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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泱潮文集
·值得習近平訪蘇參考(1张图)
·試問一口一聲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掛在嘴上的左棍們
·專制獨裁的中共國能夠稱得上是社會主義國家嗎?
·後生不敢正視前輩血寫的真理,且橫加抵牾之,尤為可恥!
·10多
·和美利堅合眾國結盟就是和希望結盟!
·天津大爆炸的双重意义(附文2/组图)
·专制独裁暴政的丧钟已经敲响!
●聖君論——真正的紫薇聖人致習近平救世文
·聖君論目录
·1.《聖君論》的發端
·2.聖君是特定土壤氣候和歷史條件的產物
·3.聖君最容易出現的時機:當下人類末期
·4.聖君最容易出現的地方:21世紀殘存的專制獨裁和威權國家
·5.聖君的本
· 聖君和聖人權柄和理論結合,才能拯救中國
·6.聖君的坌邪駱樱?1圖)
·7.成為當今中國大陸聖君的根本性重大標幟
·8.成為當今中國聖君不可或缺的神聖標幟:變無神論信仰為上帝信仰
·9,當今中國大陸聖君卓有成效調整內政外交政策的兩大基本點
·10.面臨新甲午海戰,中國必須加快民主化和平轉型的步伐
·11,當今中國國賊的本质定義、罪惡和特征
·12.開萬世太平的聖君和堅持一黨專制的國賊之異同
·13.中國國賊和中國聖君的結局(旎隁w宿)完全是天上地下
·14.對習近平先生的忠告:天意难违,順天应民第一要
·15.聖君與集中外政治與宗教信仰大成的聖人相生相輔相成的關系
·16.欲建立“開萬世太平”的聖君偉業,必須堅決打破新加坡迷信
·17.當前中國深化經濟改革的核心問題是必須進行第二次土地革命
·ZT紫薇圣人最后大作完成,将要出世了!
●《大變革與新文明》作者自序
·御用學者的三大局限性
·《大變革與新文明》作者自序之一
·《大變革與新文明》作者自序之二
·《大變革與新文明》作者自序之三
·《大變革與新文明》作者自序之四
·《大變革與新文明》作者自序之五
·《大變革與新文明》作者自序之六
·1、山雨欲來,大變在即,中國有為青年的必讀書
·2、【執政黨自行初始化兩黨制】是中共國民主化穩妥地和平轉型的唯一可行之
·3.迷惘的中國徘徊在十字路口:本書是當今中國朝野領袖必讀書
·4. 願習近平先生超越毛鄧,不輸蔣經國,成為開萬世太平的偉大聖君
·5.當政者應當清醒認識和高度重視的兩大問題
·6.“七不講”的反動性及對習近平先生的忠告
·7. 本書深遠的歷史意義:未來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所必依重
·8、大陸民主化是民主臺灣安全的根本保障
·9.本書是美國正確認識中共國國情實際的入門書
·10.鳴謝
·《大變革與新文明》作者自序附文
●大變革與新文明目錄序言類
·紫薇全集文選第一卷《大變革與新文明》目錄
·陳泱潮手書《大變革與新文明》書名
·《大变革与新文明》一书作者的思想精神境界及手迹(1图)
·出版者的話:《大變革與新文明》是造就偉大聖君的救世書
·《大变革与新文明》序言/费良勇(1图)
·《大变革与新文明》序言/李酉潭
·《大變革與新文明》序言/吳崑松
·對《特權論》被完全抹煞的沉[email protected]
·《大變革與新文明》跋/未來民主中國之啓明星
·全民翻印《大變革與新文明》一書之特別授權聲明
·變革之來迅雷不及掩耳(2圖)
·神棍铭/刘因全
·改革紅利官佔盡,民眾渴望大變革!(2圖)
·先知的特
·當前理解和支持習近平比什麽都重要
·毛澤
·致世界著名图书馆书(6图)
●書成紫薇動:2014年元旦獻辭
·核心提示
·目錄
·1、全中國一盤棋,香港問題的根子在中共中央
·2、以尋常抗爭策略行非常抗爭之事:“佔中”必遭暴力鎮壓
·3、沒有堅定明確的思想,就不可能有勇敢堅定的行動
·4、必須認真探究和借鑒1989/6.4天安門廣場血案的經驗教訓
·5、必須明確中共國民主變革的最佳目標、中國政體製度的必然歸宿
·6、天命前定預言1:“聖人能化亂淵源”
·6、2.天命前定預言2:“一人為大世界福”
·6、3.天命前定預言3:《推背圖》第44象
·7、【新五權虛君共和民主憲政】終結【隱性帝制】是偉大的社會進步
·8、【彌勒皆大歡喜新公民運動】特有的政治大智慧
·9、喚醒民眾真覺悟的關鍵:必須客觀地對中國百年歷史進行大反思
·10、《大變革與新文明》是形成中國朝野革命性新思維和共識的瑰寶
·11、習近平中國面臨新甲午海戰等嚴峻的不變不行的內外壓力
·12、民主運動兼顧最高統治者利益最大化是中國民主化和平轉型制勝的不二法門
·13、換位思考、與人為善、愛人如己,就是拯救自己!
·14、中國民主化和平轉型過渡時期必須擁戴習近平實行終身制實君開明集權領導
·15、確立【新五權虛君共和民主憲政】是中國免予四分五裂的惟一正途
·16、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讓愛與和平深深植根于全中國每個人的心田
●中國民運中的梟雄黑道表現
·新梟雄黑道刻意抹煞和掩盖中共国民主革命的理論基礎、指導思想和精神高度
·對徐文立的嚴重
·背離道義原則民運人士一錢不值
·就民运人士能不能背离道义原则答王希哲
·誰是中國最凶惡的宿敵?中國朝野不可不知!
·就克里米亚问题回应不肖毛左
·回應王希哲的謬論《略谈陈尔晋(陈泱潮)骂“毛左” 》
●全球佛教革新指南
·全球佛教革新指南·目錄
·1.佛教有很強的時間觀念和十分明確的責任擔當
·2.红阳时期现在佛释迦牟尼掌教五阶段,至2014年左右結束
·3.已來下生彌勒接班掌教救世救心之理論
·4.1.“如來”就是真空妙有造物主惟一真神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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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60年文场士风怪现状/资中筠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6月29日 转载)
   
     建国六十年来,军事成就最大。以中国“士”的传统而言,这六十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规模。
   
      中国再一次出现大变局,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最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新政权废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加引号是因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学院,而在中南海。不但“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过去天下士子考科举,需要熟读经书,而不是当朝皇帝的御笔批示。今之“政治学习”需要熟读的不是马恩经典著作,而是领袖言论。

   
      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导致“思想国有化”有透彻的论述,他指出:极权主义宣传摧毁一切道德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对真理的尊重。在这种社会中,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尊重个人等,都将消失 。这一论断已经为事实所证明。这是新的道德沦丧的起源。
   
    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主观因素
   
      达到文化专制的前提是“武化”统治。胜利者挟雷霆万钧、横扫玉宇之势,君临天下,手无寸铁的“秀才”们不由得不为之慑服。但是简单地把一切归之于高压下的恐惧,完全是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导向人格卑下,既不全面,也不公平。深层次的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1.“家国情怀”的延续。中国人,特别是其精英,百年来最深切的感受是民族屈辱,最大的诉求是国家统一、民族兴旺。这一诉求高于个人荣辱。所以,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话,足以使无数男儿热泪盈眶,下决心委身于新政权、追随新领袖,其他的都可以放弃和牺牲。这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
   
    1949年,化学家傅鹰在美国正在犹豫是否回国,读到解放军炮击英国“紫石英号”军舰的消息,他根据以往经验,以为仍将以中国政府道歉了结,没想到新政府对英国态度如此强硬,大受感动,于是决心回国。这种心情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多数知识分子拥护新政权,首先是满足了外抗强权的要求。即使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仍未摆脱寄希望于“明君”的传统。革命领导的个人魅力、传说中的长征英雄事迹,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也足以使没有参加革命的人自卑。另外,新政权开始正处于“其兴也勃”的时期,与溃败前的旧政权成鲜明对比,令人对它能扫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升起无限希望。在这种形势下,个人显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觉间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统并不感到太勉强。
   
      2.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和潮流。当时两大阵营的对立,非此即彼。选择留在大陆等于选择留在一个“阵营”。二战之后,国际知识界左倾也是一种潮流,因此不少知识分子相信“这边”代表未来,急于跟上世界潮流,怕为时代所抛弃,作“向隅而泣的可怜虫”。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多数国家是敌对的关系。政治上的选择与意识形态的“站队”无法分开。思想上有任何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倾向,就有“里通外国”之嫌。国家的敌人与思想的敌人相重合。尽管公开宣布的“政策”有“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的说法,在实践中却难得分开,稍一不慎就落入政治罪人,人人自危,只能兢兢业业接受“改造”。外部“敌人”的存在被统治者充分利用。所以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眼看自己在中上层干部中一贯正确的威信有所动摇,领袖曾布置高级干部学习柳宗元的《敌诫》。用外敌的威胁转移对内政缺失的注意力,用以巩固其权威,是统治者常用的手法,在特定的环境下,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效。
   
      3.知识成为原罪。1949年以前受过高等教育者,多半非工农子弟,伴随着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同而来的是无法摆脱的“原罪”感,“阶级烙印”有如罪犯的金印。“书香门第”不是荣耀而是耻辱,这是对几千年传统的逆反。即使贫寒出身的子弟一旦受了高等教育,也被认为“变质”。除了少数已是“左派”的知识分子外,多数对“马列”理论不熟悉,所以许多饱学之士都有一种自卑感,真心诚意愿意重新学习,用新的理论来审视自己过去的学问。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开始学俄文,却很少人学德文,可见实际目标还是学苏联而不是马恩经典。
   
      4.“颂圣文化”的延续和大发扬。如前所述,“颂圣”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无论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领袖神化、歌颂太平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气候条件下推向极致而很少遇到质疑和抵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论受到怎样的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确对待”,还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延续。后来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则感激涕零,“天王”更加圣明。“文革”之后,还有人发明了“娘打孩子”之说,一切罪责一笔勾销,就此对绝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灾难心安理得地拒绝反思。
   
      以上几点是最初阶段接受“改造”的“自愿”因素。以后,一轮紧似一轮的“阶级斗争”使强制的成分日益增加,但已无退路,衣食住行的厚薄有无,以至婚姻、亲情、友谊的自由一切操之于“组织”,想要“归隐”也无可能。同时又被示以“出路”,只要努力改造,达到“脱胎换骨”,就有希望被接纳。这是一种漫长的修炼过程,或可比作经过炼狱达到天堂之路。有人将之比为“温水煮青蛙”,每次政治运动是一次加温,但又对不同人群有所选择,所谓打击5%,团结大多数,于是人人争相加入那95%,直到“文革”95% 都被“横扫”。
   
      当然每个人的阅历与处境不同,思想轨迹各有差异。每一轮的整人运动裹挟一大批人进一步丧失自我,同时另一些开始怀疑、有所觉醒的人数也在增加。“文革”的狂飙使全民陷入疯狂与愚昧,而混乱失控的局面又无意中提供了某种自由思考的空间,那种达于极致的荒谬反过来唤醒了许多人的理性和良知,心中的“神”一经动摇,人性就从混沌中开始寻找回归之路。这种情况在部分知青中尤为突出,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乱读”了许多“禁书”,无意中大开眼界,吸取了迥异于官方教条的知识营养,成就了新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代文化骨干,有的后来进入高等院校,有的散落民间,成为今之颇有成就的“自由撰稿人”。
   
      以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三十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期被压抑的理性爆发出来,借此冲破牢笼,封闭的国门再一次打开,中国人与百年前的先辈一样,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长期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和权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来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为现实。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幸而长寿的老一代学人,劫后余生,又焕发新的活力,恢复自信,在学术上仍能有所贡献。恢复高考初期入学的青年学子有幸得到这一代老先生的亲炙,在某种程度上,薪火得以传续。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虽然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为1949年以来所仅有,涌现出一批好学深思、勇于探索的中青年学子,如果有机会发展下去,有望继承“五四”的传统,对在新时期重建新文化有所作为。
   
      但是,这场思想解放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不可相提并论。其致命的弱点在于收放仍在“如来佛手心”。掌权者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务,给予一定的鼓励,但不打算作彻底的反思和清算,基本体系不容突破,旧势力的阻力十分顽强,所以在前进中道路迂回曲折——镇压“民主墙”、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人道主义……知识分子仍然动辄得咎,心有余悸,没有安全感。这一轮新的启蒙仍以“武化”手段结束。以此为分界线,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号下,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以在位领导的是非为是非。1992年的“南巡讲话”,挽回了经济倒退,而对政治思想却反其道而行。一方面是毫不放松的思想钳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文化进一步低俗化。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之事仍不断发生,但比前三十年环境已相对宽松,也存在体制外的其他出路,但是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更盛,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
   
      再以前面所列“士”的三点传统来看今之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
      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这些在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别强烈,同时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主流媒体以外的报纸、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前仆后继,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网络对冲破禁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
   
      但是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其原因是现在个人命运不一定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可以“用脚投票”,而且出路与才能成正比。合则留,不合则去。人才国际流动是大势所趋,无可非议。同时,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而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于是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状;今之留学生则是主要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选择回国来发展,大多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成为维护现状的吹鼓手。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少数有所坚守,进行了抗争的,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至于主流文化,一切新老传统的特点中唯有颂圣文化如鱼得水。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经济增长迅速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颂圣”表现为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此举招来网上一片骂声,但是并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感受不到任何压力。那位文化明星依然为主流媒体所追捧,频频以“大师”面貌亮相。实际上这种“颂圣”充斥于媒体乃至日常生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已经麻木,只不过那两位的言论发生于国殇之际,特别引人注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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