,而不是当朝皇帝的御笔批示。今之“政治学习”需要熟读的不是马恩经典著作,而是领袖言论。

   
      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导致“思想国有化”有透彻的论述,他指出:极权主义宣传摧毁一切道德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对真理的尊重。在这种社会中,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尊重个人等,都将消失 。这一论断已经为事实所证明。这是新的道德沦丧的起源。
   
    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主观因素
   
      达到文化专制的前提是“武化”统治。胜利者挟雷霆万钧、横扫玉宇之势,君临天下,手无寸铁的“秀才”们不由得不为之慑服。但是简单地把一切归之于高压下的恐惧,完全是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导向人格卑下,既不全面,也不公平。深层次的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1.“家国情怀”的延续。中国人,特别是其精英,百年来最深切的感受是民族屈辱,最大的诉求是国家统一、民族兴旺。这一诉求高于个人荣辱。所以,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话,足以使无数男儿热泪盈眶,下决心委身于新政权、追随新领袖,其他的都可以放弃和牺牲。这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
   
    1949年,化学家傅鹰在美国正在犹豫是否回国,读到解放军炮击英国“紫石英号”军舰的消息,他根据以往经验,以为仍将以中国政府道歉了结,没想到新政府对英国态度如此强硬,大受感动,于是决心回国。这种心情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多数知识分子拥护新政权,首先是满足了外抗强权的要求。即使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仍未摆脱寄希望于“明君”的传统。革命领导的个人魅力、传说中的长征英雄事迹,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也足以使没有参加革命的人自卑。另外,新政权开始正处于“其兴也勃”的时期,与溃败前的旧政权成鲜明对比,令人对它能扫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升起无限希望。在这种形势下,个人显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觉间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统并不感到太勉强。
   
      2.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和潮流。当时两大阵营的对立,非此即彼。选择留在大陆等于选择留在一个“阵营”。二战之后,国际知识界左倾也是一种潮流,因此不少知识分子相信“这边”代表未来,急于跟上世界潮流,怕为时代所抛弃,作“向隅而泣的可怜虫”。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多数国家是敌对的关系。政治上的选择与意识形态的“站队”无法分开。思想上有任何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倾向,就有“里通外国”之嫌。国家的敌人与思想的敌人相重合。尽管公开宣布的“政策”有“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的说法,在实践中却难得分开,稍一不慎就落入政治罪人,人人自危,只能兢兢业业接受“改造”。外部“敌人”的存在被统治者充分利用。所以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眼看自己在中上层干部中一贯正确的威信有所动摇,领袖曾布置高级干部学习柳宗元的《敌诫》。用外敌的威胁转移对内政缺失的注意力,用以巩固其权威,是统治者常用的手法,在特定的环境下,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效。
   
      3.知识成为原罪。1949年以前受过高等教育者,多半非工农子弟,伴随着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同而来的是无法摆脱的“原罪”感,“阶级烙印”有如罪犯的金印。“书香门第”不是荣耀而是耻辱,这是对几千年传统的逆反。即使贫寒出身的子弟一旦受了高等教育,也被认为“变质”。除了少数已是“左派”的知识分子外,多数对“马列”理论不熟悉,所以许多饱学之士都有一种自卑感,真心诚意愿意重新学习,用新的理论来审视自己过去的学问。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开始学俄文,却很少人学德文,可见实际目标还是学苏联而不是马恩经典。
   
      4.“颂圣文化”的延续和大发扬。如前所述,“颂圣”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无论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领袖神化、歌颂太平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气候条件下推向极致而很少遇到质疑和抵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论受到怎样的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确对待”,还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延续。后来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则感激涕零,“天王”更加圣明。“文革”之后,还有人发明了“娘打孩子”之说,一切罪责一笔勾销,就此对绝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灾难心安理得地拒绝反思。
   
      以上几点是最初阶段接受“改造”的“自愿”因素。以后,一轮紧似一轮的“阶级斗争”使强制的成分日益增加,但已无退路,衣食住行的厚薄有无,以至婚姻、亲情、友谊的自由一切操之于“组织”,想要“归隐”也无可能。同时又被示以“出路”,只要努力改造,达到“脱胎换骨”,就有希望被接纳。这是一种漫长的修炼过程,或可比作经过炼狱达到天堂之路。有人将之比为“温水煮青蛙”,每次政治运动是一次加温,但又对不同人群有所选择,所谓打击5%,团结大多数,于是人人争相加入那95%,直到“文革”95% 都被“横扫”。
   
      当然每个人的阅历与处境不同,思想轨迹各有差异。每一轮的整人运动裹挟一大批人进一步丧失自我,同时另一些开始怀疑、有所觉醒的人数也在增加。“文革”的狂飙使全民陷入疯狂与愚昧,而混乱失控的局面又无意中提供了某种自由思考的空间,那种达于极致的荒谬反过来唤醒了许多人的理性和良知,心中的“神”一经动摇,人性就从混沌中开始寻找回归之路。这种情况在部分知青中尤为突出,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乱读”了许多“禁书”,无意中大开眼界,吸取了迥异于官方教条的知识营养,成就了新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代文化骨干,有的后来进入高等院校,有的散落民间,成为今之颇有成就的“自由撰稿人”。
   
      以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三十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期被压抑的理性爆发出来,借此冲破牢笼,封闭的国门再一次打开,中国人与百年前的先辈一样,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长期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和权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来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为现实。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幸而长寿的老一代学人,劫后余生,又焕发新的活力,恢复自信,在学术上仍能有所贡献。恢复高考初期入学的青年学子有幸得到这一代老先生的亲炙,在某种程度上,薪火得以传续。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虽然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为1949年以来所仅有,涌现出一批好学深思、勇于探索的中青年学子,如果有机会发展下去,有望继承“五四”的传统,对在新时期重建新文化有所作为。
   
      但是,这场思想解放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不可相提并论。其致命的弱点在于收放仍在“如来佛手心”。掌权者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务,给予一定的鼓励,但不打算作彻底的反思和清算,基本体系不容突破,旧势力的阻力十分顽强,所以在前进中道路迂回曲折——镇压“民主墙”、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人道主义……知识分子仍然动辄得咎,心有余悸,没有安全感。这一轮新的启蒙仍以“武化”手段结束。以此为分界线,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号下,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以在位领导的是非为是非。1992年的“南巡讲话”,挽回了经济倒退,而对政治思想却反其道而行。一方面是毫不放松的思想钳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文化进一步低俗化。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之事仍不断发生,但比前三十年环境已相对宽松,也存在体制外的其他出路,但是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更盛,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
   
      再以前面所列“士”的三点传统来看今之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
      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这些在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别强烈,同时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主流媒体以外的报纸、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前仆后继,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网络对冲破禁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
   
      但是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其原因是现在个人命运不一定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可以“用脚投票”,而且出路与才能成正比。合则留,不合则去。人才国际流动是大势所趋,无可非议。同时,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而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于是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状;今之留学生则是主要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选择回国来发展,大多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成为维护现状的吹鼓手。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少数有所坚守,进行了抗争的,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至于主流文化,一切新老传统的特点中唯有颂圣文化如鱼得水。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经济增长迅速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颂圣”表现为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此举招来网上一片骂声,但是并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感受不到任何压力。那位文化明星依然为主流媒体所追捧,频频以“大师”面貌亮相。实际上这种“颂圣”充斥于媒体乃至日常生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已经麻木,只不过那两位的言论发生于国殇之际,特别引人注目而已。

[下一页]
blog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
blog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